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迁移对教育回报率阶层差异及收入差距的影响——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表明,我国的教育回报率存在明显的收入阶层差异,其总体上随收入水平的上升而增加,且低收入阶层与其他收入阶层差距较大,中等收入阶层的高等教育回报率最高;劳动力迁移能显著提升接受高等教育的中、高收入群体和接受中等教育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教育回报率,进而强化其收入优势;教育回报率差异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比受教育水平分布不均更大,劳动力迁移总体上有助于缩小与个体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差异相关的收入差距。因此,教育资源的分配要有利于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教育层次,并清除阻碍劳动力迁移的制度障碍,以缩减由个体受教育差异引致的收入差距。     

辽宁省收入分配差距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采用城乡居民收入结构比、基尼系数以及泰尔系数研究了辽宁省收入分配差距状况,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辽宁省城乡居民收入增加迅速,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结构比表明转移支付已经成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由辽宁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计算出的基尼系数也出现了增长的趋势,说明辽宁省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泰尔系数的城乡分解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对辽宁省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最大,因此应该着重降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向何在?

收入差距过大是当前影响中国社会安定的因素之一。而收入差距问题又突出表现在阶层差距上,高收入阶层与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过分扩大并且继续扩大令人忧虑。垄断行业的绝大多数员工是中等收入阶层并非高收入阶层,收入分配改革的矛头指向所谓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是错误的。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即"提低、扩中、调高"。     

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基于收入结构的视角

收入结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结果,通过收入结构的变化可以清晰地判断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源。通过计算基尼系数,发现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存在不断扩大的事实。本文利用1983-2008较长时期的数据分析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从收入结构视角运用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实证分析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是差异递增的,是目前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最重要的原因,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则起着差异减低的作用,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较高,但是由于其在总收入中的比例很低,对总的收入不平等影响较小。     

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结构性收入差距视角的实证研究

文章将城乡收入差距分解为四项结构性收入差距,即工资性收入差距、经营性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差距和转移性收入差距。各项结构性收入差距对城乡总收入差距有不同贡献和作用。研究表明：不同财政支出项目对城乡总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通过作用于不同结构性收入差距实现的。财政科教文卫支出主要通过拉大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从而对城乡总收入差距产生扩大作用;财政支持农业支出主要作用于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从而缩小城乡总收入差距;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结构性收入差距均表现为扩大效应,但统计上不显著;财政公共安全支出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然而这种影响是不可持续的。     

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财富差距、收入增长与房价关系的因果检验:1992—2006

利用协整等方面理论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财富差距、收入增长和房地产价格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收入分配不均促进房价快速上涨,收入向20%高收入阶层过度集中和房价快速上涨只存在单向促进关系;(2)房价的快速上涨和财富分配不均存在单向促进关系;(3)最高收入阶层收入的快速增长不是房价上涨的促进因素,而房价上涨使得最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加快,进一步促进收入两极分化。要抑制房价,应缩小收入差距;只有控制房价,缩小贫富差距和收入两极分化,房地产业才能健康发展。     

当前收入分配领域中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对策

收入分配行为不规范和收入差距过大是我国当前分配领域最突出的两个问题。解决这些矛盾可采取的主要措施有：逐步打破垄断，尽可能让各行业公平竞争，并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调节和监督；着力解决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创造“初始条件”；建立税收综合调控体系来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对贫困阶层的保护机制。     

河南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影响因素及治理措施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导致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受到制约。影响河南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因素是城乡产业的迥异、城乡割裂的二元经济结构特点、城乡居民人力资本的差距、工业优先发展的措施和体制等。应采取改善农村人力资本状况,加大农村教育资金投入力度,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迁移,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链等措施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调控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和谐的对策分析

由于劳动者素质、生产要素占有的不同，体制转型与制度政策的差异，市场机制的不完善等原因，全国城乡、地区间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快速扩大。这将不利于经济发展与消费增长、影响民族团结、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增加改革的成本、出现信仰危机。政府须加快税法建设，调节高收入；加快工资制度改革，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加快法律制度建设，取缔非法收入；加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加快市场法制化、规则化建设等，以促进社会和谐。     

缩小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缩小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是社会安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是提高效率的必经环节,是经济进一步增长的要求.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策制度的不公平、户籍制度、财政投入及公共设施建设二元分割的体制、农民自身的知识障碍等因素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不合理扩大.缩小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的思路是：各级政府要重新审视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大取缔非法收入的力度;明确政府干预的范围;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营造尊重个人利益、倡导穷勤和富助的良好社会氛围;鼓励市场竞争,限制垄断收入,加大整顿行业过高收入力度和扩展中等收入阶层力度;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税制结构,形成自动调节机制.     

