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因:内外部研发与协同创新

聚焦生态文明型的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2006—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环境约束下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利用系统GMM模型对影响高技术产业创新的动因进行实证检验,并构建VAR模型探索其长期效果。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自身“累积”效应;国际研发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但高强度环境规制对其有“成本挤出”效应;在短期,内部研发尚未促进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但环境规制带来的“财税激励”能够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仅高环境规制地区内外部研发能够产生协同效应。     

企业数字化能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考察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能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已有研究对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度量缺乏统一的标准,并且没有对企业数字化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微观路径进行全面深入的检验。区别于现有研究,文章不仅基于无形资产数据度量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还对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进行了更细化的文本分析,用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业绩回顾”中的数字化词频占比来度量企业实际的数字化水平,并运用网络招聘大数据对构造的指标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文章考察重污染行业企业数字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运用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明细数据对微观作用机制进行探讨与检验。研究表明,重污染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这一结论在经过IV估计、反事实分析和改变估计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的信息共享水平和知识整合能力从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环保投资水平更高以及所在地区环境规制力度更强的企业,数字化产生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更大。文章清晰揭示了企业数字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机理,拓展了企业数字化的相关研究,剖析了企业数字化与绿色可持续发展实现...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数字技术应用成为企业推动绿色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促进绿色创新;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制度环境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战略风险承担则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技术资本和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我国东部地区,开展创新合作及高管党员比例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绿色技术创新能够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兼论环境政策的选择效应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不平衡问题成为新发展理念下地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困境。基于绿色创新视角,深入探讨了绿色技术创新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影响及其环境政策选择,并运用1997—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显著提升并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2012—2016年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低GDP增速地区明显增多,地区经济发展开始从过度追求“量”向注重“质”的方向转变。绿色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能通过释放节能减排效应、促进产业结构清洁化以及引领市场需求来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环境政策选择进行检验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而“利用市场”和“建立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能有效推动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且“建立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更强。因此,要进一步突出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不断强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有效实施“建立市场”的激励型环境规制等,以加快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     

财政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财政补贴作为一种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对中国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财政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且这一结果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财政补贴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财政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存在异质性特征,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与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中促进效果更强。因此,应加大绿色信贷贴息力度,降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融资成本;加强政府财政补贴监管力度,保障企业绿色创新技术财政补贴落实;构建数字化政府财政补贴管理平台,畅通政企补贴信息对接渠道。     

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规模质量门槛效应

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是新时期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8－2017年全国内地28省市面板数据,引入政府扶持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等环境变量,利用随机前沿函数构建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三阶段组合效率测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企业规模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政府扶持强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对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出显著异质性影响,而在消除环境因素造成的统计偏差后,国内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在测度期内呈稳步提升态势,但尚有较大提升空间;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域空间差异特征,其中东部地区居高,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相对较低;此外,高技术产业企业规模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产业集聚、市场环境、劳动者素质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外资依存度作用不明显。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碳绩效的非线性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基于数字化战略与“双碳”目标，从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3个维度探讨数字化水平对企业碳绩效的非线性影响机理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传导机制，选取2010—202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动态GM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水平均与企业碳绩效之间呈先抑后扬的U型关系，大多数中西部省份的数字建设与应用水平未跨过拐点，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尚处于抑制阶段，而东部和少数中西部省份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已跨过拐点，对企业碳绩效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发明型、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均在数字化建设、应用和发展水平与企业碳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解发现，与改进型绿色技术创新相比，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化水平各维度与企业碳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更显著。经过变换数据年份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战略柔性与区域差异性的双调节作用

企业绿色创新既需要环境规制政策引导,又需要有较强战略柔性与之相协调。引入战略柔性、区域差异性的调节作用,并采用分组回归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区域差异性影响,探索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双元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企业绿色管理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前者的积极影响更显著;战略柔性正向调节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间的关系,且对后者的调节作用更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现“东、中部各领风骚,西部较弱”的区域差异性特征：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管理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中部、东部地区较强,在西部地区较弱。     

中国信息产业发展道路和政策选择

文章介绍了发展信息产业的两派观点:技术创新论与比较优势论。本文认为不能把发挥比较优势与创新优势对立起来,批驳了比较优势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内生出技术创新机制”的隐含论调,指出用金融资本买不回一个现代化。中国技术创新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并不是缺钱,而是没有掌握关健技术的行业标准。在行业标准的形成过程中,比金融资本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而比人力资本更重要的是信息资本。     

产业数字化、绿色技术创新与农业产业链韧性

选取我国30个省份2004—2021年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产业数字化、绿色技术创新和农业产业链韧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数字化对农业产业链韧性具有促进作用，且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绿色技术创新在产业数字化与农业产业链韧性之间发挥中介效应；绿色技术创新对农业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受产业数字化单重门槛效应的影响。对此，提出打造农村数字产业集群，完善产业数字化发展环境；强化农业绿色技术创新力度，赋能农业产业链可持续发展；发挥产业数字化资源配置靶向功能，驱动农业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建议。     

