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金融风险预警制度的构建

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金融风险预警机制便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雏护金融安全的“消防系统”。我国的金融业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积聚了不少问题,金融生态基础比较薄弱,建立金融风险预警机制成为当务之急。构建我国金融风险预警制度,应借鉴发达国家或者地区的成功经验和成熟制度,一是要建立宏观微观柑结合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二是设置快速预警纠偏机制,三是建立健全安全高效的信息采集、传递、分析系统,四是加强内控机制建设,增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     

金融市场风险传染的原因及影响因素研究

从金融全球一体化视角出发,对宏观监管体制、市场微观结构、投资者异质信念等多重因素影响下,金融市场时变联动与风险传染的形成原因、影响因素等内在机制进行研究,有助于揭示国际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和金融风险传染呈现的新特点,对于完善金融风险传染理论的内容、金融稳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金融风险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元悖论"视角下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兼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与应对

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溢出效应形成的全球金融周期现象可以很好地印证“二元悖论”提出的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不能兼顾的观点,即一国在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即使采用完全浮动汇率制也不能确保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是一国保证货币政策独立性、确保金融安全的关键。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中国的资本外逃风险进一步凸显。后疫情时代中国需要从维护金融安全、保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高度重视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建立全口径的监测、预警体系,在完善资本流动管理工具、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效率的同时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国际合作,防范资本外逃风险。     

金融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路径研究

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挥监督经济健康发展、制约权力规范运行的制度安排,是国家治理大系统中的“免疫”系统.金融审计在保障国家金融安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国家治理在金融领域的重要实现途径.因此,应通过提升审计层次,从宏观上推动国家治理;完善审计方式,增加专项审计调查和绩效审计的比重;改善审计组织管理,整合优化审计资源等措施来发挥金融审计服务于国家治理的效用.     

区域金融风险的成因分析

区域金融风险是中观层次的金融风险，是某个经济区域内部金融产业所面对的金融风险。区域金融风险的形成可以归因为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方面的因素。宏观因素主要包括一国的宏观金融政策、金融开放程度等；中观因素则是基于金融产业所属区域而考虑的因素，具体表现在地方政府对金融活动的干预、区域间资金流动等；微观因素主要包括金融市场健全性、区域金融产业内控机制和区域金融产业资产质量等。     

金融创新效应纵论

目前金融创新已成为国际金融活动的主流。金融创新不仅有与金融全球化、一体化和全球金融业混业经营趋势和高科技创业投资发展的协同效应、对金融体制改革的倒逼效应、金融深化效应、社会信用创造和扩大效应、货币政策效果削弱效应以及风险积累和传染效应等宏观效应，而且还有风险转移、规避监管、效率提高、价格发现和资产管理等微观效应。     

金融安全风险演化：理论与实证

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面临的金融安全风险日益复杂多变,需要深入分析金融安全风险演化及发展趋势,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维护好国家金融安全。从金融安全风险的对象、形成、测度和应对四个维度解析了金融安全风险的演化机理和理论内涵,认为金融安全是一国有效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抵御和应对国外金融冲击,保障本国金融体系正常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维护本国金融制度和捍卫金融主权利益免受侵害的一种金融态势和国家能力。通过实证检验和图谱分析,研究发现,金融安全风险形成已从内生不稳定性诱发转变至多重因素驱动,风险的形成愈发受到金融科技及地缘政治的影响;金融竞争力风险的重要性始终居于首位,金融质量风险的重要性呈上升趋势;金融安全风险测度更加注重涵括全球性指标且强调融合集成;金融安全风险的应对已由干涉主义向宏观审慎政策演进,当前各国正在探索新的金融安全边界以应对金融武器化趋势。建议要进一步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等金融体系建设,形成有效应对金融安全风险的策略工具集和风险监测预警体系。     

中国金融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文章对国内外学者评价金融产业安全的研究进行了概述,把金融产业安全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创新性的设计了中国金融产业发展中的结构分布评价指标,并加强了预测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设计,构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加强金融风险管理 维护区域金融安全

最近，国家统计局的一份研究资料显示，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金融风险大体上处于基本安全区间，但金融风险综合指数呈逐步提高之势。为此，在国际金融动荡频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资本大规模非法流动等来自外部的金融不安全因素剧增，以及我国金融业调整和开放加快、体系性风险增加的情况下，结合我国实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若干维护区域金融安全的政策措施。     

坚持系统观念促进全球金融合作发展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经济社会系统性风险增加,国际社会进入动荡变革期.应对复杂形势,需要牢固树立前瞻性整体观念,妥善处理六个关系、坚持六个原则.六个关系是:应急措施与长期战略关系;国家发展与全球合作关系;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关系;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以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关系.六个原则是:坚持互助互信,促进全球金融合作共赢;坚持守正创新,促进全球产业调整转型;坚持普惠金融,促进全球减贫;坚持信用建设,促进全球资本市场安全发展;坚持绿色金融,促进全球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坚持开发性金融攻坚克难,促进全球平衡发展.因此,需要从生态系统视角深刻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探讨金融机制创新,加快建立和完善金融服务全球健康发展的融资融智体系,积极探索全球交易新媒介,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体现全球发展内在关联性,突出世界经济有机协同性,揭示国际社会创新多元性,深化全球金融合作,支持社会经济康复发展.     

