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与房地产企业金融化

本文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2011年～2020年市级数据与我国A股和H股上市房地产企业数据匹配后,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房地产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程度及其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会显著抑制房地产企业金融化。数字金融通过提高房地产企业融资约束水平和融资成本,从而显著抑制房地产企业金融化。     

数字金融发展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本文选取2011-2020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的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了金融机构识别客户的能力,显著促进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表现出“马太效应”。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主要通过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来实现。同时,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组,数字金融发展更是助推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而非金融企业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能够有效抑制数字金融发展对其影子银行化的助推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研究——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增速缓慢,而金融业却高速发展,很多实体企业出现金融化的行为。同时,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十分迅速。基于此,本文选取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并深入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和实体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推动实体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经营风险会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推动作用;而企业资金约束程度越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推动效果越明显。本文对于合理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实体经济“脱虚向实”提供理论参考。     

金融数字化是否促进了绿色金融发展?——基于中国工业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工业上市企业数据,考察金融数字化对绿色金融发展的异质性影响,结果发现,当前绿色金融发展提升了短期融资对企业污染的敏感性;整体来看,金融数字化促进了绿色金融发展;分维度来看,金融数字化的广度、深度及水平均对绿色金融产生提升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机制显现于重污染地区企业与中小企业的融资,而未能影响轻污染地区企业与大企业的融资水平。     

数字金融背景下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提升研究

近年来,数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数字技术被应用到金融领域。伴随数字技术与金融产业的不断融合,数字金融也迅速发展起来。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新型数字金融产品的出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不断创新,都对消费者的金融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素养不仅关系到消费者个人的金融福祉,还会影响到金融市场的稳定。面对数字技术和数字金融带来的挑战,消费者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金融素养水平,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本文主要分析了消费者金融素养的现状,探讨数字金融背景下提升消费者金融素养水平的路径。     

数字金融能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吗

将数字金融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抑制企业“短贷长投”行为,并且该效应主要通过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与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而实现;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有益影响在制造业、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程度高、成长性高与治理水平低等样本中更为显著;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抑制作用能够有效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与降低企业违约风险。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挖掘数字金融经济潜能与推动企业资源合理配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数字金融、创业活动与包容性增长

包容性增长是经济发展追求的重要目标,活跃的创业活动带来了大量新增就业岗位,使得发展惠及更多人口,成为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手段,但创业资金约束往往成为创业活动开展的障碍。本文对利用数字金融发展缓解创业资金约束进而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机制进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创业活动的开展从而实现包容性增长,其中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于缓解创业融资约束作用更为明显。在对地区不同维度异质性的考察中发现,数字金融对于城镇化水平较低地区的创业活动更有促进作用,数字金融在更大更广的范围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对社会资本较低地区的创业活动更有裨益,但人力资本异质性对数字金融促进创业活动的差异性不够显著,另外更高的地区创新水平有助于创业主体利用数字金融开展创业活动。     

新发展理念下数字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文章基于新发展理念,选取2011—2021年263个地级市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是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从数字金融维度分析,数字金融总指数、覆盖广度、数字化水平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促进作用依次减弱。从高质量发展维度分析,数字金融对创新、协调、共享及经济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并未体现出促进作用。不同地区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其中华中地区受益最大,东北和西北地区的促进效应不显著。建议加大对数字金融的资金扶持力度,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数字金融与绿色创新、开放发展相融合,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政策。     

数字金融、信贷期限结构与企业投资行为

利用2011-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年度财务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基于信贷期限结构视角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的作用效应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信贷期限结构;数字金融通过延长企业信贷期限调节企业投资行为,促进企业实业投资,抑制金融投资;数字金融对企业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的影响在高融资约束和市场化程度高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效应能够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和降低经营风险。     

数字金融、金融错配与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以2011—2022年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了数字金融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金融错配的中介作用。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二,数字金融可以降低金融错配,进而促进数字化转型;第三,数字金融对非国有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加显著;数字金融对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本研究仅供参考。     