农民工群体生活状态与态度研究——基于重庆的调查分析

根据对重庆市的抽样调查,较低的收入和消费、较少的社会资源、相对封闭的人际交往,是目前大多数进城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贫富差距大、社会存在诸多不公平”是农民工较为一致的对社会公平的评价;提高经济收入、希望家庭和睦是农民工最迫切的需求;“明天会比今天更好”是绝大多数农民工对未来的预期。农民工因职业分化而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利益分化进一步导致社会意识多样化;大多数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应加快“稳定就业和稳定居住基础上的人口城镇化”进程,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通过制度创新保障社会阶层边界的开放性,加快各阶层流动,进而缓解阶层冲突。     

制约重庆市农民增收的因素分析

近年来重庆市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制约重庆市农民增收的因素主要有自然约束、结构约束、市场约束、素质约束和转移约束。应进一步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多样化经营和联合经营，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并加快小城镇建设，提高农民收入。     

防范“增长性贫困”的城乡收入差异评价与对策研究

2000—2010年间国家统计数据的结果显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趋势对一个国家或地区产生＂增长性贫困＂现象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制度因素、收入再分配水平、公共资源和基础设施供给失衡等都是拉开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高度重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采取措施逐步缩小收入差距,改革户籍制度、统筹城乡发展、健全社会保障是最有效地规避＂增长性贫困＂、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     

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状态空间模型分析

基于中国1984-2015年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运用KALMAN滤波算法考察产业结构和外商投资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随时间变化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外商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小，并不是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外商投资对缩小城乡收入持续有着积极的影响；第二产业比重、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始终正相关，第二产业比重增加与产业结构水平高级化都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建议进一步利用外商投资发展我国现代化农业，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发展，并积极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投入第三产业发展，同时提高农村务工人员的技能与素质，重视农村务工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使其可以从事信息咨询、商贸物流等相对高收入的工作；制定政策吸引高素质人才留在农村，提高我国农业现代化生产水平，切实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实现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

针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高位徘徊、消费结构二元并行格局的研究要突破收入数量视角,从收入性质视角予以深刻剖析。基于经典消费理论核心思想,引申出收入的暂时性、流动性、相对性、可预期性和跨期支配性等性质,并采用1991—2013年中国29个省份的相关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变系数面板模型实证分析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收入量既定的条件下,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显著;农村居民持久收入增长幅度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向上流动幅度大于城镇居民,才能使城乡消费差距缩小;农村居民对正向不确定收入的消费倾向于抑制,而对负向不确定收入的消费则存在棘轮效应;农村居民收入跨期支配性对城乡消费差距具有弥合效应。因此,在增加农民收入数量的同时,也应注重其收入性质的改善,才能有效缩小城乡消费差距。     

重庆市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证分析

从1978-2005年重庆市的二元对比系数、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和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差异度等指标来看,重庆市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显著;而且近年来,城乡二元结构呈现凝固化发展的趋势。     

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重庆市的经验数据及其与京、津、沪的比较

根据1997—2012年的统计数据,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其中,财产性收入基数小且增幅波动大,占人均纯收入比重低但稳中有升;农村居民不同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绝对差距不断拉大,但是并未表现出财富集中的趋势;农村居民的人均财产性收入始终低于城镇居民,两者差距的相对量呈现先升后降趋势,但是绝对差距仍在扩大;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增速总体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及其占比低于京、津、沪,且差距不断扩大。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及其差异性取决于其初始资源禀赋状况和体制与制度因素,应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充分挖掘农村居民的土地财富效益,并不断提升农村居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机会和能力。     

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根据全国和重庆市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VAR模型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重庆市与全国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虽然在细微之处有所差别）,即金融发展规模和城乡收入差距正关（服从Kuznets“倒U型”曲线）,而金融发展效率和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金融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农村金融的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直接的作用。因此,重庆市应积极促进地区金融发展,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提高金融中介效率。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结构与影响因素研究——加入心理因素的城乡比较分析

收入流动将对收入分配格局产生重要影响,良好的收入流动性结构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优化收入格局。基于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在2010—2012年、2012—2014年和2014—2016年三个时间段,整体样本、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家庭收入流动的向上/向下比率均大于1,表明当前中国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结构合理,有利于收入分配格局优化;虽然低收入层级向上流动的几率较大,但高收入层级（尤其是城市地区）固化的现象也较为显著;长期来看,居民受教育水平和幸福感的提高有助于防范家庭收入层级向下流动。因此,应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并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