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部门信贷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杠杆率取决于信贷和GDP的相对增速,本文从增速这一"流量"视角考察分部门信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以投资贡献率、人均消费增长、人均资本存量增长、贸易水平、工业化水平和非金融杠杆率为门槛变量,探究分部门信贷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促进因素和抑制因素.研究发现信贷增速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私人非金融信贷是顺周期的,政府部门信贷则具...     

BIS最新公布的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化原因分析

2018年12月国际清算银行(以下简称BIS)最新公布的中国宏观杠杆率数据出现非常明显的新变化:一方面,与9月公布的数据相比,非金融部门中的政府和住户部门杠杆率变化较小,仅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整体大幅下调;另一方面,2018年一季度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上年末大幅回升10.2个百分点,增幅远高于BIS上一版本数据及社科院等机构估算的企业杠杆率数据。基于对BIS杠杆率统计口径和方法的深入研究,并与BIS统计部门咨询,本文通过还原统计序列、进行季节调整及与国内主流数据库横向对比等方法对BIS最新公布的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出现两点新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究,具体结论包括:BIS根据我国社融统计口径修订对企业进行调整,这是12月版杠杆率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一季度杠杆率上升主要是受信贷投放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中国去杠杆进程的逆转;BIS对2018年一季度中国断点数据并未进行完善处理;表外业务回表也是2018年一季度杠杆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疫情下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新变化、风险与应对策略

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逆周期调控政策推动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表明自2015年起的去杠杆进程告一段落。与2008-2014年加杠杆阶段相比,2020年各部门加杠杆的结构、渠道、期限出现新变化。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的主体发生变化,国企杠杆率趋于下降,私营企业负债快速增加。"房住不炒"下居民平稳加杠杆,贷款增速有所回落。政府部门对宏观杠杆率增幅贡献率上升,中央政府承担支出责任的主动性提高,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水平提升。总的来看,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缓冲了疫情负面影响,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但也提高了企业、居民债务风险,加重了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当前,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稳定宏观杠杆率,有序处置各部门债务风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     

基于资产负债表视角下的区域金融风险演变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本文通过IMF资产负债表分析法,基于四川省2015～2021年的经济金融数据,编制了金融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围绕各部门风险指标,测算并分析了四川省区域金融风险综合评价指标情况。研究发现：金融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存在明显的期限错配风险;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因迅速增长的债务,导致其资本结构错配风险上升;新冠疫情冲击下,四川省区域金融风险明显上升,其风险贡献的主要部门源自金融部门和政府部门,并针对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实体经济杠杆率水平、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跨国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6年跨国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等方法实证研究实体经济杠杆率水平(整体杠杆率)及其结构(包括居民、政府及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非线性关联性。研究发现,当前经济增长对未来实体经济整体杠杆率、居民杠杆率、政府杠杆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不显著,政府和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和反转效应,居民杠杆率和实体经济整体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见,通过政府负债刺激经济增长,短期内有效,中长期反而会阻碍经济增长;虽然非金融企业高杠杆率短期会阻碍经济增长,但中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为了经济可持续增长,现阶段应该实施稳健的"去杠杆"策略,保持合理的杠杆率水平。     

1998年中国资金流量分析

一、１９９８年国民经济资金流动的基本情况１９９８年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住户、非金融企业和政府）的资金融通总量达２０４８５亿元,较上年增加１３４４亿元,增长７％。其中,流入非金融企业部门（包括所有从事非金融生产活动,并以盈利为目的的常住独立核算的法人企业单位）和政府部门（包括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和社会保险基金）的资金总量为１９６４５亿元,占整个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资金融通量的９６％,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主要融资来源为：（１）金融机构以贷款方式提供资金１０５３５亿元,占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     

2002年中国资金流量分析报告

2002年,我国继续实行以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世界经济恢复缓慢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速超过了2001年的7.3%,达到了8%的高速增长。2002年我国资金流动的增长趋势与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主要特点为:当年我国全社会资金流动规模上升较快,金融市场上以贷款融资为主的投融资活动较为活跃;国内各非金融机构部门,尤其是企业部门的融资数量显著上升,住户部门已成为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负债部门,政府部门继续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金融部门,尤其是银行业成为推动金融市场融资活动最主要的部门,资本市场的作用持续…     

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问题研究

为对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进行综合性考察,本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入手,使用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与GDP的比值及基于资产负债表的相关指标,分析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情况,并分析了近年变化原因,提出了相关建议.     

