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把握时代方向赋能企业战略转型与变革的必然选择。在数字经济迭代更新的背景下，本文引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理论视角，选取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这一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外部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内部冗余资源和管理者能力会强化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得益于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专业化分工效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和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中上述关系更加显著；最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能够提升企业市场价值。本研究助推了全要素生产率动因以及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效应、机制和企业性质差异的理解，为更好的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建议。     

地区大数据发展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随着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布局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大数据作为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意义重大。本文将宏观地区大数据发展与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相结合，以2013—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地区大数据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大数据发展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而且主要是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增强企业治理能力、提高企业融资水平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该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既为地区大数据发展提供参考，也为企业高效合理地利用大数据实现数字化转型战略目标提供有益启示。     

融资结构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视角

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与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提高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占比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而提高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占比则显著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不同企业所有制属性、行业属性、技术密集型属性和资本密集型属性中,提高直接融资占比与提高间接融资占比分别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显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提升企业利润率,从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但提高间接融资占比则会显著加剧企业融资约束、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降低企业利润率,从而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     

管理者能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期望落差下的“使能”创新

在动态竞争环境下，管理者能力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数字化转型新机遇的关键要素。在构建数字化创新体系的背景下，本文选取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企业行为理论，分析管理者能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管理者的战略能力、创新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都影响着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资源整合能力尤为重要；当企业的经营业绩低于历史和行业期望时，能力强的管理者更趋向于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这种管理能力高低和数字化转型的耦合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和较高治理水平的企业更为明显；同时，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市场价值，这种提升效应具有时间持续性和后续“韧性”。本研究有助于深化不同管理者能力对企业战略决策的理论解释，为在日益复杂的经营环境下的企业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决策提供了一定启示。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要素供给与企业数字化水平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引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化水平;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数字化水平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力度强的地区更明显;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通过增加技术、人才、资本和数据要素供给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补贴政策之间有显著的政策协同效应。本文对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要素市场变革和促进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同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劳动资源配置效率吗?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角度探究劳动要素配置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1—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使用文本分析方法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应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效果及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上显著提升了劳动资源配置效率。采用Lasso回归筛选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其中,国有企业、高劳动密集度和高市场集中度行业企业劳动配置效率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企业配置更多高水平劳动要素、降低劳动要素边际产出和边际成本的偏离程度改善劳动要素错配问题。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数字化对企业劳动资源的配置功能,矫正劳动资源失衡错配、实现劳动供给与工作岗位的合理匹配,助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测度——基于陕西省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剂，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多种形式推动全球发展进入以数据驱动和智能化发展为特征的全新时期，并激发越来越多装备制造企业开启数字化转型升级道路。以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要素为主要内容，构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以随机选取的28家陕西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调研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熵权TOPSIS评价法和因子分析法对数字化转型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陕西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水平不高，转型速度较慢。为此，从加大政府政策引导与资金投入力度、加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化转型人才引培体系以及促进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4个方面提出加快陕西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建议。     

政府补助对科技中小型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

采用创业板2011—2016年25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数据,从研发经费投入和技术人员投入两个方面检验技术创新投入在政府补助对企业成长影响的中介作用,以及市场化进程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①研发经费投入在政府补助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中有中介作用,技术人员投入在政府补助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中中介作用不明显;②市场化进程越高的地区,政府补助通过研发经费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越强,政府补助通过技术人员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也越强;③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越好的地区,研发经费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间的中介作用越强,技术人员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间的中介作用也越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已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劲引擎。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文本识别方法在公司年报中提取关键词并手工整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区分企业规模、产权性质及要素密集度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规模较大的非国有企业及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释放企业数字化转型红利离不开完善的制度环境,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在信息化水平、市场化水平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政府补助对科技中小型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技术创新投入的中介作用与市场环境的调节作用

采用创业板2011—2016年25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数据,从研发经费投入和技术人员投入两个方面检验技术创新投入在政府补助对企业成长影响的中介作用,以及市场化进程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1)研发经费投入在政府补助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中有中介作用,技术人员投入在政府补助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中中介作用不明显;(2)市场化进程越高的地区,政府补助通过研发经费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越强,政府补助通过技术人员投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也越强;(3)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越好的地区,研发经费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间的中介作用越强,技术人员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间的中介作用也越强。     

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来自上市企业年报文本挖掘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3—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分析识别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分析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并充分考虑其中存在的异质性问题。结果表明：第一，营商环境方面，政府治理环境和法治建设环境优化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促进作用，外商投资环境优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抑制效应；政府支持方面，财政科技支出作为典型的政策工具，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其强度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上述结论在更换指标计算方法、延长时间窗口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经济效益提升。第三，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企业产权性质、企业所处地区，以及企业所处行业差异而有所不同。为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应充分考虑企业产权、地区、行业层面特征，坚持差异化政策供给。     

