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与薪酬业绩敏感性关系研究——以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利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与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对民营上市公司而言,管理层权力越大,自定薪酬的动机越强;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与薪酬业绩敏感性表现出与国有上市公司的同质化,即管理层权力越大,薪酬与盈利业绩的敏感度越高,与亏损业绩的敏感度越低.管理层的权力寻租行为削弱了自身的薪酬风险,薪酬契约包含了无激励价值的权力租金,导致了薪酬激励过度和薪酬契约的“真空化”.研究还发现,民营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会削弱管理层权力在薪酬契约制定中的寻租动机,降低管理层的薪酬.     

谁能免予薪酬惩罚?——基于ST公司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A股410个ST上市公司为样本,侧重从业绩信息的异质性和管理层权力两个方面,研究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免于薪酬惩罚问题。研究发现:业绩信息异质性越强,管理层权力越大的ST公司高管越有可能免予薪酬惩罚。同时发现短期负债是上市公司高管不能免于薪酬惩罚的重要因素,而开董事会次数越多越能免予薪酬惩罚。本文研究结论证明了最优契约受业绩信息异质性和管理层权力影响,具体而言国有企业主要受管理层权力影响,非国有企业主要受业绩信息异质性影响。     

高管薪酬、团队特征与公司业绩敏感性——来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679家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09年间1946个时间序列的观测值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团队特征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敏感性。实证结果表明: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而言,高管薪酬与业绩是同向变化的;高管年龄越大,企业经营的惰性越大;高管的教育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公司业绩;两职兼任利于管理层制定高薪酬,但是并没有显著提高企业绩效;管理层股权激励并没有显著提高公司业绩,但有助于管理层利用权力获取高额薪酬;财务杠杆成为拉低高管薪酬的反向力,一定程度上既有助于激励管理层实现组织目标,又能限制管理层利用权力从企业获得高薪酬。     

管理层权力、高管薪酬变动与公司并购行为分析

本文探究了不同产权性质下管理层权力对薪酬利益驱动所带来的大规模并购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在中央国有上市企业和聘请职业经理人担任高管的民营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权力解释了公司间薪酬水平变动、并购后市场业绩的明显差异。地方国有上市公司在并购活动中其高管薪酬的变动受到高管权力的影响甚微,企业规模起到了决定性因素,而控股股东或家族成员直接担任高管的民营公司在发生并购时其管理层薪酬的变动与并购交易的规模、并购的复杂程度和CEO努力程度更加相关,相对而言薪酬安排更具有契约有效性。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管理层权力和公司并购的理论内涵,并为管理层权力影响下的并购行为提供了更为深入和细致的经验证据。     

产品市场竞争、管理层权力与薪酬辩护

以2011~2014年我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薪酬辩护的视角,考察管理层权力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的监督约束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高管利用手中权力获取超额薪酬、谋取私利的同时,会通过提升薪酬—业绩敏感性为自身薪酬进行辩护,形成薪酬契约合理有效的表象;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高管的薪酬辩护行为,降低管理层权力对薪酬契约的影响和扭曲。     

高管薪酬与企业经营业绩相关性分析——基于上交所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高管薪酬与企业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高管薪酬与企业经营业绩呈正相关关系,同时,高管薪酬水平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企业规模大小的影响。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关系的文献综述

高管薪酬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解决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薪酬制度设计得当,能够有效降低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成本,激励管理层努力生产经营,提高公司价值,增加股东财富;反之,如果薪酬制度设计不当,就可能导致对管理层激励失效,进而引发管理层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牺牲股东利益,最终进一步激化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矛盾.本文对近几年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关系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视角与内容     

并购行为提升高管薪酬效应的内在机理——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视角的分析

并购作为一项最为重要的资源整合战略．是高管实现企业价值提升的首选手段。但是现实情况中,随着企业并购活动的发生,无论并购绩效如何,高管的薪酬都在不断增加,并购可能成为高管利用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现象似乎违背了最优契约理论。本文结合我国的现实背景,选取2009--2011年深沪两市的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1674个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对管理层权力、并购行为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究管理层权力对高管基于薪酬动机诱发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并购行为具有提升高管薪酬的效应;在管理层权力控制下,并购行为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并购公司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比非并购公司更大。实证表明．存在高管利用权力通过并购的途径提高自身薪酬的行为。在管理层权力理论的逻辑体系下,高管薪酬是目的,并购行为是手段;并购行为影响高管薪酬是现象与途径,而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才是本质与内在机理。     

并购行为提升高管薪酬效应的内在机理——基于管理层权力理论视角的分析

并购作为一项最为重要的资源整合战略,是高管实现企业价值提升的首选手段。但是现实情况中,随着企业并购活动的发生,无论并购绩效如何,高管的薪酬都在不断增加,并购可能成为高管利用权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现象似乎违背了最优契约理论。本文结合我国的现实背景,选取2009—2011年深沪两市的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1674个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对管理层权力、并购行为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探究管理层权力对高管基于薪酬动机诱发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并购行为具有提升高管薪酬的效应;在管理层权力控制下,并购行为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并购公司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比非并购公司更大。实证表明,存在高管利用权力通过并购的途径提高自身薪酬的行为。在管理层权力理论的逻辑体系下,高管薪酬是目的,并购行为是手段;并购行为影响高管薪酬是现象与途径,而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才是本质与内在机理。     

