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透明度与风险承担——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运用中国19家上市银行2001-2017年的数据,研究商业银行透明度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高管特质。研究表明,较高程度的不透明度会增加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损害银行的稳定性,不透明度对银行风险的影响随着"董监高"持股比例及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大而减弱,随着独立董事比例的增大先减弱后增强。     

政府股东、银行治理与风险承担

银行治理是银行业发展的核心,银行治理的漏洞一旦扩散,会大幅度提高银行风险、动摇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甚至打击实体经济。资本充足率水平和贷款质量是衡量银行风险的关键指标,是政策监管的核心。本文对中国74家上市银行和非上市商业银行2011—2014年年报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越高,银行的风险越低;政府控股有助于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独立董事比例越高,银行的风险越低;最后,境外投资者持股的银行风险水平低于非境外持股的银行。     

利率、公司治理和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实证研究

2014年11月22日,央行宣布非对称降息,意图以更间接的方式,在银行等金融机构按市场规则应对的情况下达到政策目标。基于此,本文分析了利率和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及公司治理因素对这种关系的影响。基于2007年到2013年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数据进行实证,结果显示:(1)利率降低会提升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2)第一股东持股比例上升会增加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3)第一股东持股比例上升会提高银行风险承担对利率的敏感度。     

民营股权对中小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3～2022年中国209家中小银行的股权信息和财务数据,对民营资本股权与中小银行风险之间的影响以及其传导渠道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实证结果表明：民营资本持股中小银行会提升银行风险,且民营资本持股股份过于分散或集中都会增加银行风险,而相对于国有资本和外资持股,民营资本持股对提升银行风险的作用更强;银行杠杆率在民营资本持股与银行风险之间承担着中介效应,通常情况下民营资本持股会提高银行杠杆率的途径而增加银行风险。     

风投机构、股权集中与企业创新投入

本文选取2008-2018年在中小板上市并有风险投资介入的企业为样本,从机构持股比例和委派董事数量两个维度探究了风投机构介入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发现：风险机构在投后管理阶段增加持股比例或委派董事数量,均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投入;股权集中度在风险投资介入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关系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即当股权集中度越高,风险机构介入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会弱化。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制衡可约束控股股东的行为,强化风投机构参与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也验证了股权集中度的负向调节作用。据此,本文从风投机构促进企业创新的角度,提出一些完善企业股权结构的建议。     

境外机构投资者与国家持股在企业风险承担中的作用研究

本文使用我国沪深交易所1999到2010年的上市公司数据样本,研究境外机构投资者和国家持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同时以国内机构投资者作为对比。发现境外与国内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的风险承担正相关,国家持股与风险承担负相关。实证结果证明了机构投资者能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国家持股会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证券公司治理机制对其市场风险与效率的影响

本文运用中国39家证券公司数据,对公司治理机制与证券公司的市场风险和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的经营效率正相关;董事会规模与效率负相关,且董事持股比例越高,券商越倾向于拥有更大的市场风险;独立董事比例与效率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不显著,表明独立董事尚未充分发挥职能;总资产规模大的券商总体上拥有更高的技术效率。     

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关系的实证研究

商业银行良好的公司治理对于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本文选取2010-2012年我国16家上市银行的数据对银行公司治理机制与内部控制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内部控制绩效与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数量和第二到第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间呈负相关,并且都是显著的。而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外部监事比例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并没有对银行内部控制产生显著影响。此外,大股东的国有性质有利于银行的风险控制。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0—2021年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考察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会显著降低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绿色信贷可以通过抑制金融创新和增加风险承担的独立中介效应渠道以及“金融创新→风险承担”的链式中介效应降低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其中,增加风险承担的独立中介效应渠道最为突出。进一步通过分样本分析发现,大规模银行的绿色信贷的影响路径和全样本有所不同,其通过提高金融创新和增加风险承担两条独立中介效应渠道对盈利水平产生消极影响;小规模银行的绿色信贷可以通过增加风险承担这一独立中介效应渠道对盈利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商业银行特许权价值、公司治理机制和稳健性的实证检验

本文构建了特许权价值、公司治理机制和银行稳健性的计量经济模型,并采用16家上市银行2000年～2012年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研究发现:特许权价值的自律效应是存在的;第一大股东性质和持股比例对银行的稳健性的影响没有显著影响,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银行稳健性有显著影响;董事会的监督管理会提高银行稳健性,而独立董事并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管理作用;高管持股能够增强银行的稳健性,而高管薪酬却没有激励作用;银行规模和稳健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也支持了"大而不倒"的观点;上市银行的杠杆的效应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不良贷款数量不能客观反映银行的稳健性。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监管约束与上市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以2007—2016年A股上市银行为样本,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上市银行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政府监管约束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上市银行购买董责险会显著地增加其风险承担水平,但如果政府加强对上市银行的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这种促进效应将减弱。相比大型商业银行,这种现象在我国中小型商业银行更为突出。结论表明,在法律体系与诉讼制度尚未完善的资本市场中,董责险并没有激发更多的股东诉讼,反而使股东诉讼对管理层的监督惩罚效应下降,提高了上市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     

