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基于风险态度的视角

基本养老保险为老年人口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能够有效缓解家庭养老压力，释放家庭预防性储蓄，并调整家庭资产配置结构，提高家庭资产配置效率，有必要从基本养老保险参与角度研究家庭资产利用率的提高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本文利用2013、2015、2017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研究城乡养老保险参与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降低了家庭配置金融性风险资产的可能性，提高了家庭配置金融性无风险资产的可能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与对城镇居民、收入较低、养老经济压力较大或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决策具有更大的影响。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通过提高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调整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结构。因此，应积极推进养老保险发展，发挥养老保险的经济效应，多渠道促进居民收入水平提升，缓解居民家庭养老压力，并着力提升居民金融认知水平，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完善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     

代际转移与商业养老保险对老年收入的影响差异研究

构建混合利他动机和交换动机下的世代交叠模型,研究个人最优消费决策,测算商业养老保险与代际转移对老年收入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代际转移支付比例提高会减少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进而降低老年收入水平,与其他因素相比,保险价格变动对保险需求的影响最明显。鉴于此,应丰富居民投资结构,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发挥家庭养老除代际转移支付之外的多样化功能,同时通过供给侧降费推动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     

传统家庭观念抑制了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吗？———基于金融信任与金融素养视角的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以商业养老保险为代表的个人养老金逐步成长为我国养老金体系的第三大支柱,为解决养老问题提供了重要渠道。但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的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度不足,养老金融市场发展缓慢。区别于既有研究的经济理性视角,本研究从影响金融发展的文化观念视角为这一“有限参与”现象提供新的理论解析。利用CHFS 2015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发现“养儿防老”等传统家庭文化观念会抑制我国城镇居民的商业养老保险参与,这一影响在控制了内生性后依然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传统家庭观念(养儿防老等)会削弱居民的金融信任,减少居民对金融信息的关注,不利于居民金融素养的提升,进而降低其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传统家庭观念(养儿防老等)对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负向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和受教育水平偏低的群体中更加突出。本研究揭示了影响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和我国养老金融市场发展的深层文化因素,对推进我国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也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我国中青年家庭资产组合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

本文研究了考虑背景风险情况下基于生命周期内效用最大化的家庭资产配置决策问题。选取我国25~55岁之间的中青年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在借鉴与结合已有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理论分析、简单统计、实证检验和方法对比等手段,在生命周期模型的基础上,充分考量了家庭的经济特征,人力资本,人口统计特征,代际遗赠等等因素对于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家庭资产配置受到以上各种因素的显著影响,是综合的决策过程。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城镇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

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程度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运用Probit、Tobit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并分别使用主客观金融素养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养老保险参与存在直接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的主客观金融素养水平来提升家庭养老保险参与的可能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和西部地区能够正向影响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且西部地区最为显著;客观金融素养的中介效应占比大于主观金融素养。基于此,西部地区应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升居民金融知识普及和关注程度,以更好地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发展,满足居民的养老保障需求。     

基本养老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增进民生福祉与加强社会治理的关键要义。过往研究主要关注基本养老保险对幸福感的主效应,鲜有探讨异质性和中介效应。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年的数据,利用有序Log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重点探讨基本养老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基本养老保险显著提升中低收入居民的幸福感,但对高收入居民的影响微弱;社会信任在基本养老保险参与和居民幸福感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因此,为了提升居民幸福感,我国在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中应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重点,同时加快推进第二层次的企业年金制度和第三层次的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努力为培育社会信任提供公平正义的养老保险制度环境。     

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结构方程模型

个人养老金制度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顶层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是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末制度落地以来,公众参保意愿不强,市场观望情绪浓厚。基于对全国个人养老金制度试点城市开展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系统分析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和相关影响机制,发现该制度的参与意愿与居民的年龄段、居住城市、工作状况及家庭金融资产规模紧密相关;认知水平和制度信任对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进而影响参与意愿,而机制建设并非影响参与意愿的显著因素。建议个人养老金制度针对特定人群进行重点宣传,放宽提取要求,建立产品准入和退出制度并促进信息披露标准化。     