高管薪酬激励会关注债权人利益吗?——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约束视角的经验证据

我国债权人利益司法保护体系尚不完善而产生的信贷约束,对上市公司的各项决策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从这一特殊制度背景出发,研究了债务期限约束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务期限约束强度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负相关;对国有企业而言,其"天然的政治关系"消除了债务期限约束的负面影响,相反随着债务期限约束的弱化高管激励强度逐渐增强。研究结果表明,在信贷强约束条件下,公司制定高管薪酬契约过程中会关注债权人利益,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削弱管理层风险转移的动机;而在信贷软约束时,债务融资的这种治理功能将受到限制。     

金融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问题：公平与效率

金融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目前,金融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存在显著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主要表现为高管薪酬与业绩缺乏相关性,以及高管薪酬水平差距过大。金融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问题表面来看是一个管理问题和经济问题,但究其深层次原因则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剖析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顶层设计,兼顾公平和效率,注重社会公平。     

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实证研究——以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例

选取2009年前上市的235家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2013年的年报数据,实证检验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公司规模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高管薪酬与资本结构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控制权与公司绩效：中国民营上市公司ST化的合理解释

从股权结构的角度对控制权指标进行选定和度量,以主营业务收益率、管理费用除以主营业务收益的比率作为公司控制权在经营绩效上的反映,建立了一个股权分散、控制权弱化与公司经营绩效的因果模型,并以中国ST民营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的ST化与股权的制衡化以及第一大股东对董事会、总经理的直接控制能力下降(控制权弱化)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现代企业应该强化第一大股东的控制权,控制权转移应和股权转让相一致,才能有利于我国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     

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

利用2007年我国国有控股公司数据,以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为因变量,以高管现金薪酬、高管持股比例和在职消费为主要考察对象,并选取公司规模和股权制衡结构作为控制变量,检验在不同激励方式下高管薪酬与中小股东利益的相关性,结论表明: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主要集中于现金薪酬和在职消费,对中小股东利益侵害较大,而高管持股则可以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

以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及其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两方面,研究高管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实证检验表明在调高操控性应计利润情况下,盈余管理程度分别与管理者的年度报酬水平和股权激励呈正相关关系,另外,盈余管理对薪酬业债敏感性也有正向影响,据此提出了有效控制盈余管理行为的政策建议.     

高管薪酬、公司成长性水平与相对业绩评价——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2001—2009年沪深两市551家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检验了RPE假说是否存在,以及公司成长性与薪酬合约中RPE使用程度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当基于同行业公司来划分参照组,公司业绩用资产收益率来衡量时,存在支持RPE假说的证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表明,公司成长性越高,RPE的使用程度越低,两者是一种负相关的关系。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产品民事赔偿责任研究

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是一种商品 ,它受到《证券法》、《公司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调整。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产品民事赔偿责任从性质上来说是一种侵权责任 ,其归责原则适用于过错推定原则。上市公司会计信息产品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 :损害事实、会计信息质量缺陷及其两者存在因果关系。会计信息产品民事赔偿义务主体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免责。会计信息产品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有利于遏制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造假 (失真 )的动机 ,以培育真正意义上的会计信息市场需求主体 ,从而最终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核心高管货币性薪酬与公司业绩相关性实证研究

本文考察了核心高管货币性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克服了以往文献只对整个高管层进行整体分析而没有注意到核心高管才是决定公司经营政策、财务政策的中坚力量缺陷;考虑到"58岁现象"可能造成对报酬与业绩的影响,在研究设计时加入了年龄控制变量;研究结果表明,核心高管的货币性薪酬与公司的业绩相关性不强,而与核心高管持股比例表现出稳定的正相关,公司规模在2008、2009年均通过检验,但在房地产行业爆炸式膨胀的2010年,对总经理的回归时却没有通过检验;同时,核心高管年龄特征也表现出了与公司规模同样的检验结果。研究结论建议委托人应改变核心高管薪酬结构,加大现金激励力度,抑制非现金收益,适度提高核心高管持股比例。     

高管薪酬:激励还是自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增长迅速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收集了2004-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前三名高管的薪酬水平,考察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高管控制权、政府管制及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高管薪酬仅与ROA显著正相关,但与资产获现率(经营净现金/总资产)及股票收益率没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高管的薪酬水平随着其控制权的增加而显著提高。(3)对比国有公司,非国有公司的高管更容易利用其控制权来提高自身的薪酬水平。(4)高管高薪并未有效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反而提高了代理成本。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在其薪酬制定中存在明显的自利行为,且这种自利行为降低或者消除了薪酬的激励作用。     

高管薪酬粘性、风险承担与企业投资效率——管理者权力与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

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负向影响,会加剧企业过度投资,由此加大非效率投资及降低投资效率。(2)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仅对“奖优-低惩劣”薪酬契约有效。相对于非国有、高估值与制造业企业,高管薪酬粘性对国有、低估值与非制造业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3)管理者权力的提高会加剧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加剧高管权力寻租引发的薪酬补偿效应,由此稀释薪酬奖惩对业绩变动的敏感度。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会减弱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主要针对投资不足企业,对过度投资企业不显著。(4)风险承担在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高管薪酬粘性通过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来影响企业投资效率,“高管薪酬粘性-风险承担-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渠道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