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职务犯罪的法律监督和预防

国家规定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牟取经济利益或者不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妨害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的总称。     

论BT模式下职务犯罪的预防

BT作为一种新型项目融资方式,近年来在我国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中得到迅速引入和推广,它在缓解政府财政资金不足,加快公用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BT模式产生时间较短,又是权力和资金密集的产业,因此在实际运用过程中经常出现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职务犯罪高发频发。文章在剖析BT领域中职务犯罪的特点及其成因的基础上,主张控制职务犯罪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建立健全集教育、制度、法律于一体的惩治和预防体系,以促进BT模式的健康发展。     

职务犯罪的制度原因及对策——国际法框架内我国职务犯罪预防体制的完善

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腐败现象也呈逐年上升趋势,并逐渐向各领域、各行业渗透。特别是职务犯罪呈蔓延之势,引起了广泛关注。单纯地对职务犯罪进行打击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能从源头上堵塞漏洞,杜绝职务犯罪的发生,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也就成了研究的重要课题。以联合国公约为基本框架,围绕职务犯罪预防机制,分析职务犯罪的制度性因素,对我国刑法有关职务犯罪立法的现状及不足加以剖析,以期对职务犯罪的预防和控制做出有益的探索。     

基于信用担保视角下中国中小企业融资机制研究

中小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社会资源稀缺使得中小企业发展遇到了困难,尤其是融资上的困难比较明显。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已经引起国家和社会的关注。问题的出现,既有中小企业自身缺陷的原因,诸如内部控制制度尚未建立、风险意识不强等,也有来自中小企业以外的因素影响,如没有针对中小企业的专门金融服务机构、担保体系不完善等。采用信用担保方式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是目前切实可行的方法,以信用担保为核心建立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最好途径。     

简析工程招投标管理中存在的风险及预防策略

在建筑工程招投标管理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风险因素。面对这些风险,务必采取有效策略,规范招投标过程,完善招投标管理,处理好各方之间的关系,为建筑工程招投标创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确保建筑工程顺利进行。     

筑牢预防和惩治“一把手”职务犯罪的道德和制度防线

加强学习和教育,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务实正确的“老三观”和“新六观”,解决如何“做人”、“做官”、“做事”问题;改革领导体制,健全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和监督体系;建立健全与“一把手”个人密切相关的制度;建立与“一把手”责任和风险相适应、相匹配的薪酬机制;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     

清洁发展机制下探讨我国“碳信用”交易市场的发展

全球气候变暖引起的地球环境恶化，而碳排放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因素。因此，如何实现全世界的碳减排是目前人类关注的最大问题。本文试图在目前国际已有的条约基础上，在清洁发展机制（CDM）下，探讨“碳信用”交易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进展的情况，为建立我国的“碳信用”交易市场服务。     

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下的银行信贷风险控制

银行信贷风脸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诸如契约的不完全、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和机会主义行为等 ,都会对银行信贷的安全性带来不同程度的潜在危机。本文重点从博弈论的视角 ,对银行信贷中的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信用风险的内在形成机理进行分析 ,旨在揭示信用信息的有效传递 ,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信息缺陷 ,而且有利于信誉机制的形成这一真实内涵。进而在对信用信息共享系统的信贷风险控制作用进行简单梳理的基础上 ,尝试性地提出信用信息共享机制下银行信贷风险控制措施的修正与改进     

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发展困境与监管启示——基于信誉机制理论的视角

近期欧债危机表明,信用评级已成为影响国家金融主权和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可是当前却被控制在少数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手中.因此,构建可持续发展而有公信力的信用评级业是中国维护切身利益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信誉机制理论框架剖析了中国信用评级市场,认为自发需求不足和信息化水平低对信用评级业的发展和公信力构成巨大挑战,而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则强化了监管的必要性,迫切需要提高监管方式的有效性.     

重塑信用:银企“双赢”的必由之路

文章指出了商业银行强化信用建设的必要性 ,并从 5个方面论述了加强信用建设的具体措施。     

基于“囚徒困境”博弈的防范工程招投标合谋研究

提出一种防范工程招投标中招标代理与投标人合谋的新策略,即同时派出两个招标代理审查投标人,使两个招标代理陷入"囚徒困境"博弈中以保证其报告真实。进而针对该策略成本太高的缺点,通过使两者处于不对称信息环境下,进一步改进了该"囚徒困境"博弈。据此,只要招标人设定适当的奖励和惩罚机制,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招标代理与投标人合谋。     

清洁发展机制下探讨我国"碳信用"交易市场的发展

全球气候变暖引起的地球环境恶化,而碳排放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因素.因此,如何实现全世界的碳减排是目前人类关注的最大问题.本文试图在目前国际已有的条约基础上,在清洁发展机制(CDM)下,探讨‘碳信用"交易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进展的情况,为建立我国的"碳信用"交易市场服务.     

