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域经济双循环的结构演变及其增长效应——基于IRIOT-MRIO表的双元四循环分解

作为国家的一个地区,省域的经济循环存在省域内、国家和全球三层地理边界,仅进行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分解不能很好地反映其与国内其他省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因而有必要对省域经济循环进行更细致的结构分解,然而现有文献对此缺乏研究。本文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基础上,根据是否有其他省域参与循环引入单省域多省域双循环,进而对省域经济进行双元四循环的结构分解：单省域参与的国内循环为省内循环,多省域参与的国内循环为省际循环,单省域参与的国际循环为简单国际循环,多省域参与的国际循环为复杂国际循环。基于此,通过构建MRIO-IRIOT表测算出2012、2015、2017年30个样本省域16个行业4种经济循环的产出,用各经济循环的强度（产出占比）来刻画循环结构,并对省域不同行业的循环强度按产值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各省域各经济循环强度,结果显示：样本期间各省域经济的循环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并具有不同的演变趋势;总体上看,循环强度从高到低依次为省内循环、省际循环、复杂国际循环、简单国际循环,呈现出“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循环为辅”的发展格局,并具有“国内循环增强、国际循环减弱”的发展态势。进一步考察行业层面的4种经济循环强度变化对行业总产出增长的影响,分析发现：2012年后,4种经济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大到小依次为省际循环、复杂国际循环、省内循环、简单国际循环,表明循环结构沿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方向演进,并具有“多省域循环增强、单省域循环减弱,省际循环增强、简单国际循环减弱”的优化趋势;省际循环与复杂国际循环相互强化的效应显著,因而加强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有效路径之一。相比已有文献,本文对省域经济的双元四循环分解拓展和深化了双循环结构的量化分析,从动态角度研究循环结构变化对产出增长的影响有助于深入认识不同循环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对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作用的检验则有利于探求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有效路径。本文研究表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已基本形成,但还需要进一步强化省际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实现也需要加强地区间的经济交流和合作。因此,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地区联动的国内循环质量提升促进国际循环结构升级,进而构建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双循环格局研究——基于国内和全球价值链的考察

利用中国碳核算数据库提供的2012、2015、2017年31省区市42部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MRIO）,分“京津及北部沿海”“东南沿海”“中部”“西部”“东北”5大地区,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为代表,基于对地区产业总产出增加值的完全分解,刻画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双循环发展格局,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初步形成了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数字产品制造业国内分工程度较高,参与国际循环程度也较深,国内价值链主要由东南沿海地区主导驱动,通过“大进大出”融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相对独立性尚待提高;数字技术应用业以国内循环为主,地区间循环更为紧密,主要依靠本地增加值流出和出口参与国内和全球价值链。畅通的国际产业链循环促进了数字产品制造业国内循环升级,国内分工水平提升也促进了其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但数字产品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相对下游位置,需要加速构建安全稳定的高水平产业链供应链。     

满足内需的循环格局及其优化研究——兼析省内循环的形成与省际循环网络

利用2007、2012、2015、201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通过国际循环、省际循环、省内循环的分解,刻画为满足国内最终产品需求而在生产环节上形成的省域及产业循环格局：在需求侧,省域和产业的三种循环中均是省内循环占主体地位,并表现出利用国内分工（特别是省际分工）替代国际分工的趋势;相对而言,先进省域（东部沿海区域)的生产更多地使用来自国外的增加值,因而更易受到国际供应变化的影响;同时,先进产业（高技术制造业）以及矿产能源领域存在更大的被“卡脖子”和断供的安全隐患。在供给侧,各省域的省内循环占比均较高,形成了由本省需求驱动本地生产资源整合的省内循环模式;政府消费需求驱动省内循环形成的偏向性最高,电热燃水生产供应及建筑业、服务业和农林牧渔业驱动省内循环形成的偏向性较高,而采矿业和制造业驱动省际循环形成的偏向性较高;在省际循环网络中,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河南、河北和安徽处于核心位置。面对“卡脖子”和断供难题,应通过加强省际循环来积极应对,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更高水平国内大循环。     

