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文章选取经历数字化转型企业的知识型员工的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促进知识型员工的学习动机，进而激励其建言行为；知识型员工组织公平感知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学习动机的促进作用，知识型员工的组织公平感知，会加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学习动机的影响力；知识型员工组织公平感知会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建言行为的影响，当知识型员工感知到组织公平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建言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大。文章拓宽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理论层面研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员工管理提供启示。     

数字化转型、供应链集成与企业绩效——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北大核心CSSCI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提高自身资源和能力水平并借助外部主体力量放大其潜能提供了有效的转型升级思路,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本文运用Python获取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增进作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供应链集成程度具有显著的推动效用;供应链集成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企业家精神在数字化转型通过供应链集成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中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促进效果在大型企业、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和非制造业(服务业)企业中更明显;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及供应链集成的积极影响在中小型企业中并不显著;供应链集成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间不能发挥中介作用。本文对数字化转型的实现机制和微观基础进行了探索,研究结论对促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参考性的指导建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成长:理论逻辑与中国实践北大核心CSSCI

数字化转型关乎企业成长,也关乎中国产业数字化的成败。本文以2007—2018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利用文本分析技术提取年报中数字化关键词,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成长,并且数字化转型对头部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更大。具体来说,数字化转型对80%分位点企业的影响是20%分位点企业的3.67倍,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证实了上述结论。异质性分析发现:(1)现阶段数字化转型在国有企业中的效果优于非国有企业,这可能是得益于国有企业为地方政府承担"政策性负担"而获得了额外的资源倾斜;(2)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同群效应",当同城市同行业内有多家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时,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成长的效果会更好;(3)在制造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长影响显著,而在服务业中则没有捕捉到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提高劳动效率和降低营业成本是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成长的主要中介机制,在总效应中分别占24%和18%。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探索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连锁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在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探索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对企业资源配置优化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广泛存在的连锁股东网络深刻地影响着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连锁股东能否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值得关注。以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连锁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研究发现，连锁股东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协同效应，助力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连锁股东在参与企业经营决策、筹集资金、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了协同效应，提升了数字化转型能力，进而推动了企业的加速转型。进一步地，连锁股东对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强。此外，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推动企业成长，提升了企业绩效。基于上述结论，建议合理地引入连锁股东、充分挖掘股东网络的资源和信息优势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及作用研究

随着数字化应用的不断深入,数据的爆炸式增长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关注到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文章在回顾和整理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影响因素以及作用类型,并从政策环境外部原因和企业管理战略等内部视角分析了影响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因素,以及数字化转型会对企业产生何种全方位影响,最后提出了未来的研究展望。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韧性？ ——基于双元创新视角

数字化转型是促进企业韧性形成并塑造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通过以广东省、江苏省等地区的339家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数字化转型分别对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同时,双元创新对企业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地,企业通过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分别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从双元创新视角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韧性的作用机制,验证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韧性的关系,也为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通过双元创新来提升企业韧性应对不确定性风险提供了理论指导。     

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银行信用风险吗？——基于交叠DID模型的实证检验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商业银行创新发展趋势,但其对银行风险治理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利用“文本挖掘法”判断银行是否进行了数字化转型,并以2011—2020年74家银行的年度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交叠DID模型,考察数字化转型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银行信用风险。考虑数字化转型程度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动态处理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商业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时间越长,其对信用风险的抑制作用越大,但该抑制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进一步将数字化转型分解为“数字化战略”和“数字化技术”两个二级指标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战略”和“数字化技术”均能显著抑制银行信用风险,且“数字化战略”的抑制作用更强。机制分析表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管理效率和降低信贷集中度抑制信用风险。本文的研究对银行加快数字化转型和强化信用风险治理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9—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越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媒体对企业的关注度和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来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在中小型企业和竞争性行业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对微观经济主体影响方面的研究,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实体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差异化支持政策提供了参考。     

“数字化翅膀”如何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来自公司违规治理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借助爬虫技术构造企业数字化发展程度指标,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公司违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公司违规概率。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公司违规倾向,显著增加了公司违规后被稽查的概率;优化内部治理机制（提高内部控制水平、信息披露质量和管理者能力）与强化外部监督水平（提高分析师关注度和长期机构持股水平）是数字化转型降低公司违规概率的重要途径;数字化转型对公司违规的治理效应在司法水平较高、数字金融发展较好地区更显著。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公司治理领域的经济后果,为政府相关部门进一步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效治理公司违规提供了经验参考。     

