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券市场参与者认可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吗——基于公司债券发行定价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中国债券市场俨然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债券有效定价对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基于风险对冲视角,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简称“董责险”)对公司债券发行定价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认购董责险能够有效降低债券发行定价,通过工具变量法等控制潜在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路径检验表明,认购董责险提高了公司内部控制质量是影响债券发行定价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当管理层权力较大、投资者保护较差或财务风险较高时,董责险对债券发行定价的影响更强;认购董责险后,债权人减少了公司治理类企业契约条款的使用,但会设置更多的投融资类和期权类契约条款限制企业风险战略行为,保护自身权益;此外,认购董责险的公司发行债券的信用评级更高、债券期限更长。本文的结论有助于全面了解董责险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对于全面推广董责险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如何提高公司债券信用评级、降低债券发行定价提供了经验证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公司信息披露与高管减持

资本市场频现的减持可能出于高管自利性动机从而破坏市场公平交易，因而迫切需研究其治理机制。本文基于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发现，公司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简称“董责险”)能显著抑制高管减持，该结论经PSM、工具变量等检验后保持稳健。进一步分析表明，第一，信息披露机制厘清了董责险能有效减弱高管的相对信息优势并抑制其出于自利性动机的减持行为；第二，董责险会增加高管减持成本并降低其自利倾向；第三，董责险抑制高管减持的作用在外部审计和法律监督较弱时更为显著，表明董责险是对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效替代；第四，安慰剂检验显示，董责险能抑制高管而非大股东的减持，《证券法》修订和股份解禁的制度性冲击也表明，董责险主要针对高管自利性动机减持而非流动性管理动机减持发挥治理作用。基于保险机构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视角，本文揭示了高管减持的制约机制，并有助于增进对董责险治理效应的认识。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权益资本成本——来自信息质量渠道的实证研究证据

本文从信息质量的角度出发,研究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公司购买董责险的行为与权益资本成本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理后发现,购买董责险的公司,财务信息质量更低、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更高、投资者分歧更大。结论表明,在法律体系与诉讼制度尚未完善的资本市场中,董责险并没有激发更多的股东诉讼,反而使股东诉讼对管理层的监督惩罚效应下降,降低了公司的信息质量,提高了公司的融资成本。     

为将军选个好头盔——谈保险经纪人在董责险业务中的价值

<正>董事监事高管责任险，简称“董责险”，在国外被称为“将军的头盔”，是指董监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因工作疏忽、不当行为被追究责任时，由保险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及法律诉讼费的责任保险。董责险作为应对上市公司董监高履职风险的管理工具，在国外备受关注，美股市场中的配置率已超过90%，几乎成为美股上市公司的标配。但董责险在国内的覆盖率与国外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国内A股市场，尤其是新《证券法》未公布前，对上市公司因违规披露、操纵股价等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不足以引起上市公司管理者的关注，因此董责险在A股上市公司中的配置率只有10%左右。但自2020年《证券法》修订后，随着金融监管环境变化及上市公司诉讼典型案例引发“风险教育”，董责险的价值得到市场的认可，由此开始从冷到热，热度不断攀升。     

“强责任时代”高诉讼风险会加剧董责险的道德风险吗？

<正>一段时期内我国公司违规行为面临相对较低的诉讼风险。2019年《证券法》修订等一系列资本市场法律变动以及首次应用“特殊代表人诉讼”制度的2021年康美药业案等典型案例催化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以下简称“董责险”）市场的蓬勃发展，大量公司通过购买董责险防御激增的潜在诉讼，2021年底A股市场董责险覆盖率上升至30%左右。但伴随资本市场法制环境向国际标准趋同，     

媒体负面报道、审计定价与审计延迟

本文利用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8-2014年数据,考察了媒体针对上市公司的负面报道对审计定价及审计延迟的影响,结果发现,媒体负面报道与审计定价呈显著正向关系,但与反映审计努力程度的审计延迟没有显著关联。这表明,对于负面报道较多的客户,审计师会收取风险溢价来转移自身风险,而不会通过提高审计投入来降低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财务状况、分析师跟踪、控制权性质对于负面报道与审计定价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但上述因素对负面报道与审计延迟之间的关系均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负面报道对审计投入的影响,而且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负面报道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机理。     

