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共同富裕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作为新发展阶段我国农地制度的重大创新,应基于共同富裕战略目标要求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新型“三权分置”制度。共同富裕目标要求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提高农民的发展能力。基于农民发展能力的视角,集体所有权是生存保障能力的体制载体,承包权是生产发展能力的制度保障,经营权是财产收益能力的产权载体。“三权分置”改革能够提高农民发展能力,为农民提供基本社会保障、低成本提供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并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最终助推共同富裕。目前,“三权分置”改革面临集体所有权虚化与社会保障功能弱化、承包权固化与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土地经营权大规模流转与贫富差距强化的困境。应当强化集体所有权,稳定土地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促进农民共同富裕。     

“融治理”视角推进泰州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启示

市域社会治理和城乡社区治理反映了中国社会治理的全面深化，前者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舞台，后者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引擎，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互相补充，可以发展为一种“融治理”来完善中国的社会治理。“融治理”有助于为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国路径提供理论支撑，促进社区治理创新有序化、高效化。泰州市抓住目标融合、体制机制融合、平台融合、资源融合、能力融合“五融合”推进“融治理”，连通了市域社会治理和城乡社区治理，丰富了社会治理创新。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机理与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没有乡村治理现代化,就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当前乡村社会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弱化以致支撑乡村治理的内生性资源匮乏,农民处于松散状态,组织化水平低,“乡政村治”遂演变为“乡政浮,村治虚”。新发展阶段,只有创新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才能夯实物质基础、重塑基层组织,并有效弥合“自治”、“法治”和“德治”之间长期存在的实践隔层,进而切实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第三个历史决议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党的历史上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也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一个伟大决议。深入贯彻学习第三个历史决议,包括深刻认识总结百年党史的必要性,牢牢把握百年党史四个历史时期的主题主线。三次飞跃是第三个历史决议理论逻辑的重要牵引力;历史主动、历史自信是第三个历史决议历史逻辑的主要推动力;“两个确立”是第三个历史决议实践逻辑的必要行动力。把握第三个历史决议蕴含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对于正确理解百年党史中的重要问题、树立正确党史观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保障。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发展私营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现阶段如何发展私营经济 ,不仅是实践问题 ,而且是个理论问题。本文论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从实践到理论对中国现阶段私营经济的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从二元对立到二元合一：建立新型的实践政治经济学

本文提倡建立一个基于中国实践经验的新型政治经济学。本文首先说明从实践出发的研究进路和思维方式,将其比拟于医学而不是牛顿物理学和数学逻辑的认识方法,而后进入中国如今结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还结合小农经济与工业经济,以及独特的政党国家与经济体系等实际的讨论。文章针对的是长期以来占据霸权地位的,突出演绎逻辑、市场主义、科学主义的英美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法学,以及伴之而来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笔者提议借助中国传统的,以及今天在实践中仍然展示的二元合一思维,结合中西来建立具有超越性的新宇宙观。在一定程度上,文章也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释。文章倡导的前瞻方向可以称作（民众）参与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官僚主义管控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是一个在实践过程中正逐步形成的新体系。     

中国十大城市群的现实格局与未来发展路径

2015年3月至2019年2月,国务院陆续批复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哈长城市群等十个国家级城市群。十个国家级城市群都有各自的战略定位,特色鲜明。城市群的快速健康发展需要一些后天优势,这些后天优势表现为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园区、创新型产业集群、国家火炬软件产业园,以及创新型企业和"独角兽"企业的拥有量等,这些优势也是城市群发展的创新驱动力。未来,十大城市群的发展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群内城市的发展战略;突出城市群战略定位,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强化群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城市群际现代化交通网络建设;开放合作,信息共享,建设先进的城市群生态文明;创新驱动,科学发展,建设具有特色的世界级城市群。     

应急财政现代化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路径：基于风险治理的视角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从而使如何通过风险治理实现风险最小化及国家的总体安全成为财政职能的重要内容。根据风险治理视角下应急财政现代化的要求,现行应急财政在导向性与服务性、前瞻性与适应性、公共性与多元性及效率性与规范性等方面尚存在与应急财政现代化的不相适配之处。相应地,应从“建立健全应急财政的‘三阶段体系’,引导主体行为和资源配置转向风险治理;提高预备费的计提比例和实行基金式管理,强化应急产业、人才和科技的储备;根据风险等级合理划分政府支出责任,推动成立多方共同出资设立的应急基金;完善应急收支的过程监督和结果评价,健全应急资金和物资的规范化管理体系”等四个方面推进应急财政现代化。     

创业生态系统演化：社会资本的理论诠释与未来展望

创业生态系统作为创业的重要栖息地，已经成为当前可持续创新的重要载体。创业生态系统相关研究借助于生态学隐喻，实现了内涵与外延的深度解构，但关于创业生态系统运行规律、功能实现及结构生成等问题的探讨有待深入。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分析创业生态系统个体、种群、群落以及系统梯次涌现过程中的社会资本流动，进而得出创业生态系统演化轨迹，并从功能范式与结构范式两个方面分析创业生态系统演化驱动机制。基于此，提出创业生态系统未来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领域。     