西部地区农业参与国家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位置研究

文章基于2012年和2017年中国省级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构建价值链“参与程度—复杂程度—生产位置”指数框架,对西部地区农业参与国家价值链的程度及生产位置等进行分析。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为:相较于参与其他地区价值链的程度,西部各省份农业参与东部地区价值链的前向参与程度指数明显较高;大部分西部省份对区域内部和外部地区的后向产业关联增强;西部地区参与国家价值链的前向和后向生产长度都有所减少。在研究期内,西部地区农业在国家分工网络中从价值链的上游变为下游,在东北地区分工网络中处于价值链上游,在东部地区处于价值链下游。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应沿产业链推动跨省、跨区域产业协同合作,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延长农业价值链的长度,以形成国内农业产业链大循环。     

中国八大区域供需双循环与双重价值链分工——利用IRIOT—WIOT投入产出表的价值链分析

利用1997年、2002年、2007年、2010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和相应年度世界投入产出表构建IRIOT—WIOT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八大区域的增加值供给偏好指数、增加值需求偏好指数和双重价值链地位指数,展现各区域的国内国际增加值供需双循环状态及国内全球双重价值链分工格局：8个区域增加值供给流向和需求来源的国内地区占比均高于其他地区占比,其中沿海地区的增加值供给偏好其他地区,内陆地区的增加值供给则偏好国内地区,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增加值需求偏好没有明显的异质性;各区域的增加值供给和需求流向均具有明显的“邻近性”特征;内陆各区域的增加值供给更多地（直接或间接）流向沿海地区,增加值需求也更多地来源于沿海地区;沿海各区域的增加值供给更多地流向相邻的沿海区域和中部区域,增加值需求则更多地来源于内陆地区（尤其是中部区域）;内陆各区域处于国内价值链上游,沿海各区域处于国内价值链下游,但8个区域均以下游位置嵌入全球价值链;各区域的国内价值链地位指数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正相关,且国内价值链地位指数均高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1997—2012年,中国沿海地区的增量生产供给主要用于满足国际市场需求,而内陆地区的增量生产供给主要用于满足沿海地区的增量生产需求,国际市场需求成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进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表现为：国内价值链循环为沿海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循环提供资源和产业支撑,沿海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循环带动国内价值链循环升级。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从“利用国际市场的‘外循环’带动国内经济的‘内循环’”转变为“通过国内经济‘内循环’的提质升级促进国际市场‘外循环’的优化拓展”,以国内有效需求的扩大和需求层次的提升推动国内供给质量的提高,进而以国内供给质量的提高拓展和创造国际市场更高层次的需求,使国内需求层次和供给质量的提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转化为：以国内价值链循环的升级推动全球价值链循环的拓展,利用全球价值链循环为国内价值链循环提供更多更好的资源和更大更高层次的市场。同时,还应进一步强化中部区域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纽带作用。     

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密度的时空分异特征

文章基于2007年、2012年、2017年国别及国内省际投入产出数据,运用多个统计指标,多视角对中国数字产业发展及制造业数字化密度的时空演化、区域和行业差异与收敛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数字产业总体规模已超美国,内部结构向“软硬并重”转变,但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仍存在“软硬失衡”现象;中国制造业数字化密度总体上有所提升,投入上的“重硬轻软”问题仍然存在;省际制造业数字化密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和行业集聚性与异质性,空间上东部居前,西北落后,中部快速追赶,行业上技术密集型行业领先且省际差异小,劳动密集型和大部分资本密集型行业落后且省际差异显著。文章有助于全面厘清我国制造业数字化密度的总体及时空演化趋势,为解决我国制造业的内部数字化结构,以及地区、行业间数字化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现实依据。     

技术进步与畅通国内大循环: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畅通国内大循环,生产端的升级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与保障。本文在构建平衡增长路径下多部门经济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省级层面的三次产业数据,实证考察技术进步对以就业结构变动为表征的产业升级的影响,从生产端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理论参考与经验支持。研究发现,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和工业就业比值呈负相关关系,工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和工业就业比值、服务业和工业就业比值同时呈正相关关系,服务业技术进步则与工业和服务业就业比值呈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差异会引致部门之间劳动力的流动,从而推动以就业结构变动为表征的产业结构升级。相对价格机制是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机制,即技术进步可以通过降低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推动以就业结构改变为表征的产业结构升级。本文基于中国数据,验证了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事实。因此,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要以创新为动力,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以技术进步推动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合理流动,从而实现资源在三次产业间的有效配置,从生产端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基础保障。     

