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言行”偏差与金融市场间长期动态相关性——基于混频DCC-MIDAS模型

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构建央行政策操作偏离指数来衡量央行“言行”偏差的程度，并基于混频DCC-MIDAS模型对金融市场间长期动态相关性展开研究。实证结果如下：央行政策操作偏离指数对债券市场收益率波动产生负向影响，其影响主要来源于意外的货币政策紧缩；对股票市场、外汇市场收益率波动具有非对称性影响。针对金融市场间长期动态相关性影响，央行政策操作偏离指数负向影响债券-外汇市场间的长期相关性，尤其对于国债与外汇市场的长期相关性的影响更为显著；对于股票-外汇市场的长期动态相关性，央行政策操作偏离指数对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影响主要来源于央行正向的“言行”偏差；央行政策操作偏离指数对于股票-债券市场的长期相关性影响不显著。     

黄金、美元、石油市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3元BEKK-GARCH模型的实证分析

一个市场组织的溢出效应是指其经济行为或经济过程的外部性,目前,金融市场行为的溢出效应分析主要包括市场间的价格及价格波动的溢出效应,现通过构建三元BEKK-GARCH模型,重点研究黄金、美元、石油期货市场间波动的溢出效应,从而剖析以上3个市场间信息传导的机制,发现原油市场与黄金市场间存在着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价格波动信息可以互相传导,而美元指数只能成为风险信息被动的接受者。     

我国金融市场间的联动关系:基于结构冲击的溢出效应分析

本文提出了一种对金融市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框架:基于利用金融市场间多元GARCH效应所识别出的结构VAR模型和结构GARCH模型,首次构造出均值和波动溢出指数模型,并对我国汇市、债市、股市和货币市场间的均值和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金融市场间的同期关系较为显著,且大部分与金融学基础假说相吻合;股市和债市间的均值溢出效应强于其它市场间的均值溢出;各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明显强于均值溢出效应;并且股市对其它市场的溢出效应最为显著。     

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压力溢出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G20国家的经验证据

通过构建区制转换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RSGVAR)并基于关联网络方法,测度并比较分析了G20成员国在2016至2020年间各金融子市场压力溢出的时变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货币政策因素对各金融子市场压力溢出的长短期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全球加息周期内(2016-2018),各金融子市场压力溢出有所增加,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及美股的多次熔断导致股票市场压力溢出急增;发展中国家各金融子市场压力溢出变化周期性特征与美国基本一致,但其信贷市场和外汇市场压力溢出波动要显著高于发达国家。从短期内看,本国货币政策、美国货币政策和欧元区货币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各金融子市场压力的影响总体一致,而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从长期看,美国货币政策和欧元区货币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影响渠道和方向完全不同：美国货币政策主要通过股票市场和货币市场影响其他成员国家,并且存在长期正向冲击;欧元区货币政策主要通过股票市场和货币市场影响发展中国家,通过股票市场影响发达国家,但呈现负向冲击。     

金融市场条件与货币政策关系的解析——基于四元VAR-GARCH(1,1)-BEKK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以及货币市场的日数据,选取四变量VAR(6)-GARCH(1,1)-BEKK模型,分析了汇率改革以来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与货币政策的互动关系。研究显示,上述三个主要金融市场与货币市场间存在显著的一阶矩和二阶矩关联性,说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可能关注了金融市场条件的变化。基于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表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能够在金融市场间较为有效传导,同时,金融市场条件的变化对货币政策传导构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为此,中央银行需要提高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关注程度,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并强化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搭配,以减小外部冲击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     

私人部门数字货币对金融资产的波动溢出效应——基于比特币跨市场信息传递视角

在我国进行央行数字货币试点的特殊背景下,监测私人部门数字货币产生的影响对于引导主权数字货币功能建设和防范化解风险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评估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私人部门数字货币对金融资产的波动溢出效应,并分析风险传染的网络拓扑结构.研究表明,比特币对全球性避险资产没有形成波动净溢出,是风险波动的净接收方;我国对私人数字货币的监管效果明显,2018-2019年离岸人民币与比特币的信息关联度显著降低;芝加哥商品所将私人数字货币业务引入传统金融市场增加了比特币对美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需要在风险层面进一步论证.研究建议监管数字货币及其衍生产品要以市场实际运行作为重要参考,面对私人数字货币的风险溢出应充分发挥央行数字货币的国际影响力,扩展主权数字资产在金融市场中的份额.     

