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区“五治融合”深入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

<正>推进乡村治理事关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事关乡村振兴战略大局,事关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金山区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时代乡村治理理念,探索“五治”融合的乡村善治机制,塑造党建引领的“思想灵魂”、打破基层治理的“硬塞障碍”、畅通乡村服务的“神经末梢”、激活村民自治的“组织细胞”,最大限度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复合机制——以浙江桐乡“三治融合”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

近些年,由地方首创、经中央政府正式认证再到地方全面铺开的“三治融合”治理实践被视为是一种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基于对浙江桐乡“三治融合”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认为“三治融合”的有效性根植于其内在的复合治理机制。复合化治理主体意味着通过政治、行政助推自治,逐渐形成由党、国家、社会所共同组成的以彰显自治为本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复合化治理规则是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德治与法治的治理效力,实现彼此功能优势互补。在二者关系上,复合化治理规则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复合化治理主体。复合化治理规则实质上是一个中介机制体系,政治、行政借此助推自治,最终实现乡村善治。未来桐乡“三治融合”的发展与完善要在保持复合化治理特性基础上,坚持自治为本,多元协同,同时积极吸纳新的治理元素,尝试构建与实际情况更加契合的乡村治理模式。     

乡村善治可持续的路径探索与理论启示:来自“枫桥经验”的思考

乡村何以善治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研究的核心问题。研究这一问题需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答案。“枫桥经验”是中国乡村善治的典范和旗帜。回顾“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发现了“枫桥经验”历久弥新的密码,找到了一条乡村善治可持续的重要路径。要始终坚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群众参与;始终坚持自治、法治和德治有机结合;始终坚持创新发展制度体制机制。乡村善治还需要学界更关切中国情境、中国特色,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彰显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理论构念和理论体系。研究贡献在于,以治理现代化为视角,回答了乡村善治如何可持续的问题。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构建路径研究——把握“不变”与“变化”两个重点

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在乡村,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乡村治理取得实效需要不断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向各领域综合施力、统筹兼顾。构建乡村治理体系要从把握乡村治理的“不变”和“变化”入手,既要明确治理乡村中的“不变”,即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要明确其中的“变化”,即乡村治理实践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应该充分掌握乡村治理的发展规律和实践特点,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充分融入新信息技术,不断探索符合新时代特征的乡村治理体系新路径。     

“道德银行”与中国新型乡村治理

为破解传统乡村治理和集体主体乡村治理“双重消解”的现实困境,中国农村正在探索基于“多元共治”治理理念的新型乡村治理。余姚“道德银行”作为地方普惠金融信贷机制深刻改变了当地乡村治理面貌,在微观自治单元、激励约束机制、多元治理理念、信用评价体系内容等方面对传统士绅社会的传承与改造创新,并借助村社内置金融创新对新型集体乡村组织进行了有效的重构。     

中央一号文件系列解读之七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正>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对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央这一系列部署,对于加强乡村治理、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村发展、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充分认识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正>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对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央这一系列部署,对于加强乡村治理、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村发展、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一、充分认识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发生机制、历史逻辑与提升路径

乡村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单位，乡村治理发展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农地流转，有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形成，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多元化、专业化和市场化等特征重塑了乡村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本文首先提出一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阐释其发生机制；其次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经营主体和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考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嵌入乡村治理的历史必然性；最后在分析现阶段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挑战之后，提出重视社会化服务减少贫富差距、培养具有契约精神的新农民、明确多元治理主体权责义务，以及提高向心力培育乡村利益共同体等方面的乡村治理效能提升路径。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

作为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纽带,“新乡贤”既是乡村治理工作的参与主体与监督主体,也是乡风文明建设的引领者。“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主要体现在：“新乡贤”角色定位模糊、治理能力不足;参与机制与激励机制不健全;村民对“新乡贤”认可度不高。为充分发挥“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应当尽快破除困境,从制度上明确“新乡贤”角色定位;多方面提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完善“新乡贤”的参与机制与激励机制;增强村民对“新乡贤”的认同感。     

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效能不断提升

<正>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必须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2022年以来,江苏省灌云县按照江苏省《2022年全省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工作要点》要求,突出抓好乡村领域“软治理”机制建设,为推进全县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基于“两山”理论的农村生态与经济协同发展探析