中国隐含能源和虚拟水贸易核算及联系强度研究

根据2012年和2017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测算出中国各省各部门隐含能源和虚拟水消耗量、进出口量及能源—水资源联系强度。研究结果表明：1)2012年及2017年隐含能源调出量较多的是山东、辽宁等省级行政区，2012年及2017年隐含能源调入量较多的是广东、江苏等省级行政区；2012年及2017年虚拟水调出量较多的是江苏、安徽等省级行政区，2012年及2017年虚拟水调入量较多的是广东、江苏等省级行政区；2)2012年及2017年隐含能源净进口量较多是辽宁、广西等省级行政区，2012年及2017年虚拟水净进口量较多的是上海、吉林等省级行政区；3)从调出量的角度来看，2012年和2017年均有83.33%的省级行政区联系强度最大的部门为工业部门，但是2012年仅有13.33%的省级行政区联系强度最大的部门为服务业部门；4)从调入量的角度来看，2012年各省级行政区联系强度最大的部门均为“S25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2017年93.33%的省级行政区联系强度最大的部门为“S25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     

我国工业行业资本配置效率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2000—2012

选用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00—2012年的年度数据,利用Jeffrey Wurgler弹性系数模型测算我国工业行业资本配置效率,并对我国资本配置效率收敛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我国东、中、西三个区域的资本配置效率差异显著,且东、中、西三大区域依次呈递减的趋势。(2)从全国层面看,我国资本配置效率不存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但存在条件β收敛;从区域层面看,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存在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但东部地区仅存在条件β收敛。     

数字乡村在构建现代物流双循环体系中的协同作用

物流支撑产业链,是驱动国民经济循环运转的重要载体。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赢得国际竞争新优势的主动战略选择。数字乡村战略立足于我国数字经济的后发优势,将数字信息技术与农业农村深度融合,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数字化助力乡村振兴。新发展格局为数字乡村的加快推进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数字乡村也在提升物流畅通性、助力物流与产业协同一体化发展、衔接双循环物流的战略新支点、促进农村市场融入物流双循环体系上发挥了巩固和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协同作用。“十四五”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意味着我国生产与消费的规模、结构与时空分布会发生重大变化,需要现有的物流格局做出重大调整,从加快传统贸易港的动能转换、建立系统化联通枢纽网络、推广物流资源共享模式、共建数字乡村生态集群等方面入手,打造新一批引领国内大循环、衔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物流的物流战略支点,借助数字乡村建设打通城乡物流通道,积极有效地将农村市场纳入国民经济发展循环体系,巩固和提升我国在国际循环中的地位与优势。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

文章将产业结构变迁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测算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利用1978~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区域间差异。结果表明：中国中西部地区存在一定程度“虚高度化”现象。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当前,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但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相对重要性却在不断提升;从区域层面看,东部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     

人口迁移、技术追赶与中国内外经济循环——基于世界动力学模型的理论分析

国际国内经济循环是一个多重因素相互嵌套的复杂系统,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难以揭示多个变量间的相互作用,世界动力学模型则能够将复杂的世界浓缩为多个变量相互反馈的闭合系统,以明晰变量之间的嵌套关系.利用世界动力学模型,从人口迁移与技术追赶切入,对中国内外经济循环的多层嵌套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研究发现,在"两个经济循环"的多层反馈和嵌套关系中,人口迁移、技术追赶是最为关键的变量.在国内循环中,人口迁移对于发达地区与外围地区人口的双向流动和刺激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作用;而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前沿技术公开程度、信息与制度的不确定性对企业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呈现收敛状态.为此,重塑国内经济大循环,需要适度的人口跨地区流动,引导生产要素在地区间更富有效率地配置;而要重塑国际经济大循环,则需要高度重视信息与制度的不确定性,最为关键的是要有序引导发达地区企业的资金投向对世界前沿技术的追赶和学习.     