台湾的第三部门与小区治理的创新：以六星计划为例

本文主旨为以台湾六星计划健康小区为案例检讨小区治理创新的状况与问题。本文首先从"全球治理"、"地方治理"到"小区治理"的转变趋势加以说明,象征着世界各国重视小区、市场与政府的基层社会结构。其次,探讨小区治理的重要与意义。最后再以台湾六星计划中,3259个健康小区的案例说明草根性小区组织如何发展出小区治理的创新。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全面依法治国的逻辑转换、价值向度与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1]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范式、治理方法与治理体系等方面的创新举措,全面依法治国蕴含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向度,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行为提供了法治路径,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构建保驾护航。     

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

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即没有工作保障,缺少福利和不受国家劳动法保护的劳工）已占今天2．83亿城镇就业人员总数中的1．68亿,比正规就业人员要多出一倍半。但是,今目的中国国家统计机构尚未真正正视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统计。其部分原因是当前的主流经济（以及社会）理论——即主要来自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二元经济”理论、“三部门理论”和“橄榄型”社会结构理论——的误导。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50年代和60年代风行美国的“现代化”模式。本文扼要论述该模式的关键论点,进而回顾70年代和80年代发展经济学“革命”中有关学者对其所作的批评,以及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在美国新保守主义领导下进行的“反革命”辩驳,重在揭示论争双方的意识形态化偏颇,并突出各自的洞见,提倡适当结合双方正确的见解,由此建立去意识形态化的理论观点,以助于理解今天非正规经济的现实。     

企业与发展中国家的“能力陷阱”：基于组织社会分层与流动的视角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企业成长中的成熟性陷阱、熟悉性陷阱以及临近性陷阱,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都是管理上的陷阱。能力陷阱并不意味着＂组织不学习＂,它代表＂组织进行着错误的学习＂,从而陷入能力陷阱。以社会分层和流动的视角来看,必须打破原有组织的分层流动规则,帮助新的组织成员流动到有影响力的高一级分层中,这样才有可能更新组织的权力结构或构成,从而打破组织惯性,消除组织防卫,促使组织走出能力陷阱。     

“国家”的分化、控制网络与冲突性议题传播的机会结构

在冲突性议题的传播中,"国家"是主导性的控制力量,但又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其内部存在着权力的分化,这为冲突性议题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国家对媒体采用的是属地化管理的体制,地方政府控制了媒体的财政权,冲突性议题难以获得本地媒体的传播机会,国家内部存在的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则又进一步压缩冲突性议题传播的空间。冲突性议题的传播主要有"报道对象位于权力体系的底端"、"突破属地管理"和"政府有治理需求"三种机会结构,媒体在进行冲突性议题报道时,也往往采用脱离属地的权力体系、"用合作换取自主"等行动策略。在政治权力成为主导性权力的背景下,其他权力或群体也可以借助于政治权力的交换而控制冲突性议题的传播,这对国家治理和社会风险的化解是不利的。     

社会组织的事中事后监管改革：实践、困境与对策

为适应新时代下"放管服"行政管理改革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双重要求,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系面临着从偏前端审批向注重事中事后全面监管的改革与转型。通过对江苏Z市的实践分析,发现当前推进社会组织事中事后监管改革中存在着分类监管欠缺、多部门监管标准欠统一、监管方式失衡和社会化监管不足等困境问题,据此提出相应的化解对策。     

基于6D的中国城市群空间格局优化：经验、问题与路径

城市群空间格局优化是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6D”理论框架即密度、距离、分割、特色、品质和数字六大方面总结城市群空间格局优化的代表性实践探索及成效,明确城市群空间格局优化在产业分工、创新驱动、城市体系、人口空间分布及智慧城市群打造等方面面临的挑战,最后提出“六型”城市群空间格局优化战略,打造要素紧凑、内联外通、政策协作、产城协同、美好生活和数字智慧“六型”城市群。     

以“三新”发展观引领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当前的国内外实际而作出的论断、提出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可以概括为“三新”发展观,“三新”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践行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均具有重大作用,如以“三新”发展观引领共同富裕是遵循中国共产党在建党百年中形成的经济发展观、财富共享观和政治经济学创新的人民观等理论逻辑,这就决定了其实践必然能够助力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而且其也具有引领共同富裕的优势,如其具有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优势、新发展理念的思想引领优势和新发展格局的任务引领优势。基于此,应在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的基础上,提出实践方案：以新发展阶段的方位优势促进共同富裕;以新发展理念的思想引领优势促进共同富裕;以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任务优势促进共同富裕。     

后现代社会的科技治理：内涵、原理与理论指向

科技治理是一个被学界和实践者广泛使用的术语，用以区别于传统科技管理模式。然而，受制于“治理”的观点分野，科技治理的内涵与外延较为模糊，各理论构件呈现冲突性、碎片化特点。通过对我国科技建制历史的回溯发现，科技治理发轫于后现代社会科技创新活动特征变化所衍生的治理需求，体现了科技创新从“建制”到“解构”的历史趋势。因此，在“解构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将前沿治理理论与科技创新实践有机结合，从多个维度对科技治理进行阐释，指出科技治理以行动者网络作为行动结构，以后现代话语作为对话形式，以合作制组织作为组织形式，以行动主义作为互动形式，以良性、可持续创新生态作为发展目标。研究勾勒出后现代社会科技治理的理论图谱，可为我国未来科技治理改革实践提供方法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