董事和高管责任保险与审计师选择

董事和高管责任保险(下文简称“董责险”)是近年来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领域的热门议题。研究发现,来自股东的诉讼是维持管理层勤勉、审慎的重要机制,但董责险提供的风险保障却使得法律诉讼的惩戒效应大打折扣.从而激发管理层的道德风险(Chalmers et al.,2002),尤其表现为信息披露方面的机会主义行为。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2—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简称"董责险")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董责险的购买会显著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控制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董责险通过改善企业的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以及内部监督五要素,显著提高了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外部监督异质性分析表明,媒体关注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会强化董责险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正向作用.本文从企业内部控制的视角研究发现董责险在新兴资本市场上积极治理效果的经验证据,对完善我国董责险的相关法规及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盈余持续性——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以下简称董责险）对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影响与作用机理，并检验股权制衡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较之于没有购买董责险的企业，购买董责险的企业盈余持续性更强；对购买过董责险的企业单独研究发现，较之于非连续购买董责险的企业，连续购买董责险的企业盈余持续性较低；股权制衡度的提高，一方面会强化购买董责险对企业盈余持续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会弱化连续购买董责险对企业盈余持续性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购买和连续购买董责险对应计项目盈余持续性的影响均大于对现金流项目盈余持续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董责险在我国资本市场上发挥的作用是激励监督与机会主义并存，据此提出相关建议。     

媒体负面报道、诉讼风险与审计费用

本文研究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收费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这种影响的实现路径。利用2001-2009年我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公司面临的媒体负面报道越多,审计收费越高。进一步分析发现,会计方面的媒体负面报道和首次媒体负面报道会引起审计师提高审计收费,然而这些影响均只存在于高诉讼风险的环境下。此外,本文还发现,无论是高风险阶段还是低风险阶段,媒体负面报道都会使公司容易受到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本文可能表明,在转型经济中,媒体对审计行为的治理作用可能需通过法律环境的改善来实现。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监管约束与上市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以2007—2016年A股上市银行为样本,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上市银行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政府监管约束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上市银行购买董责险会显著地增加其风险承担水平,但如果政府加强对上市银行的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这种促进效应将减弱。相比大型商业银行,这种现象在我国中小型商业银行更为突出。结论表明,在法律体系与诉讼制度尚未完善的资本市场中,董责险并没有激发更多的股东诉讼,反而使股东诉讼对管理层的监督惩罚效应下降,提高了上市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独立董事履职行为研究

本文以出席会议和发表独立意见作为独立董事履职行为的衡量标准,考察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购买对独立董事履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董责险的购买显著提高了独立董事发表意见的勤勉度,具体表现为发表独立意见字符数和勤勉字符数更多、投非赞成票的可能性更大;然而董责险的购买对独立董事的参会率则具有负向作用,但该负向作用不会超过勤勉义务的下限.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参会率与企业价值负相关,而发表独立意见与企业价值正相关.此外,较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购买董责险对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勤勉度的促进作用更强;较之有独董受处罚经历的上市公司,没有该处罚经历的上市公司购买董责险对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勤勉度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的结论是,董责险在激励独立董事有效履职方面具有积极作用.这为董责险在独立董事群体中的治理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高管媒体从业经历与股价大跌风险——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高管媒体从业经历影响公司信息披露的视角，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10-2019年数据为样本，考察了高管媒体从业经历对公司股价大跌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公司的高管具有媒体从业经历时，其股价大跌风险更高。同时，高管媒体从业经历的作用在不同公司中存在差异，其在经营状况差、有管理层持股、外部审计质量差、有分析师关注的公司中更为明显。影响路径分析发现，高管媒体从业经历会通过降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掩盖负面信息引致公司股价大跌风险增加。本文的结论表明，加强对有媒体从业经历高管的监管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降低公司股价大跌风险的重要着力点。     