数字经济下三线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选择机制研究

数字经济给我国企业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尤其对我国三线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以41家三线军工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路径依赖和技术轨道等理论，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讨企业产权属性、企业规模和创立年限等因素对我国三线军工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选择的复杂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在前中后全产业转型路径中，企业规模是核心条件，企业产权性质为中央企业、良好创新环境以及高技术发展程度为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数字化平台转型路径中，中低技术发展程度的小规模非中央企业若处于良好创新环境中则会选择数字化平台转型；在产品服务转型路径中，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创新环境存在可替代性，中低技术发展程度的三线军工企业倾向于选择产品服务类转型路径。结论可为我国三线军工企业实现数字化战略转型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新形势下电网企业数字化转型实施策略研究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数字化转型的轨道,在转型过程中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如何理解和认识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创新发展的关系?如何将数字化转型与重塑企业核心竞争力相结合?数字化转型之路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为什么要将数字化转型确定为信息化发展的新使命?文章从电网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问题出发,意在抓住转型过程中的关键要素和核心环节,从数据感知、数据应用、机制建设三个方面对电网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施策略和路径进行探索研究,以期对电网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思路和方法。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存贷双高”异象——来自文本解读的证据

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债股双雷现象频发，一些拥有高额现金和短期债务即“存贷双高”的企业频频违约引发担忧。如何治理该类经济现象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存贷双高”异象的影响及传导机理，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情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治理效果差异性的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存贷双高”异象，且大数据技术转型对“存贷双高”现象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信息透明度、长期贷款、融资约束和财务不稳定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存贷双高”异象关系的重要传导中介。异质性研究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和数字化水平较高地区企业“存贷双高”异象的抑制作用更明显。上述研究结论有益地补充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同时为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和政府制定数字化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成长:理论逻辑与中国实践北大核心CSSCI

数字化转型关乎企业成长,也关乎中国产业数字化的成败。本文以2007—2018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利用文本分析技术提取年报中数字化关键词,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成长,并且数字化转型对头部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更大。具体来说,数字化转型对80%分位点企业的影响是20%分位点企业的3.67倍,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证实了上述结论。异质性分析发现:(1)现阶段数字化转型在国有企业中的效果优于非国有企业,这可能是得益于国有企业为地方政府承担"政策性负担"而获得了额外的资源倾斜;(2)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同群效应",当同城市同行业内有多家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时,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成长的效果会更好;(3)在制造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长影响显著,而在服务业中则没有捕捉到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提高劳动效率和降低营业成本是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成长的主要中介机制,在总效应中分别占24%和18%。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探索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业已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以企业年报中数字化转型特征词汇的词频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使得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显著上升，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债务融资成本的效应存在异质性，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处于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中更为突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分别从政府、市场、企业三个层面提出了推动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差异化对策建议。     

服务开放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以2008-2020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为基础，探究服务开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服务开放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且对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影响较强，对资本密集度、海外市场比重及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较强。从影响机制看，服务开放通过提高知识整合效应、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与提高企业创新意愿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营商环境改善能够促进服务开放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效应。     

区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

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研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2011—2019年，全国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均值呈先缓慢下降，后持续上升的两阶段特征；全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均值则呈持续上升的趋势。(2)计量模型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有效提升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最大。同时，这个提升效果会受到企业战略柔性的影响，即企业战略柔性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越强。(3)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加强人力资源配置对制造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4)进一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该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高科技行业及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区域的研究样本中更显著。因此，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培育双元复合型人才，发挥国有企业的“领头羊”作用，因地制宜推进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克服“生产率悖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本文基于2010—2021年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水平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关系，数字化转型初期存在“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表明，创新策略选择和要素配置效率是导致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U型关系的内生性根源，转型初期，数字化会降低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水平和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导致“生产率悖论”。拓展分析表明，较高的专业化和内部控制质量可以帮助企业及早摆脱“生产率悖论”区间，而当资本密集度过高或过低时，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递减性更加显著。因此如何合理地选择创新策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强化专业化分工、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对于企业克服数字化转型中的“生产率悖论”至关重要。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技术创新——机制识别、保障条件分析与异质性检验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继土地、技术、资本和人力之外的又一核心生产要素。本文选取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对内提高经营效率、对外获取政府补助和提高市场关注度作用于企业创新。并且，企业内部的高端人才和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是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的有力保障。最后，基于行业类型和所有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地存在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本文不仅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和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而且对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借助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