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发展的共同富裕效应研究——基于281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2011—2020年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数字金融发展每平均提升1个单位，共同富裕水平平均提升0.564个单位。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距，且在西部地区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具有包容性。数字金融发展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有助于提升共同富裕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说明存在明显的结构效应。进一步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创新创业提升共同富裕水平，还可通过积累物质资本，提升人力资本，改善社会资本和积蓄家庭财富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要素流动与共同富裕

选取2005—2021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系统GMM、门槛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创新要素流动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包括经济协调发展、公共服务均等、绿色发展平衡在内的子维度均有正向推动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要素流动融合发展可推动共同富裕发展，且存在创新要素流动的门槛效应。另外，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要素流动二者融合对不同地区精神共同富裕和物质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依次递减规律。据此，提出激发数字普惠金融新活力、构筑创新要素流动新格局、打造区域协同发展新局面的建议。     

全球价值链嵌入、创新驱动与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

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29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借助中介模型与门槛模型，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通过促进创新驱动提升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在创新驱动水平较低地区抑制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提升，在创新驱动水平较高地区则呈现促进作用；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在不同创新驱动水平地区，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提升均呈现积极作用，但作用强度存在差异。因此，应构建包容性价值链、发挥创新驱动主引擎作用、深化投入产出要素供给，以期切实提升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基于城乡均衡发展的视角

数字经济作为驱动产业转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其在推动共同富裕、统筹城乡协调均衡发展中的作用尚不明确。基于城乡均衡发展视角，选取2011—2020年20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探析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路径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整体上对城乡均衡发展具有抑制效应，且这一影响存在典型的“俱乐部收敛”现象，表现为在东部地区会抑制城乡均衡发展，在中部地区有利于推进城乡均衡发展。同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这一影响路径中存在双重门槛效应，随着经济水平提升，数字经济对城乡均衡发展的影响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趋势。研究结论对中国依托数字经济发展，实现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活跃度与乡村振兴

文章通过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系统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探究创新活跃度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及各子维度均对乡村振兴水平具有驱动作用，这一结论在借助动态面板及工具变量方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依旧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农业数字化”与“人力资本结构”已逐步成为数字普惠金融驱动乡村振兴水平稳步提升的重要渠道。此外，在引入创新活跃度这一调节变量后发现，创新活跃度的提高不仅对乡村振兴水平提升具有直接驱动作用，而且能够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水平的驱动效应。为此，应深化科技创新赋能作用、拓宽金融服务覆盖范围、释放地区创新发展活力，以此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赋能作用。     

组态视角下区域数字创新发展的驱动机制研究

文章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中国30个省份数字创新发展的驱动机制展开研究。结果指出，组织布局下的研发投入促进型和组织布局下的基础知识促进型是高水平数字创新能力的组态类型，而非高水平的组态结果呈现出因果非对称性。此外，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东部地区数字创新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是组织网络的引导力，而中、西部地区数字创新能力提升的核心在于资源要素的驱动力。故应明辨区域数字创新发展的路径差异，因地制宜实施数字创新的政策战略布局，强化地区发展新动能。     

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

数字化时代的经济运行方式呈现出数据驱动、万物互联、创新迭代的特征，数字经济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属性对创新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361座城市2010-2018年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带动本地创新绩效提升，而且对周边城市创新绩效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空间溢出效应也更显著。由此，建议可从挖掘数据要素价值、搭建数字化平台、推动数字技术创新等角度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本地区和周边地区创新绩效共同提升。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共同富裕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利用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在分别构建省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和涵盖富裕、共享维度的共同富裕指标基础上,分析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解决增长和分配问题显著推进了共同富裕,在考虑内生性与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中等共同富裕水平地区更为显著;且上述影响效应主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与扩大公共服务投入的机制来实现。进一步拓展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对临近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还会促进低收入家庭向中等收入家庭流动,进而有利于“扩中提低”的实现。上述结论对新发展阶段我国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研究

以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逐步回归法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提升,并且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现金流较为缺乏的企业、环境管制力度较大地区,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应持续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完善数字金融配套体系建设,实行差异化数字金融支持政策,引导和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从而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两山”转化水平了吗？——来自西部民族地区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利用数字金融打破“资源诅咒”效应,提升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将“生态高地”转变为“经济高地”,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从分项指标来看,数字金融发展对“金山银山”的提升作用显著大于其对“绿水青山”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市场一体化程度更深、人力资本水平更高和资源禀赋更好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两山”转化水平。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提升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能驱动企业创新效率吗

将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效率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基于2012-2019年20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1625家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效率的驱动效应与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正向驱动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人才资源集聚效应、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营商环境优化效应均能发挥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但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特征的微观企业创新效率的正向驱动呈现明显的异质性,位于非中心城市、处于初创期以及属于高技术行业、强竞争性行业的企业,其创新效率的提升受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度更强。     

