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选取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基于创新、创业路径的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直接促进包容性增长水平,而且可以通过创新、创业提升包容性增长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效果更好,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与区域特征存在协同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空间效应研究

本文选用2011~2021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共同富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本省共同富裕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分维度指标中,覆盖广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要优于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区域异质性,中、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要高于西部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资本投入与区域创新绩效

数字普惠金融在企业科技创新和区域创新等微宏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基于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创新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以及资本投入对区域创新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省域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资本投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在空间效应上,各省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虹吸效应”,不利于邻省域创新的发展;进一步异质性研究发现,东北和中西部省份相较于东部发达省份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直接效应、空间效应的促进作用和溢出强度都更为明显。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溢出效应——以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为例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13-2017年面板数据为样本,以北京大学互联网研究中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以泰尔指数度量的城乡收入差距为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构建空间面板滞后模型(SAR)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DM)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本省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对相邻省市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本省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缩小作用,同时对邻近省市的城乡收入差距也具有缩小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金融研究中心2019年发布的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衡量经济增长质量,运用工具变量法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二者存在以企业技术创新为中介渠道的传导机制,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的创新融资约束,激励创新研发活动,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在对中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西部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正在逐渐改善我国农村地区面临的融资困境,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新方向。本文在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1—201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且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其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东部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出现负增长;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技术效率和促进技术进步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对周边地区产生了负向的溢出效应;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分维度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提升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

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有利于实现我国经济包容性增长。基于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作用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本地区乡村振兴，但对周边地区的乡村振兴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2）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促进农村电商发展、赋能增长极和缓解农户融资约束促进乡村振兴；（3）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不同的地理距离范围、区域和省份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为乡村振兴的金融服务优化路径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份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一个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不仅对本地区减贫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同时也能够显著降低其关联地区的贫困率,即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关联地区产生了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偏误修正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深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发现短期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减贫具有显著正向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从长期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减贫的直接影响仍然显著,但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差异性——基于地区与城乡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家庭金融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高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并且对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使用工具变量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更为明显,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和普惠性对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有一定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增收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家庭的收入,通过"教育效应"来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从而实现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重要契机.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外部性和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此外,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增收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各维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指数具有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覆盖广度的增收效应逐渐增强,覆盖广度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指数具有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过门槛值,数字化程度的增收效应有所减弱;使用深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农村现实金融需求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有助于缓解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家庭经济脆弱性，经济机会和数字素养是其缓解效应发挥的中介渠道。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升，攀比效应的干预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逐渐递减，呈倒“U”型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农村地区及低资本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更强，这与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和包容性相契合。本文为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以更好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真正普惠于民，实现家庭增收致富。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共同富裕的机制研究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文章基于2011年至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并运用熵值法测算我国各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通过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对影响机制进行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经过区域异质性检验后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和非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强;商业保险、居民消费、创业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文章提出提升数字金融的服务效率、因地制宜制定发展战略等建议,旨在助力共同富裕的发展。     

数字金融能促进消费升级吗？——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

摘 要：选取2013－2020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检验数字金融对消费升级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探讨居民风险管理能力是否在数字金融影响消费升级过程中存在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数字金融对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与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本地居民的风险管理能力促进当地消费升级。最后,从引导数字金融良性发展的角度,提出促进我国消费升级的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效应研究——基于287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

金融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在于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而数字普惠金融是兼具效率与公平的一条实践途径。本文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并基于2011—2020年中国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检验这两种效应。研究表明:(1)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具有正向作用,并通过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共同富裕;(2) 分维度看,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共同富裕有正向作用,数字化水平则是负向影响,数字信息化与普惠金融的错配延缓了共同富裕进程;(3) 分地区看,存在东部效应高于中西部的差异。本文认为,除了继续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包容性和便捷性外,需加大对落后地区以及老年人群的关注,以弥合“数字鸿沟”,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共同富裕的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的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基于空间联立方程和异质性SDM的实证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和区域创新的空间良性互动可赋能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011—2020年我国220个地级市及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构建时变非对称互联网地理权重矩阵,运用空间联立方程和异质性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的空间交互效应。研究发现：（1）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之间存在双向促进作用。（2）数字普惠金融和区域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交互效应。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邻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但抑制了邻近地区的区域创新;本地区区域创新促进了邻近地区的区域创新,但抑制了邻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3）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超大及特大城市、大城市,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存在负向空间交互效应,但中小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和区域创新没有明显的空间交互影响;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之间存在负向空间交互效应,而中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产生了正向空间溢出。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新发展格局下,数据已然成为愈发关键的生产要素,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契机。理论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域的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各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通过面板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还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促进作用因市场化水平的不同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而且技术创新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应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数字红利”,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

选取2011-2020年河北省11个地市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体系,通过构建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是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最主要影响因素,且数字普惠金融带动城镇居民消费的能力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成负相关。因此河北省各市需要结合自身实际,差异化地推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并完善征信体系建设,以实现更高层次数字普惠金融,从而达到促进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的目标。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促进了区域产业链韧性提升？——基于中国267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复杂网络理论,构建产业链网络节点模拟攻击模型,根据2012、2015和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测度中国地级市产业链韧性指数,并利用中国26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产业链韧性有明显的驱动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城市和市场化发展水平较低城市的产业链韧性促进作用更明显,且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对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城市创新能力来驱动产业链韧性提升。因此,本文认为,应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化和差异化发展,强化产业链与创新链双链融合,助力实现产业链韧性提升。     

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结构性影响

本文使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结构性影响，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家庭收入、能力、保障等）的影响基本表现为劣势群体获益较多的普惠红利，但包容性增长状况较差的家庭获益相对较少。普惠金融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机制包括创业、就业、金融素养和发展型消费，作用机制对不同群体也存在结构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传统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能够增强对包容性增长的正向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商业银行竞争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各地区商业银行的竞争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整理计算200845条银保监会官方网站公布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信息构建商业银行竞争指数,实证检验2011—2018年中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了地区商业银行竞争;消费需求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中介效应;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升级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