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经验是否影响了中国异质性企业的OFDI模式选择

本文研究了中国异质性企业在特定目的国①市场的前期投资经验与其后续OFDI模式选择的动态关系,并提出相关假说,然后使用2003—2011年中国企业OFDI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与分析。研究发现:对特定目的国市场前期投资经验越丰富,或者中国其他企业对目的国对行业投资经验越丰富,中国OFDI企业越倾向于跨境并购;从企业异质性影响看,当中国企业生产率越高时,该企业在目的国投资经验对其OFDI模式选择的影响也越大;企业前期投资经验与目的国制度、风险环境之间呈显著的逆向调节效应,差异性地作用于该企业后期OFDI模式选择;当然,中国OFDI企业在同一国前期的投资经验对其后期OFDI模式选择的影响强于相似国家,而非相似国家的投资经验则不具有显著影响。     

企业异质性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三方”效应——基于企业微观数据的考察

通过构建扩展的企业异质性三国模型,文章考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所依赖的空间网络化效应。研究发现,当企业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会逐渐从贸易引致型OFDI转型为出口平台型OFDI进入海外市场,即企业OFDI会考虑到某个区位是否受到第三方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更倾向将OFDI生产区位选择到目前已拥有水平型OFDI的临近区域;市场潜力对OFDI空间网络化效应的影响也十分显著,意味着中国企业在选择贸易引致型OFDI时,更倾向将OFDI的区位选择到市场潜力较大的区位。     

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会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吗? ——基于异质性企业投资动机的视角

本文利用2003～2013年我国匹配后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我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制造业企业OFDI对国内就业、 投资和产出都带来了负面影响,国内制造业企业快速OFDI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对异质性企业投资动机的进一步检验发现,市场寻求型企业OFDI有利于增加国内就业和产出,但同时挤出了国内投资;生产资源寻求型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OFDI带来了国内"产业空心化";战略资源寻求型企业OFDI对国内就业具有替代作用,短期不利于国内投资和产出,长期促进国内投资和产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06～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5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金融风险综合指数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国家金融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效应。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风险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影响,东道国金融风险抑制中国OFDI流入的同时会将投资挤入邻国。渠道分析发现,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信贷活动是金融风险影响中国OFDI的重要因素,其中公共部门债务的中介效应更加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金融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效应不同,中高收入、高收入国家的影响机制与空间效应更加显著。     

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带来“去制造业”吗——基于微观数据和投资动机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倾向性匹配方法为2003-2008年1273家进行OFDI的制造业企业找到可供比较的样本数据,采用倍差法实证检验OFDI给母公司带来的规模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出口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在OFDI快速发展时期尚未出现总量"去制造业",总体上表现出通过商贸服务型OFDI加强出口,带动国内生产、投资和就业的主要投资模式。基于投资动机的进一步考察发现,存在结构性"去制造业",当地生产型OFDI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投向中低收入国家的OFDI对出口、投资具有替代作用;投向高收入国家的技术研发型OFDI对母公司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基于企业微观特征的分析

本文从企业微观层面的角度出发,利用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合并的综合数据库,根据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考察OFDI对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影响;同时,本文还使用动态估计的方法对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做了进一步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即OFDI具有正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于不同的行业和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显著差异;对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引起企业正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也不同;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利润率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正向的促进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制度的视角

本文采用1998-2011年中国OFDI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理论上分析了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OFDI整体具有显著的制度依赖性,且国有制企业OFDI的依赖性大于非国有制企业;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具有差异性影响,发达国家的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具有正向影响,发展中国家则具有反向影响;中国OFDI不具有制度相似性特征,即中国企业倾向于到制度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作为特殊性制度保护机制的BIT对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OFDI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对一般性制度因素具有显著替补作用,在发达国家BIT则不存在上述效应。     

