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信息披露指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文章选取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的94家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与企业价值呈显著负相关,即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越高的企业,企业价值反而越低。同时,研究还发现,销售净利率与企业价值呈显著正相关,资本密度与企业价值呈显著负相关。     

政企关系、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与环境信息选择性披露--基于重污染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基于部门利益理论与印象管理理论,研究政企关系、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等因素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通过对1391家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0—2011年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政企关系与环境信息披露成负向相关关系;在政企关系作用下,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不但没有起到相应的规制作用,反而降低了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质量;政企关系削弱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显著性与时间性,但是对于量化性并没有起到削弱作用。     

碳信息披露对碳排放量与公司价值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

有关碳排放量和碳信息披露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已经为不少学者的研究所证实,但是在碳信息披露和碳排放量交互效应下对公司价值影响的研究,特别是碳信息披露对碳排放量和公司价值之间是否具有调节效应,国内尚未见学者进行相关的研究。论文以2010—2014年世界500强连续向CDP进行回复的117家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法,对企业碳排放量、碳信息披露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尤其是碳信息披露的调节效应是否成立。研究结果表明:碳排放量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信息披露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并且在碳排放量和公司价值之间,碳信息披露的调节效应的确存在。     

碳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研究

全球变暖已成为当今世界必须要面对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世界组织、各国政府及企业都在努力降低温室效应。企业碳信息披露在会计领域日显重要,然而以沪市89家社会责任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通过内容分析法构建了碳信息披露指标(CDI)并实证检验了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发现结果并不显著。最后分析了可能的原因及提出应制定碳信息披露准则。     

环境信息披露如何影响审计费用——基于会计稳健性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探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及其经济后果成为重要议题。文章基于2009—2020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使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融资约束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重污染上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越多，审计费用显著降低，融资约束在环境信息披露与审计费用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企业会计稳健性在环境信息披露和融资约束中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文章从环境信息披露视角探究非财务指标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丰富了现有的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成果，对重污染行业加快绿色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动机与影响因素 ——基于上证社会责任指数成分股企业的分析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承诺,企业作为温室气体基本排放源有责任进行高水平的碳管理和高质量的碳信息披露。本文选取我国上证社会责任指数成分股企业为样本,构建了碳信息披露评价指标体系,从质量和数量两个维度刻画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实证检验了企业碳信息披露与其碳排放的关系,并检验了外部制度压力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质量、数量与其碳排放显著正相关,且是出于合法性管理的动机进行碳信息披露;企业碳排放量越多,则更倾向于通过提高碳信息披露数量来提高碳信息披露水平;高碳排放行业企业碳排放显著正向影响碳信息披露水平、质量、数量,显著负向影响碳信息披露的结构,而非高碳行业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质量与其碳排放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来自企业外部的压力显著弱化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数量与其碳排放的正相关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寻求推动企业积极披露碳信息、提高碳管理水平的有效路径,也为企业碳信息制度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美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分析--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例,选取5家美国公司作为样本,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分行业分析5家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经讨论分析发现,美国对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存在具体要求,使得美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需要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披露。借鉴美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者已有的研究经验,结合本国实际情况,作者对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提出了一些建议。     

选择性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绿色声誉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工作的逐步展开,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规范要求逐渐提高,由此催生了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的探讨。本文以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企业选择性环境信息披露与其绿色声誉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异质性分析检验了这种关系在不同外部治理条件下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漂绿”类选择性环境信息披露具有“声誉获取”效应,而“声誉获取”的效应会因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和较高程度的信息不对称而降低。“洗棕”类选择性环境信息披露与绿色声誉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针对企业的选择性环境信息披露行为,建议通过政府监管和市场监督两种机制加以治理,以提高企业绿色信息披露的质量。     

碳信息披露水平、股权融资成本与企业价值

近年来,全球变暖问题日益突出,世界各国纷纷倡导低碳经济加以应对.企业碳信息披露也逐渐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选择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了碳信息披露水平与企业长短期价值的关系及股权融资成本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提高碳信息披露水平不能显著提升企业短期价值,但可以显著提升其长期价值,这也间接说明碳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不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是经过厚积而显现的.另外,企业提高碳信息披露水平可以通过降低股权融资成本来提升企业的长期价值,从而证明了股权融资成本的部分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在提高企业碳信息披露的积极性,推动我国低碳发展方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企业环保信息披露与融资约束关系研究——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

文章以2011-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通过建立"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并引入交乘项,以此检验环保信息披露与融资约束交互关系.结果 显示: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对融资约束扮演着调节效应,即公司环保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低;相对于国有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对民营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缓解能力更显著;相比于中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对东部地区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缓解能力更显著.基于此,提出完善环保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环保信息披露的奖惩力度,开展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审计工作以及引导金融机构等对策建议.     