新形势下的国企控杠杆

<正>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数据,2019年末我国的宏观杠杆率为259%,杠杆率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接近发达经济体杠杆率,高出所有报告经济体杠杆率32个百分点。其中,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持续维持高位,且国有企业占比较大。2000～2019年,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规模从9.23万亿元上升至149.92万亿元,杠杆率从92.0%扩张至151.3%(国际警戒线为90%)。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存在杠杆率重新提升的风险。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全国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达到64.5%。控制与化解国有企业债务风险,是深化改革、实现"六稳""六保"的一项重要任务。     

部门杠杆率、部门储蓄与我国宏观金融系统传染性北大核心CSSCISSCI

我国国民经济的部门杠杆率及负面冲击在部门间的传染路径对我国宏观金融系统稳定和去杠杆政策的制定及执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既往研究由于忽视部门储蓄的内生再平衡机制,可能高估部门杠杆导致的总体风险传染性。本文基于宏观金融网络分析框架,首次通过构建传染乘数,在部门储蓄终止损失传染的模式下测度了我国宏观金融系统的传染性,并进而量化模拟了去杠杆与系统传染性之间的关系。模型研究发现,传染乘数由冲击的平衡效应和反弹效应构成,部门去杠杆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效应降低系统传染性。量化模拟结果表明,国外、住户和金融机构部门的去杠杆能显著减小源自其部门内部负面冲击的传染乘数,而政府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去杠杆效果较弱;多部门杠杆率联动下非金融企业部门大幅度去杠杆能有效降低我国宏观金融系统传染性。     

为什么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去杠杆的重中之重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我国经济去杠杆的核心是国有企业。首先,杠杆率结构的国际比较表明,非金融企业是实体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的主因,而国有企业杠杆率过高则是非金融企业债务问题的关键;其次,国有企业高杠杆本质上是资产周转率大幅下降的体现;再次,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杠杆率高企已对投资产生"抑制效应",而非国有经济仍有较大的投资增长潜能。因此,国有企业是去杠杆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最后,本文系统性地提出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的政策措施。     

稳增长和防风险双重目标下最优居民部门杠杆率测度

居民部门杠杆率是宏观杠杆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和金融风险都有显著影响，在我国稳增长、防风险的背景下，测度其最优杠杆率水平十分必要。本文对居民部门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以及金融风险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利用我国2006—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居民部门杠杆率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与金融风险呈“U”型关系；我国最优居民部门杠杆率阈值区间为[44.99%,61.51%]。从全国层面来看，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水平已超过最优区间；从区域层面来看，不同省份差异较大，总体呈现出东部地区较高、中部地区较低、西部地区几种情况并存的特征。因此，我国的居民部门杠杆率政策需因地制宜，并在保持总体杠杆率稳中有降的政策下，辅以其他手段来激发消费潜力。     

从资金来源变化看去杠杆的逻辑

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在2008年以来快速提高,以及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都会形成较大的风险隐患,需要积极稳妥去杠杆。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在我国非金融部门加杠杆的过程中,其信贷资金来源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国内银行直接提供信贷资金的占比在降低,非银行金融机构等提供信贷资金的占比在提高,因而有必要结合非金融部门加杆杠的资金来源采取针对性措施,以提高其去杠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文章阐述了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的现状,系统分析了非金融部门加杠杆的资金来源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非金融部门去杠杆的思路建议。     

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水平测算及风险防范

本文采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式研究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问题.经测算,在宏观杠杆率方面,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融资工具杠杆率均处于上升通道,其中间接融资杠杆占主导地位.在微观杠杆率方面,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及其他直辖市水平,且呈现“国进民退”、“顾大失小”、“避轻就重”、“喜旧厌新”四个特征和趋势.究其原因,天津市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经济结构偏重,企业规模偏大、国企比例偏高等微观企业结构,股权融资参与度不足、利率水平较低等金融生态造就了天津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在简要分析了高杠杆率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后,本文立足于中央银行角度,从维持适应的货币环境、促进企业主体转型升级、减轻企业利息负担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等四个方面给出政策建议.     