中国省际经济差异的变迁——1978-2007年

本文选取劳均GDP作为经济指标,从绝对差异、相对差异、绝对趋同检验三个层面来对我国1978--2007年改革开放后30年间的省际经济差异进行描述分析,以便为我们国家制定科学的区域经济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新发展格局下边疆金融理论建构

在当前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我国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强调加强边疆经济建设,实现"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无论是从国内国际循环衔接角度,还是从区域协调发展角度,边疆地区都将成为国家今后重点发展的地区.边疆金融作为边疆经济体系中的一环,将承载更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使命,因此,对当前学术界鲜有研究的边疆金融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深入探析是必要的,其探索的逻辑起点便是从理论上对边疆金融的概念、内涵与外延等内容进行初步界定,进而逐步形成边疆金融理论与实践体系,丰富区域金融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内涵.     

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分工：1998-2008——省级层面与市级层面比较

本文从省级层面与市级层面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分工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无论是在省级还是在市级层面，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分工水平均较1990年代末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研究还发现，与省级层面相比，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分工水平在市级层面相对较高。结果表明，随着长江三角洲地区内部次级区域划分的细化，长三角工业分工水平可能会逐步提高。     

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研究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基于国内国际形势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关系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决策。基于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自回归模型,从消费层面探讨数字普惠金融更有利于国内需求还是国际需求的问题,并进一步讨论区域效应和创新水平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降低了进口率,促进了国内消费需求,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2）数字普惠金融对国内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呈现显著差异,会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降低而减弱;（3）在影响途径方面,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提高区域创新水平,进而有利于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     

我国老工业基地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我国48个老工业基地37个工业行业2006—2012年的数据,核算其碳排放量及变化趋势,并运用LMDI方法从区域和行业两个层面分析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老工业基地能源消费还是以煤炭消费为主;从地区层面看,行业规模和能源结构是影响碳排放的主要拉动因素,行业结构和行业能源强度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制约因素;从行业层面看,行业规模对37个行业的碳排放均表现出拉动作用,能源强度对7个行业的碳排放起到拉动作用,能源结构对28个行业的碳排放量具有拉动作用。应适度控制工业行业规模,优化行业结构及能源消费结构,加快技术进步。     

FDI溢出、人力资本门槛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采用永续盘存法(PIM)测算出FDI存量的基础上,利用1998-2012年中国省际平衡面板数据,在知识生产函数框架下,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来分析FDI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通过把人力资本与FDI的交互项引入到模型中,证实了人力资本门槛的存在,同时通过对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人力资本门槛的存在。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从区域层面分析,FDI并没有直接地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只有跨越相应的人力资本门槛,FDI才能有效地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区域创新视域下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考虑了我国区域创新作用下使用1999－201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拓展了的C-D生产函数刻画了产业集聚及其他限制性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在现阶段我国产业集聚从总体来看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整体“拥挤效应”不显著存在;在不考虑产业集聚影响下,资本、劳动力、资源及区域创新都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在考虑产业集聚影响下,劳动、资源的相关系数均为正,说明我国产业集聚的“高耗能、低产出”特点突出,而资本与区域创新的相关系数均为负,说明我国省域层面应该关注资本密集型产业与知识密集型产业.同时,在不考虑区域创新的影响下,从贡献度大小来看,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其次为资源,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小;在考虑了区域创新的影响后,对经济增长影响程度上区域创新对其他因素存在“挤占效应”,其中对劳动的作用最为显著.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对本区域内产业集群的发展起适度引导作用,注重产业内部的高级化的发展,走知识创新与生态可持续之路.     

中国省际贸易壁垒的地区差异与时序变化——来自中国28个省（市）1985—2006年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冰川成本”模型构造价格变动方差作为我国省际贸易壁垒的测度指标,定量测度我国28个省际贸易壁垒大小及其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在近20多年来,东部地区贸易壁垒平均值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略高于西部地区。从变化趋势看,各省的贸易壁垒程度均呈现先提高后下降的变化趋势,表明全国市场分割程度趋于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