低碳经济模式下环境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以湖南上市公司为例

强化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责任,强制上市公司履行和承担环境责任,已成为和谐社会建设刻不容缓的任务。本文以湖南省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Logistic模型研究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结论表明：公司盈利能力与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越倾向于披露环境信息;企业规模与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规模大的公司更有动力披露环境信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代理成本;发展能力、上市公司的负债程度与环境信息披露负相关,但不显著。同时,重污染行业与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重污染行业为向社会传递其主动承担环保责任的信息,环境信息披露比例高于非重污染企业,且披露的环境信息内容丰富。本文对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规范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现金流预期、政府监管与企业环境管控信息披露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受到来自社会公众、政府机构、投资者以及其他企业财务信息使用者的关注日益增加。基于2007-2017年深沪两市3512家A股上市公司总计22284个样本观测值,采用文本分析方法中的词频统计来构建企业环境管控信息披露指数,研究企业现金流预期对当期环境管控信息披露的影响以及政府环境监管对现金流预期与环境管控信息披露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企业对未来的现金预期与环境管控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正相关,政府环境监管能显著增强企业现金流预期与环境管控信息披露的正相关关系。     

碳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资源型企业的经验证据

碳信息披露作为反映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一步,越来越受到关注,文章从上市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的角度进一步展现碳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利用我国2009—2014年资源型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数据,以CCGD作为碳信息披露质量评价体系,用ACW模型来验证了上市企业碳信息披露与外部融资约束间的假设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资源型上市企业碳披露数量和质量在不断提高,并且通过多元回归发现碳信息披露对公司融资约束有显著影响,碳披露质量越高,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则越低。建议企业加强自我意识,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碳信息披露质量,政府也应加快制定上市公司层面的碳排放披露政策。     

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经营绩效——基于投资者关注的中介效应检验

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已经引起全社会的普遍重视。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19年样本企业面板数据,以投资者关注为中介变量,揭示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经营绩效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投资者关注发挥部分中介效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作为门槛变量时,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当企业引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于一定门槛值时,环境信息披露能显著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否则激励效果不显著;同时异质性分析发现,重污染行业及2015年后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经营绩效激励效果更为显著。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企业更理性地认识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效益,为政府、企业和投资者共同构建高质量环境信息披露体系提供思路。     

责任指数、公司性质与环境信息披露

企业环境保护与环境信息的披露愈来愈受到各方的重视,200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的出台和2009年社会责任指数的推出及对指数成份股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要求为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进一步规范化奠定了基础。我国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仍然较低;上市公司被纳入社会责任指数成份股之后,提高了其环境信息的披露水平;重污染行业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高于非重污染行业的公司;国有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高于非国有企业。本文从环境信息披露规范的制定与完善和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激励与监督两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企业ESG表现、碳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

“双碳”目标的提出推动了碳交易市场的向前发展，也使碳信息披露的问题进一步取得了利益相关者的关注，随之而来的是投资者理念的转变。碳信息披露作为企业积极承担ESG责任的重要表现，在“双碳”目标的影响下，企业ESG表现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进一步被加强。文章聚焦于高碳企业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探究碳信息披露质量在企业ESG表现和企业价值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以高碳行业的上市A股企业为对象，运用双重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对其2015—2020年的ESG表现、碳信息披露得分以及相关财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良好的ESG表现可以正向促进企业价值的增加，且碳信息披露质量在此影响机制中发挥中介效应。文章的研究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表现价值效应的科学性，为企业提升市场价值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对ESG理念在我国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实证依据。     

终极控制人性质、分析师跟进和企业碳信息披露

分析师跟进作为第三方主体关注的代表以及产权因素,都会对企业碳信息披露产生重大影响。该文选择2012-2013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发现分析师跟进数量与国有最终控制人性质均对企业碳信息披露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分组,碳信息披露水平受分析师治理作用更显著。同时,区域差异对分析师跟进和碳信息披露水平也会产生影响。     

绿色投入能提高企业环境与财务绩效吗？——来自我国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双碳”目标下,面对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消耗过度、极端天气频发等环境问题,政府与企业都在寻求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方法。以2016—2020年340家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重污染行业在补贴政策扶持下绿色投入通过技术创新对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绿色投入既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还能加快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技术创新在绿色投入与双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在绿色投入与双绩效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从企业内部创新与外部政策制订两方面给出提高企业双绩效的建议,助推重污染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双碳”目标背景下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研究

随着全球气候问题逐渐恶化,碳减排已成为社会共识。中国积极推动经济低碳转型,采取措施推动碳达峰和碳中和。企业作为碳排放的主体,其碳信息披露有利于碳减排政策的落实和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选取典型高碳行业（火电、钢铁、建材、石化、有色金属）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质量进行研究。研究发现,2019—2021年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逐步提升,但整体水平依然不高,各个企业差异较大。对此,政府层面要建立碳信息披露相关制度及运用财税政策,企业层面要主动构建碳排放管理系统及完善碳排放绩效考核机制,社会层面要培养消费者低碳理念,从而提高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     

信息透明度、环保关注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信息透明度作为一种信息与治理机制，对于缓解绿色创新投融资约束具有重要作用。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样本，基于内外双重视角分析信息透明度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信息透明度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正相关，来自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环保关注对上述关系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信息透明度主要通过降低外部融资成本和提高内部绿色创新意愿，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研究结论有助于识别绿色创新因素中的信息机制，为构建政府—公众—企业的多维环境治理体系提供经验证据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