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参与意愿的实证分析——基于代际关系视角

随着家庭结构的改变与传统家庭观念的逐步转变,家庭决策主导权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化,老年人的家庭决策权有所降低,而子代的意见往往发挥着更为重要的影响。本文以代际关系为切入点,调查与分析高校在校生对父母参与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专业、家乡地区、家庭住房面积、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度、父母意愿和了解程度对高校在校生支持父母参与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具有显著影响。最后本文建议加强代际沟通,转变传统思想,强化政府监督管理职能,加大宣传和信息普及力度,推动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发展进程,丰富养老保障体系。     

社会养老保险与我国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社会养老保险会显著提高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和风险金融资产比重,边际效应分别达到25%和22%左右。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家庭的经济水平、人口统计学特征和主观投资风险偏好态度等因素后依旧稳健,一个解释是社会养老保险能有效地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进一步分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子样本研究发现,养老保险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的影响在农村很小且统计不显著,这说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养老保障水平和拉动金融消费的作用仍有待提高。     

补充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自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证据

促进消费对我国稳定经济增长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利用地级市层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时间差异,运用双重差分法估计了大病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大病保险使家庭人均消费显著增长了约6%。使用了事件分析法、置换检验、改变回归样本和控制变量等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仍保持一致,且这一效果在期初住院率高、储蓄率高以及收入较高的家庭中更明显。进一步地,本文检验了大病保险对居民消费的三种可能影响渠道,发现降低家庭对未来医疗支出风险的预期是大病保险促进家庭非医疗消费进而影响家庭总消费的主要渠道,印证了我国居民对高额医疗支出的担忧是影响消费意愿的重要因素。本文研究对于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和促进居民消费具有启示意义。     

“以房养老”能改善福利吗?——基于生命周期框架的居民跨期决策模型

本文在生命周期框架下构建居民跨期优化决策模型,基于我国现阶段人口与经济数据,模拟分析参与"以房养老"对于居民个体福利和社会总体福利的改善作用,同时考察居民短视程度、风险偏好、人口老龄化和贷款额度对研究结论的影响。结果表明:参与"以房养老"可以有效增加社会总体福利,这为我国"以房养老"的推进试点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居民遗赠动机较强时,参与"以房养老"无法增加个体福利。但是,当居民遗赠动机变弱或者短视程度增强时,参与"以房养老"可以有效调节居民的消费储蓄结构,增加个体福利。建议政府大力提倡和扶持"以房养老"的发展,引导居民逐步转变养老观念,规范"以房养老"业务的发展。     

社会互动、养老观念与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

本文利用2015年和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混合截面数据,从内生互动和情景互动两个维度考察了社会互动对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互动对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情景互动产生。内生互动对城镇居民、从事金融投资群体及党员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其他群体的影响不显著。情景互动对所有群体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尤其对农村、中老年人、不从事金融投资群体及非党员的促进作用更大。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社会互动通过促进居民养老观念由传统依赖养老向现代独立养老转变,从而提高商业养老保险参与水平。本文的研究为在人口老龄化现状下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发展提供了新的政策视角,即通过社会互动、改变居民传统养老观念来推动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健康快速发展。     

