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绿色金融是数字经济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三大区域数字经济均能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但作用强度呈现“中部—西部—东部”依次递减的规律;环境规制较强地区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营造良好数字金融环境和建立健全地方环境规制支撑体系等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作用的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环境绩效——基于中国制造业的经验研究

基于数字金融和中国工业企业与污染的合并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第一,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有效改善企业环境绩效;第二,在东部地区、南方地区与沿海地区,以及资本密集型行业,数字金融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第三,数字金融是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与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来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基于以上的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完善数字金融发展体系,推动数字金融转型升级;二是实行地区差异化的数字金融扶持政策;三是创新数字金融服务模式,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四是加强数字金融的监管力度;五是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碳绩效的非线性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基于数字化战略与“双碳”目标，从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3个维度探讨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碳绩效的非线性影响机理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传导机制，选取2010—202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动态GM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水平均与企业碳绩效之间呈先抑后扬的U型关系，大多数中西部省份的数字建设与应用水平未跨过拐点，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尚处于抑制阶段，而东部和少数中西部省份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已跨过拐点，对企业碳绩效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发明型、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均在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水平与企业碳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解发现，与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相比，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化水平各维度与企业碳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更显著。经过变换数据年份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数字经济、低碳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碳生产率

选取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并探究低碳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具有“U”型特征，且该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提升低碳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伴随政府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由负转正。鉴于此，提出激发数字经济节能减排活力、构建绿色低碳技术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效的相关建议，为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参考。     

营商环境、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

当前中国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发展目标，如何实现信贷资源配置向技术创新转移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在对营商环境影响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07-2017年1 660家企业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优化营商环境可以提升金融发展对创新项目的资本配置总量和效率，进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同时，基于产权异质性的结果显示，上述结论对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     

数字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自媒体是“兴奋剂”还是“镇静剂”?

自媒体的兴起拓宽了金融市场的信息传播渠道,为数字金融的广泛应用与企业创新战略的实施增加了新的关注。基于此,本文以2011～2021年沪深两市A股企业为样本,在利用爬虫技术掌握企业使用微信、微博情况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企业通过借助自媒体进行信息披露,能够吸引数字金融资源为技术创新提供支持,且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与数字化程度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而机制分析则表明,使用自媒体的企业能够有效促进数字金融缓解融资约束、减少管理层职业忧虑与避免代理冲突,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创新动力。进一步看,企业通过自媒体进行信息扩散,使得数字金融资源更有助于非国有性质、中小型、盈利能力良好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上述研究有助于理解自媒体对数字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增益作用,也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提供了有益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国新三板企业的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是一种全新的综合性金融业态,它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为基础,为尾部客户群体提供了高效多元的金融服务。文章以2011—2020年中国新三板挂牌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结果显示:数字普惠性金融发展通过减少政府投资约束、降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程度鼓励了小微企业创新,而这种激励效果对于非国有公司以及中西部区域企业有着更高的边际效应。     

技术创新与企业IPO后绩效表现

企业技术创新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对企业生产经营、行业竞争以及发展战略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企业技术创新衡量方法研究在IPO后绩效表现方面存在不足。研究发现,企业IPO决策过程中IPO时机与特征可以反映其技术创新动机,进而可基于技术创新角度对企业IPO后绩效表现作出合理解释。通过构建技术创新评价指标,对比分析了技术创新企业与非技术创新企业在IPO后长期绩效表现的异同点。结果表明：①技术创新动机与企业IPO后财务绩效正相关,技术创新强的企业在后市仍能保持良好业绩;②技术创新企业的长期市场表现看涨,而非技术创新企业则呈现波动;③技术创新企业存活质量明显高于非技术创新企业。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