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三维信用论视角

如何更好地发挥信用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而良好的信用体系建设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保障。本文基于三维信用论视角,从诚信度、合规度和践约度三个维度分析中国2011—2019年247个地级市的信用体系建设水平,通过DEA-Malmquist方法计算出对应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实证检验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和作用路径。研究结果发现：(1)城市信用体系建设能够正向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2)城市信用体系建设通过提升社会信任、减少银行违规风险和优化市场环境来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3)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信用体系建设在东中部、大型规模以上和资源型城市分组中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城市信用体系建设还存在空间外溢效应,能够正向提升邻近城市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本文不仅拓展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在信用层面的研究范畴,而且推进了社会信用体系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理解。     

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理论要点、实践堵点和破解之点——兼论激活商业信用机制

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列入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学史上,马克思从产业资本循环、两大部类再生产循环和社会再生产循环等角度系统地阐发了国内经济大循环理论,它们可概括为微循环、中循环和总循环.在国内经济大循环中,微循环、中循环和总循环是一个“三层一体”的有机整体,其中,微循环处于基础性地位.商品顺利销售、货款如期回流是保障微循环的关键性条件.为化解由赊销可能给供货商带来的资金流断裂风险,商业信用应运而生.迄今,它依然是维持实体经济部门运行和发展的重要金融机制.但在中国的经济金融实践中,商业信用机制缺失,货款拖欠成为长期存在的一个痼疾,成为中小微企业再生产微循环中的严重堵点和痛点.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则国内大循环难以畅通,也难以提高经济效率.激活商业信用机制,破解微循环堵点,需要做好6个方面的工作:转变观念,完善法治,以激活商业承兑汇票为突破口,建立商业承兑汇票交易市场,完善金融统计,强化金融监管.     

不同结算方式下的“商业信用逆差”分析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以信用交易为主的信用经济，企业信用管理和社会征信系统建设都是保持信用经济稳定运行所必要的重要架构。因此，人们又把现代市场经济称为信用经济。在市场化国家，信用已成为社会上普遍认可的媒介。但是随着我国顺差逐年的加大，信用情况却不容乐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总经理唐若昕最近提出了一个“信用逆差”的概念，并揭示了外贸顺差掩盖下的信用逆差现状。本文主要选取其中的一个方面。从商业信用的角度，分析在不同的结算方式下所导致的商业信用逆差。     

“公司+农户”模式下的商业信用研究

"公司+农户"模式下的农业企业可以通过生产物资赊销、预付定金等商业信用与农户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不但稳定企业对农产品的需求,而且当存在合作关系的农户在生产过程中遇到资金短缺现象,企业可向农户提供必要的生产资料。目前农村普遍面临着信贷约束,而此类商业信用的运用恰能成为缓解农村融资难现象的一种途径,本文通过对广东阳江地区3个农业企业案例及当地关联农户的调研研究以证明此观点。     

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性及信用的生成机制研究——以明清晋商为例

明清时期,晋商在日常经营过程中经常面临的一个经济对策问题就是如何解决信息不完全和经营环境不确定条件下的委托代理问题。但这里所讲的委托代理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日常经济生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它是泛指商品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商品交换日益频繁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交易双方在信息不对称状态条件下,所建立的各种经济关系及其所面临的市场不确定性和交易风险。就明清晋商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从事生产经营所产生的委托代理风险及其采取的风险规避途径加以论述。     

赏罚机制、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基于纳税信用管理制度的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基本范式的赏罚机制,能否在税收管理中收获"双重红利"——既促进税收遵从,又提高企业绩效,至今还鲜有研究。本文以上市公司和新三板企业为组合样本,从微观层面检验我国政府2014年以来纳税信用管理制度改革实施的联合奖惩政策的"双重红利"效应。研究发现:(1)尽管单独实施联合惩戒政策能提升税收遵从度,但加上联合激励政策后提升税收遵从的效果更显著,并且赏罚机制对于税收遵从度越低的企业起到的促进作用越大;(2)赏罚机制对于税收遵从度越高的企业起到的绩效提升作用越大,其中联合激励政策不仅显著提高了其目标A级企业的经营绩效,而且对未受到奖惩的其他企业的经营绩效也具有相当显著的正向影响;(3)赏罚机制对企业税收遵从和经营绩效的效应在不同性质的企业间呈现出显著异质性;(4)纳税信用等级作为衡量税收遵从度的指标充当了联合激励政策作用于企业绩效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纳税信用管理制度施行的赏罚机制改革对政府和企业具有明显的"双重红利",而传导机制则揭示了应当加大联合激励力度才能取得更好的"双重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