绿色研发补贴与绿色技术创新 ———迎合视角的异质效应检验

绿色研发补贴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鼓励企业从事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财政补贴。本文以企业的迎合行为为视角,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激励效应。研究发现：(1)绿色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2)绿色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激励存在异质效应,表现为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优于质量;(3)企业对绿色研发补贴存在迎合行为,这导致绿色研发补贴产生“强数量、弱质量”的激励异质效应;(4)绿色研发补贴的激励异质效应受到行业污染程度和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影响,表现为相较于重污染行业,绿色研发补贴对非重污染行业的激励效果更优,但迎合行为的存在也会导致“强数量、弱质量”的激励效应;环境规制强的地区绿色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表明强规制能制约企业策略性创新的迎合行为。本文研究不仅深化了绿色研发补贴的量化研究,而且识别并检验了迎合行为的扭曲效应,为完善绿色研发补贴标准的制定和发放以及推动企业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微观经验支撑和对策建议。     

用能技术还是管理技术？——绿色技术创新发生环节和类型的抉择

为厘清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本文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生的环节和类型的视角切入,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分为用能技术创新和管理技术创新两大类及其下设的七小类,并将之在生产链环节（源头、过程和末端）上加以归类,通过匹配沪深A股上市公司、《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获取了关于环境规制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指标,研究了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技术绿色创新的抉择。结果发现：第一,环境规制整体上未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明显促进作用,“创新补偿”效应难以成立;第二,其内驱因素是,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生产率和收益率;第三,其外部原因是,与低污染行业企业相比,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有一定促进作用,体现在用能技术创新、管理技术创新两方面,并分布在生产链的源头、过程及末端三个环节;第四,其外部原因还包括环境规制作用的阶段性,环境规制对个别绿色技术创新指标造成了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也影响了“创新补偿”效应的成立。据此,本文对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和选择提供一定启示。     

数字赋能与企业技术创新——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通过数字赋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已成为主要发达国家的共同选择,也是中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基于2012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从微观企业视角实证检验数字赋能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赋能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且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相较于大规模、资本充足和东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赋能对中小型、有融资约束和西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对较弱.机制检验发现,数字赋能可以通过促进企业间研发协作、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和赋能人力资本三种中介渠道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政府部门应制定支持数字化发展的政策,加快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企业利用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可得性;企业应高度重视数字赋能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建设.     

数字产业集聚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

本文通过构建地区数字产业集聚指标，实证检验了数字产业集聚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表明：整体上数字产业集聚有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发展，且上述促进效应主要表现在数字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而对数字化程度较低行业中的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并不存在明显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字产业集聚通过数据资本渠道和技术溢出渠道作用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另外，数字产业集聚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会抑制邻近地区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在进一步推动区域数字产业集聚时，应协调地区间的数字产业政策，并采取措施提高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水平及数据资本市场完善程度，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

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研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2011—2019年，全国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均值呈先缓慢下降，后持续上升的两阶段特征；全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均值则呈持续上升的趋势。(2)计量模型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提升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最大。同时，这个提升效果会受到企业战略柔性的影响，即企业战略柔性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越强。(3)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加强人力资源配置对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4)进一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高科技行业及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区域的研究样本中更显著。因此，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培育双元复合型人才，发挥国有企业的“领头羊”作用，因地制宜推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沿线国家绿色技术创新吗——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检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转型给中国承担新使命、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和绿色发展创造了新机遇。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特征,研究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OFDI主要通过绿色技术溢出机制、增长机制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创新;该绿色技术创新效应随着互联互通合作水平提升而显著增强,且对沿线国家绿色技术创新的改善效果主要体现在高收入组国家。     

“双碳”新格局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其ESG绩效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中国对世界的郑重承诺，表现出了中国的担当精神。在“双碳”新格局下，局限于企业的经济表现的传统绩效衡量办法不足以满足现代化投资的需要，综合评价企业环境、社会和管理三个方面的ESG绩效体现出巨大优势。各类绿色政策的出台引导企业走向绿色技术创新，那么绿色技术创新会对企业ESG绩效产生什么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会对企业ESG绩效产生促进作用；实用新型绿色技术创新对ESG的促进作用大于发明型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深入研究发现，先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再提升市场竞争力最后实现企业ESG绩效的优化是最重要的影响路径。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基于价值增值视角的研究

制造业产业数字化转型为中国出口贸易“爆炸式”增长提供了先决条件,但学术界关于数字化转型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研究仍留有空白。文章采用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及作用效果。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了变量内生性、替代性指标和样本异常值后,计量结果依然稳健;（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企业质量生产能力、生产效率等途径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促进效果强于非国有企业;对东部地区企业提升大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区分数字要素类型发现,数字化基础设备与数字化信息服务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促进效应,而电信活动则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倒“U”型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数据，实证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影响，该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主要源自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在东、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型行业与民营企业中的作用更明显；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交易成本降低机制”和“融资约束缓解机制”，间接影响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     

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评价及时空格局演化研究

基于绿色发展理念,从技术推动力、市场拉动力、管制推动力3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理想解法的动态评价方法、熵值法和“厚今薄古”归一化法对中国内地30个省市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进行评价,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重心模型对其时空格局演化进行综合研判。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水平不高,区域间差异较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正空间自相关,东高西低的非均衡态势显著;工业绿色技术创新动力重心落点集中在河南省南部地区,与经济重心和高技术产业重心的迁移轨迹具有相似性,且东西方向上的移动距离相较南北方向更大。最后,提出各地区应制定针对性策略,构建区域绿色创新网络,搭建企业、政府、高校、市场等多方力量参与的绿色创新环境平台等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