数字化转型赋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框架分析

在世界经济数字化变革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能否赋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受到广泛关注。文章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框架下,利用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中国企业OFDI概率,经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渠道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强化所有权优势、提升内部化动力与克服外来者劣势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产权性质、人力资本结构、行业要素密集度、竞争程度以及投资模式将影响数字化的OFDI赋能作用。最后,基于投资规模与投资绩效的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还能助力OFDI“增量提效”,且规模增加体现在OFDI扩展边际。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3个国家的OFDI面板数据,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位分布特征。除了考虑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和政治制度等传统因素之外,重点考察了东道国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对倡议前后的效应变化做了对比检验。实证结果发现:东道国经济制度同时影响了投资选择偏好和投资规模;中国OFDI偏向于货币自由度和投资自由度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商业自由度在长期影响着投资行为;近3年来东道国商业自由度的提升促进了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而贸易自由度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OFDI。最后给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相关投资建议。     

双边关系、制度环境与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出口创造效应

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文章通过引入制度环境与双边关系,构建了用于解释OFDI出口创造效应国家异质性表现的理论模型,并以2003～2018年我国对44个"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与出口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对沿线国家的OFDI出口创造效应虽存在,但较小;东道国制度环境对OFDI出口创造效应具有正向影响,但在2010年后则发生逆转;双边关系的改善能进一步提高制度环境对OFDI出口创造效应的调节力度; OFDI出口创造效应在制度环境、双边关系"双优"的国家上表现得最突出;双边关系对制度环境的逆向调节大于顺向调节。     

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产出

在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聚焦于服务业的现实背景下,本文借助BvDZephyr数据库与fDi Markets数据库,首次整理了含有中国企业OFDI行业详细信息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全新数据库,并结合2002—2017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服务型OFDI对企业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型OFDI对企业产出呈正向促进作用,且这种正向影响呈递增趋势;异质性检验发现,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拥有海归高管的企业从服务型OFDI中获益更大;此外,与纯生产型OFDI相比,服务型OFDI对企业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大,这种差异表明在通过"走出去"战略带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服务型OFDI起到了关键作用;进一步的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创新水平提升和海外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是服务型OFDI促进企业产出增长的可能渠道。本文研究结论从投资行业角度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出之间的互补关系提供了新的解释,对如何通过"走出去"战略来有效推动中国经济稳步增长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逆向技术溢出、营商环境治理差异与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规模不断扩大,与东道国的营商环境治理差异以及OFDI的逆向溢出效应对于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基于2007-2018年中国对73个国家OFDI的跨国面板数据,运用PCSE和SYS-GMM的方法,实证考察了营商环境治理差异、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营商环境治理差异负向影响中国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正向影响中国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营商环境治理差异给中国OFDI所带来的负向影响具有正向的“弥补作用”,并且这种弥补效应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东道国中存在异质性。     

OFDI是否提升了中国的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从OFDI的动机视角入手,系统梳理了OFDI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的理论机制。实证方面利用中国2002-2013年的省级面板和贸易微观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OFDI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净效应为正,其通过技术反馈效应、市场深化效应以及资源配置效应均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产业升级效应则产生了抑制作用,上述结论在控制了OFDI的内生性等问题之后依然稳健;分位数估计发现OFDI对中国低、高、中技术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存在依次递增趋势;系统GMM估计表明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持续性特征,当期产品的技术层次易受前期积累的影响。除此之外,门槛检验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均对OFDI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产生正向影响,但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OFDI:基于注意力配置视角的机制研究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引起广泛关注,而较少研究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中国企业OFDI的机制机理。文章基于2011～2018年《全球企业绿地投资数据库》,以百度搜索指数作为管理者注意力配置指标,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结论表明：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助力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OFDI总量实现逆势增长,且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及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仍然成立;其次,“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对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海上丝绸之路及与中国邻近沿线国家的投资增长;最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增进管理者对沿线国家的注意力配置,进而促进中国企业OFDI。     

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技术创新:基于异质性投资东道国的视角

本文基于异质性投资东道国的视角,将发展中国家OFDI对母国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归纳为逆向技术溢出基础上的研发反馈效应及人力资本激励效应,并借助国际RD溢出模型,采用我国2003-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相关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OFDI对我国技术创新的作用已开始突显;且只有面向发达东道国的OFDI能够给我国带来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总体来说其研发反馈激励效应的作用要大于挤出效应,但人力资本激励效应不显著。     

