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福利绩效——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强于资源税收型；从中介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推动生态福利绩效提升，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从间接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强。最后，本文从环境规制政策调整、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建议。     

规制研发与绿色创新

随着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绿色创新成为企业技术发展和获取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文章从现有研究不足入手,以环境规制为外生变量,构建了包含生产部门和研发部分的两部门模型,随后利用2000-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系统GMM回归,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主要分为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使用绿色创新技术生产部门的排污量和治污成本明显低于非绿色创新技术时生产部门的排污量和治污成本时,生产部门选择绿色创新技术,此时生产部门、研发部门获得帕累托最优;中国费用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相对较小,投资型环境规制通过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正向作用,"波特假说"在中国成立;研发投入能够有效促进绿色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

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环境规制是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首先，基于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算2005—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绿色转型的衡量指标；其次，引入面板回归模型，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最后，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分别检验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之间存在U型关系，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在2012—2020年、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突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侧重末端治理的投资型环境规制具有遵循成本效应，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而命令型环境规制超过一定门槛后，能够发挥创新补偿效应，诱发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研究可为优化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进而实现经济绿色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工具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将环境规制分为投资型和费用型两类,基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选取2005—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能否有效倒逼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对环境规制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异质性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投资型环境规制能显著驱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而费用型环境规制则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分析表明,分地区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其中,东部地区两类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费用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阻碍作用。     

环境规制与电力碳强度——基于门限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2003—2013年电力碳强度数据,将环境规制细分为费用型环境规制与投资型环境规制,基于门限面板模型分别对其进行门限回归,探究两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电力碳强度的影响,并采用Kernel密度估计法估计环境规制的空间差异性。研究表明: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电力碳强度具有单门限效应,且在不同投资额度范围内呈现正负相反的效应;费用型环境规制对电力碳强度具有双门限效应,且在不同费用额度范围内都是正向效应,但效应强度不同。两种环境规制在空间上都具有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随时间的演变增强。针对实证结果,建议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需要考虑不同环境规制及不同地区间效果的差异性,有所侧重地制定与实施。     

环境规制、制度质量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的现实背景下,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与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制度质量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与门槛机制。研究表明,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存在"不完全规制"现象;制度质量提升不仅直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具体作用强度存在明显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基于制度质量的双重阈值效应且绿色产品创新的制度质量门槛更高,在第一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由抑制转变为促进,而在第二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强度由弱向强转变。在推进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应并举环境规制加强与制度质量提升政策。     

数字经济条件下环境规制工具能否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质增量”

以2013—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面板和门槛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条件变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及各环境规制工具绿色创新激励作用的影响，并对不同规模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型规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命令型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数量提升，而对质量无显著影响，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影响尚不显著；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提升，赋能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与量的激励作用，强化命令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数量的激励作用，抑制公众参与型规制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激励作用，而对命令型规制的绿色创新质量激励作用无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规模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存在差异，大规模企业具有创新战略刚性。     

环境规制对海洋科技创新引致效应研究

基于2006—2015年中国沿海11省份的动态面板数据,通过动态系统GMM和门槛回归评估,从水平时间和垂直强度两个维度分析了沿海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海洋科技创新的作用关系。主要研究结论为:预防型环境规制对海洋科技创新的影响在时间维度上呈现"U"型关系,短期内具有显著负向挤出效应,中长期则正向引致效应显著,与"波特假说"相符;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海洋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短期挤出效应,其中仅对技术含量较低的模仿型技术创新产生中长期正向促进作用,对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型技术创新没有显著中长期影响;预防型环境规制对引致海洋科技创新没有显著门槛效应;控制型环境规制存在显著折线型的门槛效应,表现为对海洋科技创新的引致效应较弱,负向挤出效应明显。     

环境规制二重性：抑制还是促进技术进步

波特假说从动态角度提出,环境规制能产生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与生产率提高,并减少甚至弥补企业的遵循成本。以波特假说为理论依据,基于武汉城市圈2003-2014年面板数据,选取3种不同废弃物规制强度,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定量测度武汉城市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拟合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①武汉城市圈环境规制能够有力推进武汉城市圈经济绿色化发展,促进绿色技术进步,但不同污染物的环境规制效果应有所区别;②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呈现U型关系,说明短期内环境规制产生的遵循成本抑制了企业创新,而从中长期看,环境规则会倒逼企业提升生产率,通过技术创新减少污染物排放。     

环境政策促进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机制、困境与对策——基于创新模式选择视角

本文从环境政策的创新模式选择效应视角剖析了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增速放缓现象的成因及对策。考虑投资型规制、费用型规制、研发补助三类环境政策和外源型、内源型两种创新模式，本文理论阐释并实证检验了“环境政策工具-创新模式选择-GTFP”因果传导关系，发现不同环境政策工具以创新模式选择为中介对GTFP施加动态异质性影响；环境政策工具的内源创新激励效应越强，其对GTFP的短期促进作用越弱、长期促进作用越强。进而考察我国环境政策历史沿革，发现费用型规制强度持续、快速提高所引发的创新模式过度内源化是导致我国GTFP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上述结果揭示，发展单一的内源型创新模式难以实现GTFP平稳增长，即激进的创新驱动无法满足绿色发展的战略诉求。政策启示是设计环境政策空间布局，引导不同地区落实差异化环境政策方案，从而实现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的战略统筹，使GTFP回归平稳增长轨道。     

