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公共体制改革和国家意志的柔性控制——对黄宗智“国家和社会的第三领域”理论的扩展

城市社区建设与发展成为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和政治民主进程的温床，很多学者试图用国家与社会分野的视角，或者说市民社会概念来理解和诠释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和发展。本文以一个具体的城市社区改革案例为基础，运用个案研究方法，从中来展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和发展，虽然有民主化的进程，但是这种民主进程仍然是中国特色的国家意志对社区公共事务的柔性控制，而不是所谓的市民社会的分殊与发展。只不过，当前社区公共治理中，国家意志的展现更加隐蔽、柔性和更具合法性。由此，本文扩展了黄宗智先生的“国家和社会的第三领域”概念，在当代中国，强财政支持下的政府已经不是通过“简约主义原则”来进行基层治理，而是通过一套更加复杂的柔性控制策略来试试基层治理。     

知识经济时代的公共治理

由于市场经济与知识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得社会发展呈现出“共时挤压”的特性,这样的环境促使中国公共行政退出市场领域,市民社会开始发育;公共行政退出社会领域,公共领域开始出现;与此同时,公共治理理论兴起。治理的兴起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为适应当前行政主体多元化的变化趋势,中国的行政发展必须实现其发展范式的转换,从传统的管理走向现代治理。     

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

现有治理理论多聚焦在正式的机构制度上,在国家与社会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中,把正式制度等同于国家,区别于社会。然而,最近的档案研究表明,中国地方行政实践广泛地使用了半正式的行政方法,依赖由社区自身提名的准官员来进行县级以下的治理。与正式部门的官僚不同,这些准官员任职不带薪酬,在工作中也极少产生正式文书。一旦被县令批准任命,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自行其是;县衙门只在发生控诉或纠纷的时候才会介入。这种行政实践诞生于一个高度集权却又试图尽可能保持简约的中央政府,在伴随人口增长而扩张统治的需要下,所作出的适应。这个来自中华帝国的简约治理遗产,有一定部分持续存在于民国时期、毛泽东时期和现今的改革时代。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看作为中国政治的“传统”、“前现代”和“近现代”中特别执着的特性。它很可能会在塑造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代性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社会资本与民间资本关系的理论演变

作者对社会资本与民间资本关系的理论 ,从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的国家“第三项义务”开始 ,包括马克思的“社会扣除”理论 ,德国“瓦格纳法则”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 ,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公共资本形成阶段增长理论 ,以及发展经济学中纳克斯的平衡增长理论、罗森斯坦—罗丹的社会基础资本超前发展理论和赫尔希曼的有效继起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地考察。并在评说的基础上认为 :社会资本与民间资本关系的实质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正式契约的第三方实施与权力最优化--对农民工工资纠纷的契约论解释

本文运用契约理论解释农民工工资纠纷的成因 ,提出以下主要观点 :首先 ,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主要原因并非农民工与直接“关系”雇主之间的非正式口头契约无法有效实施 ,而恰是国家明文规定的、应该由国家作为第三方强制实施的正式契约无法有效实施 ;其次 ,国家作为强制实施的第三方 ,无法有效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原因在于一方面国家拥有的部分绝对权力在追求租金最大化的动机下被滥用 ;另一方面 ,作为国家强制实施的直接工具的司法体系的相对权力又被强势利益群体所削弱 ,无法有效进行强制 ;再次 ,国家作为第三方在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方面的失效 ,导致农民工选择契约的其他执行方法 ,使得契约的实施由“公共强制”倒退回“私人秩序” ,进而可能导致私人暴力的无序使用 ,危及社会稳定 ,反过来又迫使政府只能选择更大力度地实际使用权力 ;最后 ,国家要重新建立国家作为强制实施第三方在保护农民工权益中的权威 ,就必须考虑“第三方权力的最优化”问题     

国家治理与政府审计创新——由“抗原抗体”论解读“免疫系统”观

本文就“政府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成果,从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免疫系统”观等视角讨论政府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定位与作用,再从国家治理大系统中内生的“免疫系统”的定位出发,引用“免疫系统”中的“抗原抗体”相关理论来探讨如何通过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创新,进一步提升政府审计对国家治理的作用,使其更好的服务于国家治理.     

市域社会治理研究的发展脉路及展望——基于2018—2021年CNKI的计量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维度，也是对中国之治的一次创新。文章运用Cite Space文献计量软件分析该研究领域的热点、脉路与趋势，目前国内有关市域社会治理核心文献研究不足，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核心作者群，但已具有一定数量在该领域有较大影响力的核心作者。通过对市域社会治理核心认知的梳理，其热点主题主要涉及基层治理与市域社会治理、市域社会治理与中国之治、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市域社会治理与公共安全四个方面；市域社会治理在国家各层级治理主线中，经历“理论创新-顶层设计-实践探索-地方立法”的演变脉路，折射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治理逻辑。从研究趋势来看，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人民为中心，挖掘“治理节点”，依托敏捷治理、治理体系优化和构建为手段驱动治理效能整体提升的研究将成为今后研究热点。     

财富和福利的创造——企业家精神和中国农村的发展型政府

1．引言 “企业家难得把远见、动力、创造力、知识和把握机会的能力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他们能用创新方法组合生产要素，既为他们自己，也为整个社会创造财富。企业家的这一概念是与市场和赢利动机不可分割的……它也是社会私人领域的组成部分，与国家的公共领域或者‘公民社会’的共同领域是相对立的，而后者运作的动机和行为规则不同于前者”。……     