进入新时代,“两山”理论引领我国乡村振兴发展。“两山”理论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对立统一的,二者的实现是一个辩证否定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追求。在我国当前乡村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三个方面困境,一是我国乡村有的地方还处于用“绿水青山”换取“金山银山”的粗放发展阶段,二是我国乡村有的地方陷入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的两难境地,三是我国乡村的生态治理能力还很薄弱。我国乡村要以“两山”理论为指导,坚持乡村生态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发展乡村经济,不断健全乡村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乡村治理视域下的乡村规划：基于“项目制”的分析

[目的]乡村规划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路径,是实施乡村治理的主要技术手段。作为公共品供给主要投入形式的“项目制”,已成为乡村治理与乡村规划的联系纽带。然而既有乡村规划在统筹策划大量乡村项目落地实施中,忽视了“项目制”的运行规律,出现了治理主体间结构不兼容、需求响应滞后、乡村建设运行内外脱节等问题,导致规划实施乏力。因此需要基于“项目制”特点,研究构建与乡村治理有效协同的乡村规划体系与方法。[方法]文章从“项目制”为切入点,分析乡村规划与乡村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逻辑三个方面的关系,研究乡村规划与乡村治理的相互关联。[结果]分析得出乡村规划优化路径,即优化融入项目治理的规划层级结构、应对治理需求的综合规划过程、匹配外部投入的规划运行逻辑。[结论]以“项目制”为纽带,从乡村治理视域出发,应着力完善与治理结构兼容协调的乡村规划体系、形成与治理方式综合联动的乡村规划机制、制定与治理逻辑相互匹配的乡村建设规则,激发乡村治理的活力,充分发挥乡村规划在乡村建设中的统领作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十大重点

我国已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科学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方针、目标任务和改革举措,扎实、有力、高效推进全面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至关重要。本文结合近年来中央重要会议和中央“一号文件”,尤其是有关乡村振兴发展与改革的文件精神与笔者的研究探索,从乡村振兴的发展引领、实践运行和改革深化三个层面,梳理和提炼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把握的十大重点,即坚定乡村振兴“三步方略”;坚持“两山”理念“三大思维”;确保农业农村“三个优先”;建立现代农业“三大体系”;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推进“三种类型”规模经营;建构“三层协调”服务体系;建立“三治合一”治理体系;深化供给侧“三个激活”改革;深化“三权分置”产权改革。     

完善“四治”融合 提升治理能力

<正>为全面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积极开展“清单制”“积分制”和“移风易俗”三个“一张图”调研工作,突出抓好乡村领域“软治理”机制建设,丰富完善自治、法治、德治、智治融合,推动全区乡村治理能力整体提升,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关于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路径选择的思考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农村社会改革不断深入,我国乡村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乡村社会结构、农业生产方式等一系列的变革在给"三农"领域带来进展的同时,也为乡村治理带来诸如治理体系不健全、人才流失严重、精英治理存在局限性、自然环境污染严重等现实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文章提出通过健全治理体系、健全人才引进与开发机制、优化精英治理体系、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机制等途径来促进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     

浙江德清“乡贤参事”与象山“村民说事”的模式比较

<正>“自治、法治、德治”三者融合的乡村治理实践在前几年已取得很大成效,可以应对早期乡村治理中出现的低效能、空心化、法治边缘化等问题。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系统工程中重要的一环,在以往的治理过程中“自治”与“法治”双规运行,但缺少协商机制,难以合并渠道,     

乡村治理的理论创新及其实践探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研讨会综述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治理有效"的发展目标,2018年10月27-28日,《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主办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云南大学、重庆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甘肃省委党校等40多个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10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就如何推进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完善乡村治理体系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以下对与会专家的主要观点进行简要综述。     

江苏省昆山市 从“大管家”到“大家管” “五个一”推动百村共治

昆山市深入实施百村共治工程,探索开展“五个一”行动,打造了一个“海棠花红”品牌、一套小微权力清单、一项民主议事机制、一项美丽庭院行动、一个村务公开平台,切实转变治理理念,积极推动乡村治理从“大管家”到“大家管”。     

推进乡村治理融入国家治理体系

<正>乡村是最基本的治理单元,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根基。没有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就没有城乡融合发展的整个现代化,更没有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是一项重大战略工程,必须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理念,从国家治理的高度着眼,方能切实取得成效,推进乡村治理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我国开展首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

<正>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近日,在全国确定了115个县(市、区)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试点示范工作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农民主体、"三治结合"、多方协同、突出重点的原则,主要内容包括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制、乡村治理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机制、乡村治理的组织体系、党组织领导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