风险偏好、金融素养与家庭经济脆弱性

家庭经济脆弱性反映风险冲击对家庭消费和福利的影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当下，中国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VEP法构建家庭经济脆弱性指标，实证研究了在面临风险冲击时居民风险偏好和创业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民风险偏好显著降低了家庭经济脆弱性，金融素养对家庭经济脆弱性有显著的改善作用。从净效应来看，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居民风险偏好，进而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偏好和金融素养能够更有效地降低脆弱性较高家庭陷入经济困境的可能性。此外，合理配置家庭资产是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的有效途径，城乡二元差异以及家庭是否参与保险对居民风险偏好和金融素养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产生了显著影响。鉴于此，本文研究结论为家庭遭受风险冲击时的风险选择以及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基本养老保险对家庭负债行为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基本养老保险对家庭负债行为及负债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基本养老保险显著降低了家庭负债的可能性以及负债程度,这一结果在更换模型和考虑遗漏变量后依然稳健;第二,职工养老保险和家庭负债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仅显著影响家庭负债程度;第三,消费在基本养老保险影响家庭负债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即基本养老保险通过影响消费进而影响家庭负债;第四,养老保险对家庭负债的行为在城乡之间、不同年龄段之间存在差异。     

数字素养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商业保险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持社会稳定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素养对个人和家庭的金融决策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CFPS）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从微观层面上实证研究了数字素养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素养的提升显著提高了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可能性与参与程度；数字素养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在不同受教育年限、不同家庭收入水平以及不同地区的户主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数字素养能通过提高家庭收入水平以及社会互动水平，促进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由此，本文提出了加大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开展数字技能与知识普及教育、利用数字技术构建新型商业模式等推动我国商业保险市场发展的建议。     

数字鸿沟与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利用2017年和2019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可及性和使用度两个维度构建家庭数字鸿沟指数,探讨了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鸿沟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商业保险的参与可能性和参与程度;就数字鸿沟的不同层次来说,与“使用沟”相比,“接入沟”对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负向影响更大,其中“没有智能手机”带来的负向影响最大;就数字鸿沟种类来说,家庭面临数字鸿沟种类越多,其商业保险参与可能性和参与程度就越低。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鸿沟对老年和低资产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负向影响更大。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鸿沟通过降低家庭收入、削弱社会互动以及抑制金融信息获取,进而抑制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研究对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构建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家庭社会网络与保险市场参与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家庭社会网络对商业保险市场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网络对居民参与保险市场的可能性有显著影响,拥有更多社会关系的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概率越大。居民一旦参与保险市场,保险市场参与程度会随着家庭社会网络扩展而显著提高。此外,本文发现家庭收入的提高、风险偏好、社会保障水平的增加和良好的健康状况都会推动家庭参与保险市场。注重家庭社会网络间的互动是促进我国商业保险市场发展的有效手段。     

个体退休意愿及家庭内互动关系研究

在我国老龄化不断加剧、延迟退休政策势在必行的大背景下,对我国中老年人群的退休意愿进行考察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利用CHARLS 2013年全国追踪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计量模型分别从家庭因素和财务因素角度对我国中老年群体个体的退休意愿及配偶间退休决策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主要得到了以下几点研究结论：(1)从家庭因素角度看,独生子女父母的退休意愿最为强烈且其更多地承担了照顾孙辈的责任,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表明后者是造成前者的主要原因；(2)从财务因素角度看,不同保障程度的养老保险对个体退休决策具有不同的影响,包括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及补充型养老保险在内的高保障养老保险会显著促进个体的退休意愿,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新农保等低保障养老保险则没有这种影响；(3)家庭内配偶间退休决策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夫妻退休决策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表现为闲暇的互补性,而配偶高保障养老金的“溢出效应”可以为这种现象提供解释。     

社会保险、风险态度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基于2019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研究

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社会保险变量后，使用Probit和Tobit模型探究了社会保险与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之间的关系，并采用工具变量克服基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一步地，基于KHB方法检验风险态度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拥有较多种类的社会保险会显著提高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和风险金融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针对职工群体的社会保险险种相比针对普通居民群体的险种更能促进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相比城市居民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居民，社会保险对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居民影响更显著；社会保险水平提升会使居民更为偏好风险，进而促进其参与风险金融市场；此外，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险和风险金融市场参与水平低于正式就业群体。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认知能力对新农保参保决策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逐步深化以及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农村居民在社会化养老中的理性决策能力更加突出,而认知能力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数据,在充分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分析认知能力对新农保参保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认知能力对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与率,以及参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