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非效率投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进而影响企业TFP的提升.本文以2009-2019年中国沪深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结合Huang和Luk (2020)编制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分析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动对企业TFP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使得企业投资决策偏误,造成非效率投资,进而对企业TFP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企业内部控制和政府补贴能有效缓解这种负向影响.进一步将非效率投资区分为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后分析发现,投资过度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主要影响,并且这种非效率投资程度会进一步降低企业TFP.另外,不同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TFP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不同性质企业的影响也存在一定差异.     

人力资本、技术差距与全要素生产率

在运用改进方法对我国省级人力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再测算的基础上,引入地区技术差距变量,实证研究了1996—2016年间我国省级人力资本存量、地区技术差距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地区技术差距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改进、技术进步的作用,存在相互制约、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这是对已有文献研究结论的一个补充。     

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基于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

基于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文章提出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随内部薪酬差距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并以全部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20年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内部薪酬差距与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显著的倒“U”型关系,在倒“U”型曲线拐点到来之前,内部薪酬差距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正向的;而突破了拐点之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将随之下降。产权性质在内部薪酬差距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且在国有企业中对二者的负向调节作用显著。     

微观企业投资效率的度量: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分析

国内学者经常在理论上和实证上探讨宏观经济的投资效率问题,但投资效率对于微观企业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则并不明确。通过追溯公司财务学的Fisher-MM传统,本文认为公司财务学所理解的企业投资行为其实等价于经济学中的生产行为,从而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等价于生产效率或生产率。据此,本文将投资效率划分为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前者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来度量,后者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来度量。基于随机边界生产函数,投资的动态效率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率、技术进步变化率、规模效应变化率和资本配置效率变化率。     

中国地区收入差距、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收敛分析

本文在测算和分析1982—2002年省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基础上进行TFP的收敛检验,并与收入(劳均GDP)的收敛模式做了对比分析。分析表明TFP解释了我国省区收入差距的主要部分;我们应用OLS、PanelData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和DynamicPanelData(一阶差分GMM)方法进行收敛检验,得出的结论是:TFP与收入的收敛模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全国范围内没有绝对收敛,只有条件收敛,但是TFP的收敛速度明显高于收入的收敛速度。三大地区中只有东部地区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而且,我国TFP与收入的收敛模式与世界范围的TFP和收入的收敛模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人力资本构成、生产率差距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中国1987-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构成和生产率差距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高技术人力资本和低技术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都有显著的正效应,其中高技术人力资本的作用更大;两种层次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影响依赖于该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与全国最高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距离,高技术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当生产率差距较小时,高技术人力资本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较大,当生产率差距较大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主要依赖于低技术人力资本的积累.     

全要素生产率、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笔者以1992年～2010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了全要素生产率、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在东部地区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在中、西部则是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FDI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型的关系,东、中部地区的省份大都进入了抛物线的右边部分,而西部地区则多数处于左半部分.     

经营杠杆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结合我国供给侧改革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背景,探讨企业杠杆风险的重要来源——经营杠杆是否及如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研究发现,经营杠杆的增加会显著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拓展性研究表明：(1)增加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企业投资效率,是经营杠杆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作用机制;(2)经营杠杆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仅在企业面临更高的经营风险和调整成本时显著,表明企业自身面临较高的经营风险及调整成本水平,是经营杠杆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条件。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经营杠杆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落实结构化去杠杆,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全要素生产率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要求,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也不断增多。首先介绍了生产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然后介绍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之后说明其在国内外的研究历史及现状。最后作总结及未来研究展望。     

区域差距与中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将COD和S02去除量作为产出,通过Malmquist指数测度1992-2009年中国28个省市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并从不同角度分析区域经济差距对它的影响.我们发现,人均GRP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倒“U”型曲线关系,区域差距缩小带来生产率增长差距的缩小.工业化程度提高导致生产率增长率下降,而外贸依存度和人口密度对其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国没有完全走出粗放增长模式.另外,横向经济区划对于区域经济差距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有一定启发意义.     

ESG表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ESG可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文章以2009-2020年3549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ESG表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ESG表现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基于地区和行业竞争视角结果表明,对于中西部地区、处于高竞争行业的企业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ESG表现通过提高创新水平和降低非效率投资行为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本文首先依托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构建面板数据、资本变量处理、价格指数处理等方面全面规范整理该数据库,并基于OP、LP等方法计算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详细考察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迁;接下来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讨论经济结构转型问题;最后从国有企业改革角度讨论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在2%一6%之间,年均增长3.83%,增速存在较大的波动;(2)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来源更多是企业成长,其增长的空间在不断缩小,亟待依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新的增长模式;(3)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效率差异较大,即使在"抓大放小"和资源倾斜的背景下,国有企业表现还是最差,投资效率比民营企业低43%,国企改革是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可持续性内生增长的关键。     

我国行业间要素配置效率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WIOT2016和ADB—MRIOT构建了我国2000—2020年分行业的投入产出数据,在估算各行业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基础上,考察了我国整体和分行业的要素配置效率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整体要素配置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农、林、牧、渔业的配置效率持续改善,而金融业的配置效率持续降低。资本配置效率下降是导致我国2000—2015年要素配置效率逐渐下降的主因,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我国要素配置效率明显上升但与发达国家及最优配置水平之间仍有一定距离。反事实分析表明,配置效率改善具有较大的生产率效应,我国要素配置效率在达到美国和加拿大要素配置效率水平时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可分别提升28.02%和25.23%,处于最优状况下可提升约37.3%。为优化我国资源配置效率及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应进一步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作用,促进各类人才在市场间自由合理流动,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资本要素在行业间的错配程度;着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大对制造业企业研发的支持力度,扭转制造业行业技术进步增速普遍下滑的趋...     

国企混改、高管薪酬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以2004—2020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区别多数文献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虚拟变量的处理,本文采用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第一大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进行量化。在作用渠道检验中,为了提高对中介效应的检验力和结果的解释性,使用非参数Bootstrapping方法调整估计偏差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多重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引入的非国有资本为民营资本及混改后依然国有控股的样本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的货币性薪酬和股权薪酬激励承担了大部分中介效应,其中货币性薪酬激励的作用更为突出,在使用与基准回归相似的稳健性检验后,中介效应依然显著成立。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高质量发展要求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形成绿色生产方式,正确把握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基于201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显著降低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主要通过限制企业绿色转型实现,这种负向效应在环境风险较高的情况下更为显著;但若公司治理机制运行有效,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将会被抑制。拓展性检验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降低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导致企业粗放生产,进而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上述结论表明,若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和环境保护制度,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可能会对企业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强环境保护制度建设,发挥政府、公众和保险公司的作用,使管理层更注重长期利益,从而促使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产生相对积极的经济后果。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对外直投资相关性研究

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服务业生产率的变动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本文选取中国服务业10个重点领域,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关联性,研究了提高服务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协调发展的相互作用,对进一步提升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质量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