外资持股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302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外资持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资持股能显著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规模较大、资本充足率较低以及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的银行，外资持股对银行风险承担的降低效应更为明显，且外资持股的风险承担降低效应主要源于银行类外资股东。对作用渠道的分析表明，外资持股主要通过降低银行盈利波动和提升银行资本充足率来降低银行风险承担。     

中国商业银行治理机制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全国52家商业银行2007年和2008年的年报作为数据来源,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及其有效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集中型股权结构显著地降低了银行绩效ROA、ROE,增加了银行的风险,但对EVA没有显著影响.职工监事数量的增加明显提高银行绩效,降低风险,提高了银行效率.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对ROA和ROE产生了正向影响,但董事会规模有负向影响,独立董事制度对银行绩效没有显著影响,但显著地降低了银行的风险.     

资本约束、银行风险承担与经济资本——基于中国53家商业银行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建立了一个资本约束加强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理论模型,使用2009年至2013年我国53家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研究资本约束对银行风险承担的门限效应,并对商业银行内部经济资本水平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资本数量约束和资本质量约束对银行风险承担均存在门限效应。资本数量方面,资本充足率的门限值为11.95%。资本质量方面,核心资本占总资本比例的门限值为69.93%。当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占比低于相应的门限值时,加强资本约束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反之则会增加或不能显著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此外,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对资本约束的敏感度存在明显差异。     

政府外部治理与银行风险承担——来自中国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2009年至2020年我国36家上市银行的季度数据，研究了政府外部治理效应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监管能够降低银行风险承担，主要来源于银行权益资本比率提升；政府持股一般会提升银行风险承担，主要来源于银行业绩波动性上升，但如果政府为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则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政府公共治理改善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正反两方面效应；政府对银行绝对控股可能会削弱监管和公共治理改善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主要由于银行权益资本比率变化。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进一步发挥政府外部治理效能促进银行风险管控的政策建议。     

负债结构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以2005-2015年中国16家上市银行为研究样本,检验了银行负债结构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非存款负债占比的增加会显著降低银行风险水平,这一效应在国有商业银行中更加明显。同时,银行负债结构对其风险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资本充足率门槛效应,即资本充足率水平较低时,负债结构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较低,但超过门槛值后,银行对负债结构的调整更加敏感。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利率市场化条件下,银行进行主动负债管理提供了必要的经验证据。     

金融产品持股与银行系统性风险——兼论《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的影响

基于金融机构通过金融产品增持上市银行股份现象日益普遍的背景,本文运用2011-2019年上市银行数据,采用系统GMM和合成控制法(SCM),分析金融产品持股¹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探讨《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股权办法》)限制金融产品超比例持有上市银行股份规定的效果。结果表明:(1)当单家金融产品股东的持股比例均低于5%²时,其会利用专业优势更好地监督银行行为,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有助于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2)当第一大金融产品股东的持股比例超过5%时,其会利用话语权为自身牟利,导致银行系统性风险增加,削弱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降低作用。(3)由于保险产品持股在金融产品总持股中占主导地位,其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与金融产品持股的作用一致;保险产品以外的其他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会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4)《股权办法》的实施有助于约束持股比例超过5%的机构投资者的冒险行为,进而降低相应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金融业对外开放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研究——基于银行利差视角

本文以我国151家商业银行为样本,用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和系统GMM模型研究得出：（1）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使我国商业银行利差显著缩窄,分机构能显著降低五大国有银行和城商行利差,且对城市商业银行利差负向影响最显著;（2）金融业对外开放显著增加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分机构能够显著增加四类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且对5大国有银行影响最大;（3）使用系数乘积检验法验证了传递渠道“金融业对外开放—银行利差缩窄—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上升”的存在,且金融业对外开放增加银行风险承担的直接效应占比为65.08%,以银行利差为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占比为34.92%。基于上述结论,提出银行应借助金融科技提高推动业务转型、稳妥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完善风险管理等相关政策建议。     

金融产品持股与银行系统性风险——兼论《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的影响

基于金融机构通过金融产品增持上市银行股份现象日益普遍的背景,本文运用2011-2019年上市银行数据,采用系统GMM和合成控制法(SCM),分析金融产品持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探讨《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股权办法》)限制金融产品超比例持有上市银行股份规定的效果。结果表明:(1)当单家金融产品股东的持股比例均低于5%时,其会利用专业优势更好地监督银行行为,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有助于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2)当第一大金融产品股东的持股比例超过5%时,其会利用话语权为自身牟利,导致银行系统性风险增加,削弱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降低作用。(3)由于保险产品持股在金融产品总持股中占主导地位,其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与金融产品持股的作用一致;保险产品以外的其他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会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4)《股权办法》的实施有助于约束持股比例超过5%的机构投资者的冒险行为,进而降低相应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机理探索——美国两次次贷危机启示

本文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比较分析了美国1998年和2008年两次次贷危机的差异,从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角度,以银行被动风险承担和主动风险承担的内在机理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宽松货币政策对银行的风险识别能力(被动)和风险承担意愿(主动)的影响,认为宽松货币政策条件下要高度警惕金融体系的过度顺周期性,并建议中央银行要充分考虑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与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