金融发展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助推器还是绊脚石——基于量和质维度的实证研究

本文结合我国金融发展的特征,构建了量和质维度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传导机理,并在度量金融发展的基础上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量维度金融发展会阻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只有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量维度金融发展才构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助推器;与之相反,质维度的金融发展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能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质维度金融发展则构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绊脚石。     

数字金融背景下城商行管理绩效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金融方兴未艾,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产生了巨大冲击,是实务届、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文章使用2013—2021年城商行数据,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城商行管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总体来说,城商行所在地区数字金融越发达,其经营收益越高、经营风险越低。数字金融对城商行管理绩效有明显的提升作用。（2）从不同维度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对城商行管理绩效的正向作用更明显,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其影响不明显。（3）从不同地区看,城商行所在地区经济水平越发达,数字金融对其管理绩效的影响越显著。因此,城商行应当从战略管理、产品服务、保障措施等方面推进数字化转型,积极拥抱数字金融。     

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杠杆率影响研究

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中小企业杠杆效应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2011-2021年深交所原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杠杆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的杠杆率变动有显著抑制作用，也即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中小企业杠杆率，这种作用在高科技中小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提高经营性现金流，进而降低高负债中小企业杠杆率。基于此，应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引导中小企业使用数字金融、推进数字金融支付业务发展，从而提升中小企业经营性现金流管理水平。     

智慧城市建设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作用机制与经验证据

运用2011—2018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以“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维度探究智慧城市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从技术、制度和人三个方面分析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且这种作用存在结构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和城市等级异质性；智慧城市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中的数字化程度提升作用最大，使用深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小；智慧城市建设主要通过基础设施效应和创新环境效应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而人才集聚效应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基于此，从重视智慧城市建设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正外部性、加强智慧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等角度提出了提高智慧城市建设质量的政策建议。     

金融科技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金融化与生产率视角的研究

文章使用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金融科技发展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并验证了两种存在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可以显著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及更换回归方法、主要变量和考虑样本选择问题后，此结论依旧稳健。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可以通过调节企业金融化程度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因此，金融科技对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促进企业“脱虚向实”以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异质性分析显示，这种促进作用对中小型企业、低信息披露质量企业、低竞争行业企业和位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更为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思考

我国经济发展的着眼点已经逐渐从注重速度转变为注重质量,从粗放型经济发展路线向着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向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占据重要的地位。数字普惠金融的规模不断扩大,对各行各业的营销和支撑能力不断增强。应充分认识到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性,数字普惠金融已经与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产生密切相关。本文就数字普惠金融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起到的作用展开研究,从政策落实的角度给出建议,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广泛地进入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研究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是当前研究的重要话题。本文从不同的维度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主要有改善我国家庭投资在时间和空间的便利性、金融信息获取更加便捷高效、影响家庭投资的风险态度等。并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路径进行了分析,主要有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广度、深度以及配置效率。本文的研究对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和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数字金融推动安徽经济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

伴随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在金融业的广泛运用,我国数字金融领域发展迅速,数字金融市场日趋完善。基于此,本文通过选取中国全球创新指数和由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提出的数字金融指数,通过运用相关实证分析法,如固定效应模型等从而论证数字金融对安徽经济创新发展的影响机制并提出对策建议。研究表明：依据结构分析,数字金融分别在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这三个维度对促进我国经济创新发展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且具有一定地域性差异。同时,依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性建议。     

金融发展与出口结构优化——基于金融效率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且区域间不均衡的事实,研究了不同区域金融效率对本地区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作用。首先从金融效率的分置、转化和配置三个维度对金融效率影响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机理进行了分析,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金融效率不同维度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金融效率的三个维度均可对东部地区出口贸易结构起到优化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则受制于产业链和财务制度不完善等因素,使得金融效率难以在优化中西部地区贸易结构中充分发挥作用。     

企业金融经济效益发展风险及其管理策略

实体经济产能过剩使产业资本流向收益较高的金融市场,形成企业金融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伴随企业经济效益的提升,也产生了较多金融风险。本文首先分析企业金融经济效益内涵,总结企业金融经济效益的发展风险类型与原因,最后从完善政策及制度、规范金融化进程、注重合作对象选择、强化企业内部监督、促进管理信息化等方面,提出企业金融经济效益发展风险的管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