“双碳”背景下，数字经济是推动区域实现绿色创新的重要驱动路径和动力来源。文章系统构建了数字经济测度体系，并以环境规制异质性门槛为切入点，采用非线性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环境规制门槛机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区域异质性明显；特别地，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受限于环境规制的异质门槛效应：较低水平的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数字经济的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作用，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有效激发了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进而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即数字经济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呈现出U型关系。研究厘清了数字经济利用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驱动效应，为区域政府制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路径提供切实依据和参考借鉴。     

信息技术投入、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2-2017年数据,实证检验了信息技术投入、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信息技术投入与企业绩效呈显著U型关系,企业信息技术投入需要经历组织变革转型期,才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促进作用;信息技术投入与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呈显著倒U型关系,信息技术投入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提升,但考虑到企业资源的有限性,信息技术投入与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之间存在最佳平衡点;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在信息技术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显著非线性中介作用。     

技术创新理论与技术创新绩效

技术创新理论与技术创新绩效□朱庚春徐策中侯玲产业和企业的创新活动引起各国的关注始于本世纪７０年代末期，许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有影响的国际组织先后开展了技术创新理论研究和实证调查。在此基础上，各国纷纷制定和实施促进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的政策、法律，推...     

高管金融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

文章采用2015—2020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实证检验高管金融关联、融资约束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相互关系、融资约束在高管金融关联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高管金融关联与融资约束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金融关联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高管金融关联能够显著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随着融资约束的缓解而提高;高管金融关联能够通过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即融资约束在两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分变量能够显著正向调节高管金融关联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     

企业技术创新与企业社会绩效关系实证研究

根据资源观理论,技术创新是企业拥有的珍贵资源和能力,对企业社会绩效产出水平有重要作用。基于该观点,利用二手数据对企业技术创新与市场责任绩效、环境绩效、社会责任绩效、责任管理绩效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并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分别进行探讨。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对市场责任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责任绩效都具有正向作用;对于民营企业,企业技术创新只对责任管理绩效有促进作用。     

传统金融可得性、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一环,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而稳定且充足的外源性融资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基于中国2009—2020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数据并将传统金融和数字金融纳入企业数字化转型外部动因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表明,传统金融可得性的提升有效地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融资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是传统金融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数字金融的发展同样能够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且与传统金融是互补关系。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传统金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为重要,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而在金融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数字金融的作用则更为明显,发挥着锦上添花的效果。传统金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低金融错配、高生产效率和高创新水平的优质企业中,而数字金融的促进作用则更具普惠性。因此,要在筑牢传统金融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数字金融的互补作用,从而协同服务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异质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经济绿色发展是“十四五”规划的重要目标,在数字金融发展背景下探讨其绿色价值并健全环境规制,在经济供需两端形成绿色发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1—2021年1597个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利用中介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异质型环境规制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技术、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路径驱动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随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的裁量空间增大,上述驱动作用会产生“减损”“补偿”和“分化”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绿色发展实力较强的企业,应重视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路径的作用,并主要实施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绿色生产成本较高的企业更应依靠技术路径,并重点实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从而基于市场和政府的协同合力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政府环境规制、官员晋升压力与企业技术创新

利用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重污染企业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对这种影响的作用效应,并考察了不同所有制企业、有或无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在上述影响和效应上的差异,以及转变晋升考核机制的影响。结果显示:地方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够促进污染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受到地方官员晋升压力的制约,即较高的晋升压力会削弱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上述影响在民营企业尤其是无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最后指出,在官员考核指标中加入环境质量等要素、建立综合考核机制,能够有效抑制官员晋升压力的负面作用。     

清洁生产技术创新、治污技术创新与环境规制

本文通过数理模型,证明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偏向性,在环境规制强度较弱阶段偏向于促进治污技术创新,而在较强阶段偏向于促进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并利用中国2002-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以清洁生产技术创新水平和治污技术创新水平的比值构建技术创新偏向指数。通过广义可行最小二乘法,估计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偏向指数的关系,论证了本文的理论命题。另外,企业规模偏向于促进治污技术创新,而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国有企业比例的增加和企业研究与开发支出则显著偏向于促进清洁生产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