数字基建与区域创新:特征事实及其差异化影响

关键核心技术的缺失导致难以演化出创新驱动的新发展格局，而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社会先行资本被寄予了赋能厚望。文章选取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在测度各省市数字基建水平的基础上，将区域创新活动分解为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考虑人力资本水平、产业结构升级程度和专利保护强度的异质性影响，梳理出数字基建影响区域创新活动的特征事实，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整体而言，数字基建能够促进区域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提升，与区域创新效率负相关；而人力资本水平并不能影响数字基建对区域创新效率的作用，但在高产业结构升级程度地区和高专利保护强度地区，数字基建则能够显著提升区域创新效率。由此，文章进一步从国家、地区和城市的知识资本角度入手，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一是坚持“因地制宜”,推进数字基建对创新精准赋能；二是坚持“互联互通”,营造多链融合的区域创新生态；三是坚持“包容审慎”,深化对数字基建综合有效监管。     

技术创新如何提升我国共同富裕水平

技术创新是影响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是推动我国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深入探讨驱动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连续六期的面板数据探究技术创新影响共同富裕水平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持续提升人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同时,显著降低了社会成员之间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发展的离散性,推动我国社会向共同富裕目标不断趋近。中国特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强化了政府对创新的引领作用,放大了技术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扩张的正向效应,技术创新通过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进而提升了我国的共同富裕水平。公共创新和私营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公共创新通过创新系统设计和基础研究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长产生更强的正向促进效应。本文探寻技术创新提升共同富裕水平的作用机制,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尽早实现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字经济生产力助力共同富裕——双重效应与实践路径

经济数字化发展已势不可挡，如何发挥数字经济的优势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已经成为当前数字经济治理、共同富裕战略优化的必然要求。数字经济生产力能够正向赋能共同富裕，通过提升经济总量、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助力实现共同富裕。但是，数字经济生产力背后的技术依赖以及资本支撑可能会异化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若要发挥数字经济生产力对共同富裕的助推力，就必须推动数字经济生产力与共同富裕之间的良性互动，突出数字经济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完善数字经济生产力的监督管理体系、构建数字经济生产力的责任承担和公正分配机制。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和最强音，蕴含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鲜明特征。选取2011—2021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以及区域异质性进行经验分析。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是赋能共同富裕的新动能，且这种助推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作用机制分析可知，数字经济通过发挥创新效应、协同效应、普惠效应等构筑共建机制、共富机制以及共享机制推动充分发展、平衡发展和共享发展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以上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因此，要依托数字经济发展创造社会成员平等公平参与共建与共富的条件和机会，提升致富能力，进而创造丰盈的社会物质财富和丰裕的精神财富，通过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促进发展成果普惠共享，进而破解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助力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

“双碳”背景下，数字经济是推动区域实现绿色创新的重要驱动路径和动力来源。文章系统构建了数字经济测度体系，并以环境规制异质性门槛为切入点，采用非线性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环境规制门槛机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区域异质性明显；特别地，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受限于环境规制的异质门槛效应：较低水平的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数字经济的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作用，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有效激发了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进而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即数字经济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呈现出U型关系。研究厘清了数字经济利用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驱动效应，为区域政府制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路径提供切实依据和参考借鉴。     

创新要素配置驱动共同富裕实现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分别测算创新要素配置与共同富裕指数，进而实证分析创新要素配置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特征。研究显示：创新要素配置对共同富裕具有明显驱动作用，经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仍旧成立；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是创新要素配置驱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要素配置对共同富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深入到共同富裕细分维度，创新要素配置可显著推进富裕共享性、物质生活富裕、精神生活富裕、生活环境宜居，对富裕差异性的影响尚未显现。据此，提出盘活科技创新要素、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新型城镇化建设体系、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新思路。     

共同富裕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数字技术会驱动劳动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发生转变，进而影响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有利于实现企业内部共同富裕目标；员工规模的扩大、员工平均工资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中介路径；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而对管理层的劳动收入份额没有显著影响；相比数字技术实践应用，底层数字技术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幅度更大；相比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幅度更大。研究结论从微观层面为技术进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争议提供证据，同时也对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战略提供参考。     

跨境电商促进了企业创新吗?

跨境电商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引擎，并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机遇。本文基于2012年由财政部等部门颁布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识别企业是否受到了跨境电商发展的影响，深入探讨了跨境电商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电商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水平，该结论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企业融资约束缓解和市场竞争加剧是跨境电商发展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渠道；对于生产率较高、治理水平较高、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企业，跨境电商的创新促进效应更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跨境电商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质量。本文研究为数字经济时代下更好利用跨境电商平台提升企业创新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与企业研发投入——结构差异、渠道检验与市场化程度下的效应识别

基于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及渠道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驱动企业提升研发投入强度,对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的创新投入驱动效果更为显著,并能有效校正传统金融存在的属性错配和行业错配问题。机制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优化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为企业研发投入提供外生动力,有效提升股价信息含量,克服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在市场化程度较差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为企业研发投入带来更为显著的驱动效果,发挥较为突出的补足市场短板功能。研究结论为优化数字金融的发展、提振企业创新动能提供了可靠经验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