对天津与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析

1957年，法国学者戈特曼提出了“大都市带”的概念以及形成的基本条件，这个理论对20世纪下半叶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大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给予了经典概括。按照戈特曼的理论，中国目前只有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区域具备形成“大都市带”的初步条件。这三个“大都市带”分布在中国沿海的北部、中部和南部。     

浅论西方公共治理与公共经济管理创新

现代西方国家,面对经济非科学发展和不和谐的社会状态,不得不通过公共经济管理创新,以达到“以人为本”、经济科学发展和构筑和谐社会的公共治理目标。伴随公共治理,逐渐形成公共经济管理新理念,并崛起公共经济管理创新新趋势;     

现代城市基础设施管理体系初探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伴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开展，许多新的公共管理理论应运而生。其中“重塑政府理论”指出，政府的职能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政府应与私人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采用企业管理的方式来改造政府的管理。“治理理论”指出，国家（社会）管理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政府应与社会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其基本点是运用权利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野下的“三农问题”解决思路——以产权变革为先导构建新农村

回避西方近代开创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中不同流派在理论基础、逻辑进展和价值选择等方面的差异，从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这一共同理论分析框架出发，分析了当前中国“三农”问题的渊源、以及相应解决思路中的逻辑起点和切入处。     

马克思解析市民社会的经济学角度

"市民社会"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主要出现在早期,与当下市民社会理论的种种思潮相较,观察的角度和立足点有很大的不同,从而引起了解释上的困难.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来解读市民社会,而当下的市民社会研究是从"国家一社会"的二元结构来理解国家权力渊源以及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二者之间并不矛盾.     

乡村纠纷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法律史和法律人类学相关研究评述

对于乡村纠纷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问题,法律史和法律人类学领域的部分学者做了相当出色的工作.法律史方面,主要是黄宗智、滋贺秀三、寺田浩明、梁治平等学者就清代司法性质和"第三领域"概念所展开的学术争论.法律人类学领域的学者,有的运用国家/社会二元化模式研究了国家法、村规民约和民间法的关系,有的学者运用法律多元的方法论研究了乡村社会的权力与秩序;有的学者更突破了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论,从关系/事件的研究策略解释了乡村纠纷及其解决的法律实践.     

市民社会及其话语的构建

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系统已开始逐步与行政系统分离,市民社会雏形依稀可见.但在那些行政权力尚未完全淡出的社会文化领域,如今又不得不从属于另一种更有威力的商业霸权.这意味着,中国的市民社会不仅面临着与行政系统的分化,还存在着与经济系统分离的问题.只有具备了独立意义和自治逻辑的社会文化系统,才能提供一个足以与权力与金钱相制衡的市民社会.而“公共领域”的存在,乃是市民社会重建的中心一环.     

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对晋江模式的一个尝试性解答

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话题，研究者大多从二元对立的关系予以思考，或是从宏观层次上进行理论的演绎，缺乏实证的个案分析。有鉴于此，本文以晋江模式的演变作为具体展现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构建过程的现实样本，考察了1970年代以来该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职能与社会生长之间的关系。作者的研究表明，在晋江的二次创业时期，其经济的动力已由民间力量驱动型转为政府与民间社会共同驱动。这种“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将为我国构建良性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一个新的选择，应该成为构建中国未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和努力方向。     

简论社会与国家二元架构下的公民参与

公民，从出生起，就必然生活在某种共同体中。“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脱离社会关系和先于社会生活中的人是不存在的。”因此，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的积极参与。“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关系、社会本质。”所以，市民社会的产生、发展过程势必伴随着市民的积极参与。如果没有市民在各个方面主动地参与，市民社会能否形成还有待商榷。随着市民参与的领域、范围的扩大，市民社会的日     

市民社会的形成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

市民社会是民法发展和民法精神孕育的基础.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则,是对市民社会基本关系的法律调整.民法典的制定对一个国家来说在形式上意味着私法意识的建立,在实践上意味着自由与平等真正的纳入这个国家的民众生活和公共社会秩序中.本文从市民社会的源流和变迁出发,对古代社会到清末修律运动再到近现代社会来分析我国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论证市民社会市民法典指定的基础.     

“时间银行”何以提升乡村公共精神——基于社会交往理论视角的案例研究

公共精神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如何培育公共精神是新时期乡村治理的重点与难点。现有关于培育公共精神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路径，缺乏与村庄发展和村民生活的内在联结。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时间银行”从乡村治理切入，以“时间币”为桥梁将时间、积分和服务有机串联，在培育乡村公共精神方面作用明显。那么，“时间银行”何以提升乡村公共精神?其作用机制是什么?文章基于大余县案例，运用社会交往理论，提出了“时间银行—社会交往重构—价值整合—公共精神提升”的解释路径，“时间银行”的运作机制在于构建以“主体间性”为核心的社会交往模式，村民的个人价值与公共价值得以整合，进而催生公共精神。研究结论丰富了“时间银行”在乡村领域的实践，在理论层面分析了“时间银行”提升乡村公共精神的机制，并讨论了通过重构社会交往提升乡村公共精神的一般化路径。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主体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危机频发已经成为公共管理中不可避免的重大挑战,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公民、志愿者、第三部门和社区的高度参与,在应对各种突发危机事件中发挥出重要的功能。在我国,各方社会力量作为主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涉及的领域不断拓展,参与程度日趋深入,其主体性逐渐突显,但相比之下,这种社会参与机制的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社会参与主体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存在许多问题,完善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主体,形成功能齐全、协调有方、运转高效的社会参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