媒体情绪与公司风险承担关系研究——基于媒体情绪的“掩饰”效应

已有研究表明,媒体报道作为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可以抑制公司委托代理矛盾。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媒体受多种因素干扰存在着选择性和倾向性报道即媒体情绪。本文基于2006—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媒体情绪与公司风险承担之间显著负相关。国有企业、关系网络越丰富的上市公司,媒体情绪对公司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越显著;良好的公司治理水平可以抑制媒体情绪对公司风险承担的负面影响。研究还发现,相比于负面情绪的监督作用,正面情绪的“掩饰”效应更为显著。同时,媒体情绪对公司风险决策的影响会随时间增加而递减。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了媒体情绪可能削弱乃至丧失媒体的外部监督职能,加剧公司委托代理冲突。研究拓展了媒体情绪对上市公司的经济影响,丰富了媒体公司治理的相关理论,对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投服中心支持集体诉讼对审计定价的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以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支持的投资者集体诉讼案为样本,考察其对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师行为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投服中心支持集体诉讼促使被诉公司所在行业的其他审计师对上行的法律责任压力做出及时调整,显著提高了同行业公司的审计定价。当诉讼内容与审计师责任更相关、审计师对客户拥有更高话语权时,上述溢出效应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集体诉讼在行业范围内引发了媒体的报道跟踪、市场的诉讼跟随,合力对审计定价产生溢出影响。进一步考察定价提升的经济后果,发现提高的审计定价有效改善了审计质量。本文研究表明,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体诉讼探索性实践促进了审计市场高质量发展、激发了新《证券法》及其配套政策的活力。     

媒体负面报道、审计师风险感知与审计质量

本文以我国2014—2017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实证检验了媒体负面报道、审计师风险感知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师风险感知对审计质量产生正向影响,即审计师感知的风险越大,审计服务的质量越高;媒体负面报道的增多对审计质量的提高有促进作用,即媒体负面报道有利于市场监督以及公司的治理。进一步研究显示,不同媒体报道的情形下,审计师风险感知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这是审计师自身掌握的风险信息与外部环境的风险感知信息的共同作用。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权益资本成本——基于信息披露质量与高管风险偏好渠道

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究了公司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行为与其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主检验相关结果显示，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将随着公司购买董责险行为的发生而降低。使用PSM和IV估计进行稳健性检验，排除样本选择性偏误等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后结论依然成立。通过中介效应分析了董责险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路径，证实了信息披露质量是董责险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一种途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严监管环境更有利于董责险“外部监管者”职能的发挥。     

董责险“火爆”背后的现状与问题研究

<正>一、引言董责险，全名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赔偿责任保险，是对上市或非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司管理职务时，因不当行为导致股东、雇员、政府机构、客户或其他第三方提出的诉讼或调查而遭受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的保险合同。距2002年1月中国平安和美国丘博公司联合发行中国首个董事责任保险产品至今，董责险在我国发展已有20余年。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会计信息质量——兼议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2007～201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经验证据表明:董责险可以显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强化董责险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地,区分高管盈余操控动机、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方向和变化程度后发现:高管面临的业绩压力会弱化董责险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高管薪酬激励以及分析师跟踪则均会强化董责险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董责险仅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以及变化程度更大的样本中才能显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渠道测试显示,董责险可以通过吸引和留住优秀的CEO、抑制高管的短视行为以及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降低代理成本等路径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上市公司董事责任保险之责任范围界定

董事责任保险对于强化上市公司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如何界定责任范围,是当前我国董责险实务中面临的关键性问题。本文从学理出发,通过对域内外董责险条款和法律制度的比较分析,结合我国立法与司法领域董事责任发展现状,对董责险的责任范围之界定提出可行性建议。本文认为,我国董责险应排除公司对董事的补偿责任,转而将其纳入保险人对于董事不当履职致损进行直接赔付的范畴之内,从而减轻公司负担;应明确公司作为受害第三人的地位,认定其享有保险利益,并结合上市公司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特点,对董责险积极责任范围进行区别性表述;应适度限缩除外责任范围,将违反忠实义务的除外责任界定为“以致害为目的的违法行为”;应肯定虚假陈述纳入除外责任范围的示范效用,实现与立法司法制度的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