环境规制二重性:抑制还是促进技术进步——来自武汉城市圈的证据

波特假说从动态角度提出,环境规制能产生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与生产率提高,并减少甚至弥补企业的遵循成本。以波特假说为理论依据,基于武汉城市圈2003-2014年面板数据,选取3种不同废弃物规制强度,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定量测度武汉城市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拟合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1)武汉城市圈环境规制能够有力推进武汉城市圈经济绿色化发展,促进绿色技术进步,但不同污染物的环境规制效果应有所区别;(2)圈内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呈现U型关系,说明短期内环境规制产生的遵循成本抑制了企业创新,而从中长期看,环境规则会倒逼企业提升生产率,通过技术创新减少污染物排放。     

科技金融生态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空间效应——基于东部五大城市群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2011—2020年中国东部沿海五大城市群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变异系数法测度了科技金融生态水平，运用Arc GIS探究了科技金融生态和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分布格局，同时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DSDM）实证检验了科技金融生态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呈现出空间异质性和非均衡性。(2)科技金融生态对本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在高铁时间距离权重下对其邻近城市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了最大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3)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U”形关系；科技金融生态与环境规制形成协同效应，进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     

区域差异视角下环境规制的生态创新效应研究

生态创新作为推动绿色发展和经济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正日益受到重视,环境规制对生态创新影响的机制和条件尚存争议,且地理学视角对该问题的关注较少。运用中国地级市层面的环境规制和生态创新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的区域差异和空间相关性对生态创新的影响及其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的生态创新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明显,而其他地区多表现为抑制或不相关;环境规制的空间相关性对生态创新产生积极作用;环境规制强度和生态创新之间呈现"U"型关系,环境规制、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等因素存在门槛效应,只有跨越这些门槛时,"波特假说"才能成立。     

科技创新、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

论文基于2005—2014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DEA模型对我国生态效率水平进行测算,运用Arc GIS软件对其空间分布情况进行探究。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科技创新、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的区域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且地域性差异很大,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科技创新与生态效率水平之间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产生了负向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地改善地区生态效率,对外开放水平对生态效率的作用并不明显。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遵循成本效应及创新补偿效应的视角,对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进行理论阐释,并以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区、市)为样本,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这一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模仿型技术创新和原创型技术创新的影响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总体呈现出类似V形的关系。此外,环境规制对不同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环境规制对经济发达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而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在以研发投入为机制变量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的作用机理时发现,环境规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总体也呈现类似的V形特征。总体来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遵循成本效应在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中占主导地位,只有当经济发展水平越过一定的门槛后,创新补偿效应才占主导地位。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工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等方法，探究了2005—2020年中国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工业发展的影响，并进行了省域异质性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发展存在空间相关性，环境规制对省域的工业发展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环境规制也可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对工业发展水平产生积极影响。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对工业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环境规制显著影响其工业发展水平；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够推动环境规制对工业发展发挥作用。     

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因:内外部研发与协同创新

聚焦生态文明型的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2006—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环境约束下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利用系统GMM模型对影响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动因进行实证检验,并构建VAR模型探索其长期效果。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自身“累积”效应;国际研发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但高强度环境规制对其有“成本挤出”效应;在短期,内部研发尚未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但环境规制带来的“财税激励”能够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仅高环境规制地区内外部研发能够产生协同效应。     

环境规制、新型城镇化与低碳技术创新

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环境规制、新型城镇化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对低碳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存在区域和时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虹吸效应，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则存在正向溢出效应；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在促进低碳技术创新时具有协同效应。据此，提出优化环境规制政策、推进城乡要素流通与资源配置、探索环境规制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路径，以期加速推动低碳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梳理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联合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这两类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1)直接管制型规制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经济激励型规制强度、研发补贴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2)从全国层面看,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交互效应。(3)对于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对于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较弱,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绿色创新激励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较强。     

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绿色转型背景下制造企业如何协调环境战略，将规制约束转化为动力，提高绿色创新能力亟待研究。结合制度理论和自然资源基础观，基于双元战略视角构建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机制框架，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双元战略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探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驱动机制的差异性。根据中国重污染制造上市公司2013—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与逐步回归模型发现：(1)各类规制均有利于环境双元战略实施，其中，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促进效应最显著，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分别对反应型环境战略、前瞻型环境战略的促进效应更显著；(2)各类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从强到弱依次为市场激励型、自愿参与型和命令控制型；(3)环境规制通过环境双元战略影响绿色技术创新，且前瞻型环境战略的积极作用更显著；(4)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机制存在差异，各阶段企业通过针对性响应异质性环境规制和协调环境双元战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