居民杠杆率能促进经济增长吗?——基于省级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使用面板门槛模型、面板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居民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杠杆率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存在门槛值,适当的居民杠杆率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过度的居民杠杆率将抑制经济增长;在促进作用中,相比经营杠杆率,消费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结合实证分析结论,本文提出应当控制个别地区居民杠杆率水平过高,并采取相机抉择的住户部门信贷资源配给政策,适当将信贷资源向消费贷款倾斜,并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引导金融业适度发展。     

货币政策能够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吗？——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为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需平衡好稳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三者间的关系。在此背景下,本文在两部门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异质性抵押约束,探讨货币政策如何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进而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本文模拟结果显示:(1)降低利率和强化国企抵押约束可促进稳增长与稳杠杆。推动国企贷款利率趋于市场水平并降低非国企贷款成本,积极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将增进其政策效果;(2)2008-2016年宏观杠杆率上升主要与国企抵押约束过松有关,2017年后利率对宏观杠杆率的调控增强;(3)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货币政策盯住宏观杠杆率,并根据政策目标和经济背景适时调整利率与杠杆率的内生关系,能够优化货币政策效果。对于降低利率和强化国企抵押约束的政策组合,根据宏观杠杆率的变化同向调整利率水平有利于经济稳步增长和宏观杠杆率趋稳。     

金融结构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关系研究

金融结构和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利用2008—2019年非金融企业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金融结构指数增加对于降低企业杠杆率是否有显著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经济增长模式、政府干预程度以及制度环境水平之间的异质性。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以及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的一些经验事实,提出四个假设,实证分析得出金融结构指数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且高储蓄率、高政府干预程度会抑制这种负相关关系,高制度环境水平会强化这种负相关关系。鉴于此,建议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及增强法制建设,充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于降低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作用。     

跨境资本涌入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本文基于2000-2015年47个经济体非金融企业数据,考察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经济体发生跨境资本涌入将显著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涨,跨境股权资本和债务资本涌入均产生加杠杆效应;跨境股权资本涌入通过资产价格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而跨境债务资本涌入同时通过资产价格和信贷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加强资本流动管理能缓解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冲击。本文为揭示跨境资本涌入的金融风险提供了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对中国深化金融市场开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及防范外部冲击风险具有重要启示。     

货币政策与异质性企业杠杆率——基于纵向产业结构的视角

当前,高杠杆已成为我国金融风险的重要源头,围绕结构性去杠杆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思路,各方提出了一系列去杠杆措施。在此背景下,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摩擦”与“资产负债表衰退”双重机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探讨了中央银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机制。本文研究认为,第一,中央银行提高政策利率会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但会以民营企业杠杆率上升与总产出略微下降为代价;第二,伴随着政策利率上升,纵向产业联结度下降将会扩大国有企业与非金融企业整体杠杆率下降幅度,并减小民营企业杠杆率上升幅度;第三,货币政策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进行响应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但效果并不显著。由此,本文研究认为,推动经济去杠杆需要在管住“货币”的同时,深入研究财政政策、宏观审慎等其他政策选项的可行性。在推动去杠杆的总过程中,货币政策要管住货币“总闸门”,宏观审慎政策要把住风险“总关口”。     

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分析报告

国内非金融机构部门资金流量规模增速较高：受投资增长较快的影响，非金融企业部门与住户部门融资增速较高；政府部门融资增速下降，积极财政政策的取向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国内金融市场上债务类融资比重上升，从国外融资比重下降：我国资金外流规模继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