金融开放化解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吗

构建金融开放指标和不同风险面组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体系,通过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SVAR）分析金融开放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内部的传导效应。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开放整体有效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宏观经济与货币流动风险,但加剧了外部市场与资产泡沫风险累积,且近期有进一步扩大不良影响的趋势;系统性金融风险内部存在传导机制且风险间会同向影响,扩散效应明显。根据当前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开放条件,中国应将深化金融开放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相结合,推动金融业全方位、有序开放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动选择,也是疏通系统内部风险消化渠道的重要举措。     

金融开放化解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吗

构建金融开放指标和不同风险面组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体系,通过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SVAR）分析金融开放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内部的传导效应。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开放整体有效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宏观经济与货币流动风险,但加剧了外部市场与资产泡沫风险累积,且近期有进一步扩大不良影响的趋势;系统性金融风险内部存在传导机制且风险间会同向影响,扩散效应明显。根据当前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开放条件,中国应将深化金融开放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相结合,推动金融业全方位、有序开放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动选择,也是疏通系统内部风险消化渠道的重要举措。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的金融安全

经济全球化正以不可遏制的趋势逐步推进，并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构成如下威胁：⑴削弱一国经济主权，冲击国家金融监管的调控权力；⑵贸易条件日益恶化，国际支付能力下降，引发债务危机；⑶国际金融市场自由而开放，金融投机便捷需 频繁。针对以上威胁，确保我国金融安全的措施建议如下：⑴迅速增强风险意识；⑵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的调控监管，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⑶理顺政府与企业、银行的关系；⑷加强对外债的统一管理；     

金融衍生工具及其风险的监管与防范

金融衍生工具是国际金融创新的产物,其效应具有二重性,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又隐含了新风险的引发。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应健全和完善衍生交易风险监管制度体系,引导市场参与者实现自律性约束和监管,加强金融衍生工具风险监管的国际合作,保障国际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全球价值链演化及中国对策——基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视角

全球价值链（GVC）的发展使各国联系紧密,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逆全球化趋势加剧。中国面临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提升GVC地位的挑战。以新冠肺炎疫情对GVC的冲击为切入点,结合“十四五”时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目标,基于数据分析与文献综述,分析疫情对GVC的影响,为政企应对逆全球化提出政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疫情阻碍中国在GVC中地位的提升,推动GVC重新布局。为此,中国应优化企业战略应对、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各国协同抗疫为契机构建中国主导的区域价值链。     

我国金融创新中的金融安全问题研究

金融创新在带来金融繁荣的同时,也会导致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就要深入了解金融创新和金融安全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确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进行金融创新。多年来,我国在进行金融创新的同时,也积聚了诸多安全隐患,如:商业银行内部风险不断暴露、影子银行迅猛扩张累积大量金融风险、债券市场违约愈演愈烈等。为此,未来我国必须依托实体经济,稳步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不仅要完善金融科技监管框架,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还要加强金融安全国际监管合作,全面提升金融监管能力。     

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设想

金融全球化是近年来国际金融领域出现的最令人瞩目的现象.在全球信息化、电子化的背景下,国际金融发展的一大趋势就是金融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金融全球化降低了金融交易成本,促进了国际资本的流动,同时,金融全球化也增加了各国、各地区的金融风险,使得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研究如何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以应对21世纪的金融全球化的挑战,将是我国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一个非常关键而又迫在眉睫的问题.因此,这一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建立区域金融安全体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广东金融风险的特点是,金融风险集中爆发在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地方性金融风险处置代价大,地方性金融风险有从银行业向保险业、证券业扩散的趋势,外源性金融风险有扩大之势.风险处置中的不足和问题是,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后续工作进展缓慢,市场退出制度化建设滞后,新设金融机构长期系统性风险防范薄弱.应通过建立区域金融安全协调合作机制、监测分析预警机制,明确中央银行再贷款职能,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途径加以解决.     

新冠疫情冲击下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挑战与应对

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后,在顶层设计和实践领域均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新冠疫情的突然爆发,给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带来了诸多的挑战.疫情使经济供需两侧下降、供应链及资金链被破坏,导致项目本身难以开展;保护主义趋势打击了中日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积极性;"国家安全泛化"现象引发日本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担忧;第三方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加剧投资项目的压力.不过,新冠疫情也在倒逼着国际合作,思想层面的经济合作意识得以加强."后疫情时代",中日两国及第三方国家应加强交流,优化跨国投资的营商环境,企业要筑牢风险监管和防范体系,在推进本地化经营战略的基础上,开展更宽领域和深层次的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     

新分析框架下经济形势研判与金融风险防控

经济形势和金融风险是相互关联的,需要构建一套新的认识论基础。当前,中国正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叠加蓬勃发展的数字科技以及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我国经济的发展逻辑、运行逻辑、治理逻辑均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意味着学术界习惯采用的基于事实与结果的传统分析框架以及基于过去和现在的预测方法在经济领域已经不再适用,需要从风险转化与演变的视角来看待各类经济问题。可以说,公共风险已逐步成为一个分析经济问题的重要参照,应更多根据风险情景来采取基于预期和行为模式的政策措施。对金融风险的防控,同样需要导入公共风险思维,注重区分微观金融风险与宏观金融风险,并进一步明确政府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中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