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与金融服务质效

文章基于网络爬虫技术构建了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指数,并利用1 700家农村金融机构数据,探究了其数字化转型对农村金融服务质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农村金融机构的涉农贷款投放,扩大了信贷覆盖面,优化了信用及中长期贷款占比,从而提升了农村金融服务质效。其中的作用机制是,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农村金融机构发放涉农贷款的信用风险和服务成本,提升了其从事涉农贷款业务的边际利润。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鸿沟会制约数字化转型效果,农村金融机构所在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越落后、人力资本水平越低,数字化转型对农村金融服务质效的提升作用越小。此外,在农村金融服务增量扩面的过程中,涉农贷款利率保持平稳,没有出现显著变化。文章的研究凸显了数字化转型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赋能作用,为加快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学术支持。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股票错误定价吗？

近年来,数字化转型成为中国企业进行战略变革的一项重大选择,但数字化转型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资本市场股票错误定价尚不可知。基于沪深A股2014—2021年的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传统行业中,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抑制效果更加显著。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信息质量在数字化转型与股票错误定价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文章不仅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范围,也为抑制股票错误定价提供了新思路。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推进国家数字经济战略发展的重要举措,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检验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风险承担行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在盈利能力较弱、民营产权性质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强。(3)渠道机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战略差异度、促进战略激进度来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4)企业数字化转型效用的发挥需要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环境的支撑,合适的公司治理安排和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能够有效促进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文章从微观视角剖析了数字化转型与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为上市公司如何更好地推动数字化转型以促进风险承担行为提供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革新了生产要素体系、企业组织架构和生产模式,对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借助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对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从企业自身属性与外部时空差异角度而言,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成长期企业组别中更为明显。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困境及强化企业内部治理两条路径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特别地,当企业获取政府补助及自身加大研发强度时,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振效果。为进一步提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企业管理层应高度保持或提升数字化转型意识,地方政府精准支持数字化转型,培养数字化人才队伍,确保数据安全。     

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业务、流程和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的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分析表明，税收优惠通过提升企业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检验发现，在环境不确定性越大时以及对于竞争优势越强的企业，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显著。上述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和税收优惠的经济后果研究，对我国政府部门坚持减税降费政策，加大税收返还力度，助推企业更快更好地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能力升级——基于网络效应的分析

现有关于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创新的研究多聚焦于线性关系,鲜有研究关注这两者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存在网络效应的非线性关系,并进一步基于所有权性质进行差异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信息共享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随着数字化技术用户规模增加,其促进作用会跳跃性地变大,即存在网络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更明显,且仅有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有非线性促进效果,存在网络效应。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存在非线性影响和所有权性质差异影响,同时也为我国推动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管理层权力较大、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企业与出口目的地之间的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但出口目的地的经济规模不会影响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也为打破中国企业在全球技术链条“低端锁定”的僵局提供了微观经验,对提升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释放数字经济红利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发展动能和数字监管机遇。那么,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有利于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呢？以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和改善市场信息环境而实现的。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在股权制衡度低的企业、高科技企业和法制监管薄弱地区的企业中更明显。因此,要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以防范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     

何种经历推动数字化：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十四五”时期深化建设数字中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如何驱动企业更好地开展数字化转型成为学界关注与研究的重要议题。立足高管团队经历的视角,考察了高管团队学术经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学术经历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2）内在机理表明,高管学术经历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导向以及获取政府资源补贴三重机制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且高管股权激励在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3）价值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学术经历有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绩效,即企业数字化转型具备创新绩效的赋能效应。研究结果明晰了何种高管经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赋能效应,为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优化企业高管能力结构提供经验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文章通过文本挖掘获取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采用2013-2020年制造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制造企业技术创新,从机制路径来看,供应链集中度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中,高新技术行业企业和大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比非高新企业和中小企业更加显著。     

助力还是阻力：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税收优惠政策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了助力还是阻力,这是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2008—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能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可以通过促进创新产出、缓解债务风险及优化融资环境的路径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将税收优惠区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这两种不同优惠方式,加计扣除与加速折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具有显著差异,加计扣除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呈倒“U”型关系,而加速折旧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且两者之间没有形成“1+1>2”的协同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税收优惠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和成熟期企业较为明显。研究结论有利于厘清税收优惠政策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促进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