自由贸易协定能够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跨国公司知识-资本模型的经验研究

文章基于跨国公司知识-资本模型并结合2003~2011年71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自由贸易协定(FTA)、双边投资协定(BIA)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FTA对OFDI具有负向抑制作用;针对不同经济体、不同年份,水平型FDI、垂直型FDI的相对强弱会存在差异,进而FTA的负向投资效应也会发生变化;同时,BIA对OFDI的影响并不显著。实证结果非常稳健,它不随实证模型、计量方法以及数据来源的变化而改变。     

“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沿线国家OFDI:增量引致还是存量转换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动能,在促进中国企业向沿线国家对外投资上已经取得显著成效。那么,“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BRIPE)是否会影响中国企业向非沿线国家的OFDI呢?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模型,探究BR-IPE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BR-IPE对中国企业在非沿线国家的OFDI具有“增量引致”效应。动态效应上,在“一带一路”沿线倡议实施之后的前三个年度,BR-IPE对非沿线国家的OFDI表现出“存量转换”效应,即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挤出了企业对非沿线国家的OFDI;之后,BR-IPE的正向效应逐渐显现并增强,即对沿线国家的OFDI表现出显著的“增量引致”效应。异质性研究表明,BR-IPE对企业向非沿线国家OFDI的“增量引致”效应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非沿线发达国家,而对国有企业、非沿线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表现为“存量转换”效应。进一步地,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和海外市场需求的扩张是BRIPE影响非沿线国家OFDI“增量引致”的重要机制。本研究对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高“一带一路...     

《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对企业OFDI行为的影响及其生产率效应的检验

中国《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在引导企业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鼓励企业"走出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今天,检验该鼓励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考察该鼓励政策对OFDI企业的决策行为及其生产率效应后发现:(1)运用断点回归方法降低了内生性问题后,发现该政策对企业OFDI决策行为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2)在得出上述结论的同时,考察政策是否带来OFDI企业生产率提升,为此,基于全样本运用倾向评分匹配方法发现政策驱动型OFDI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低于非政策驱动型OFDI企业;(3)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技术寻求型OFDI,该政策并未带来生产率的显著提升;对于市场需求型OFDI,鼓励政策显著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根据以上分析,可为新的产业导向目录的制定提出完善的建议。     

RTA法律化水平、制度效应与中国OFDI

区域贸易协定(RTA)的缔结对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异质性视角,构建了RTA框架下跨国企业与东道国政府的两阶段博弈模型,从理论层面厘清了RTA法律化水平对OFDI的作用机制。通过对RTA条款进行“法律化水平”赋值,并以2003～2019年中国对147个国家或地区OFDI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其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表明,RTA法律化水平显著促进了中国OFDI;且缔结高法律化水平RTA能够弥补东道国制度缺位、弱化国家双边制度距离的投资抑制效应,来促进中国OFDI发展。文章进一步将RTA条款进行细分量化构建异质性条款法律有效指数,检验结果表明RTA法律化水平对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条款异质性。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服务外包有助于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走出去”吗——“两业融合”视角下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基于2003—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及三批次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两业融合”视角下服务外包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效果及路径。研究发现:服务外包发展对制造业企业OFDI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后此研究结果依然成立。考虑企业层面及OFDI区位特征因素后的分样本回归结果存在异质性。“两业融合”视角下服务外包借助数智化要素投入效应、服务化产出提升效应对制造业企业OFDI发挥促进作用。使用行业层面数据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服务外包对投入服务化程度较低的制造业企业“走出去”具有促进作用,对投入服务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企业“走出去”则会产生挤出效应。数字经济背景下服务外包对数字化投入程度较高及较低的两类制造业企业“走出去”亦会产生负向影响:前者同样表现为挤出效应,后者则表现为数字化投入较低的制造业企业对服务外包政策的响应不足。本研究对高水平开放下“两业融合”与中国企业国际化多元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