我国房价波动与货币政策关系研究--基于风险溢出效应的分析

本文以房价波动与货币政策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利用VAR-MGARCH-BEKK模型对货币政策是否需要关注房价波动及具体的关注程度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均值溢出效应的检验结果看,经济增长与房价波动之间、房价波动与货币政策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均值溢出效应,货币政策应关注房价波动;从波动溢出效应的检验结果看,经济增长与房价波动之间存在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房价波动与货币政策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货币政策不应对房价波动进行直接干预,而应采取间接关注的手段来对房价波动做出反应。     

我国创业板市场与中小板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MVGARCH-BEKK模型对创业板市场与中小板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创业板市场存在波动的集聚性和持久性,中小板市场不存在波动的集聚性,但存在波动的持久性;创业板市场与中小板市场间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但创业板市场对中小板市场的波动持久性影响显著,中小板市场对创业板市场的波动集聚性影响显著;创业板市场与中小板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程度均不大,但中小板市场对创业板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程度要大于创业板市场对中小板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程度,表明老市场向新兴市场的信息流动量较大。     

中国货币政策存在外溢效应吗——来自美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经验证据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政策溢出效应成为影响经济周期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以往研究大都基于美联储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角度,较少有探索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对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检验了中国央行货币政策是否为美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并构建了非线性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了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对美国宏观经济的非线性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确实对美国宏观经济产生了非线性影响,第一,中国央行价格型货币政策对美国宏观经济影响幅度较大,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美国宏观经济影响幅度较小;第二,中国货币政策在经济高涨时期对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幅度最大,在经济萧条时期的影响幅度次之,在经济平稳时期的影响幅度最小;第三,中国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美国产出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大,对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小,对就业水平的影响程度适中;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对美国产出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大,对就业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小,对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程度适中。     

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对沪深300指数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研究股票收益率(Rst)、债券收益率(Rbt)和利率收益率(Rct)之间的均值溢出效应,通过建立非对称三元对角BEKK模型研究股市、债市及货币市场指数的波动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对股票市场存在均值溢出效应;当期三个市场的波动都具有明显的ARCH效应,其波动受自身的前期冲击影响明显;货币市场与债券市场的联合波动效应显著为正,政府或者监管者在制定政策时可选择适度盯住债券市场,改变股票市场收益率情况,避免股市出现较大的波动。     

我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分析

评估金融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对金融市场监管和深化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MVGARCH模型研究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三个金融市场之间存在风险溢出效应,市场之间存在风险传递。由于风险溢出效应的存在,相关部门应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和相关政策的协调性,以金融市场的全局视角进行政策设计,恰当选择政策实施时机,保证政策实施效果。     

中央银行的前瞻性指引有效吗——基于人民币汇率市场的实证检验

公开发布宏观经济前景的预测信息,并以此对未来的货币政策立场进行展望的前瞻性指引日益重要,它逐步成为中央银行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本文选取人民币在岸与离岸市场汇率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央银行前瞻性指引的有效性。研究发现:(1)中央银行的前瞻性指引可在合意方向上引导汇率,且平抑了汇率波动,总体上,前瞻性指引对在岸市场的效果弱于离岸市场;(2)在岸与离岸市场间存在双向的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效应,这进一步强化了前瞻性指引的效果;(3)不同货币政策取向的前瞻性指引在效果上具有显著差异,紧缩取向的前瞻性指引对在岸市场汇率的引导作用更强,而宽松取向的前瞻性指引在平抑汇率波动上更具优势。因此,将前瞻性指引纳入我国货币政策的工具箱,并增强其透明度和可信性,可丰富国内货币政策操作的组合菜单,进一步提升货币政策的效果。     

股指期货与现货市场间波动溢出效应探究

本文采用2010年8月至2011年1月间沪深300股指期货与现货交易5分钟数据,通过建立DCC-MGARCH模型考察我国股票指数市场与股票现货市场的动态相关性。并通过建立BEKK-MGARCH模型考察两市场波动率之间的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从短期来看,沪深300股指期货市场波动与现货市场波动之间存在相互溢出效应,而且会在长期产生持久的影响。     

金融、实体经济与货币需求关联性的结构转变

从货币化进程视角来看,金融、实体经济与货币需求存在关联性,三者间关联机制的结构突变时点与2008年金融危机一致,变点前后金融、实体经济和货币需求的关联机制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主要表现为,结构变点后实体经济货币需求大幅下降,股票对货币资产的替代作用明显下降。这意味着结构变点后,产品市场货币化进程趋于稳定,金融市场成为货币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央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不必过度关注M2／GDP比值的高低,而应对货币需求的结构变化做出反应;货币需求函数仍具有分阶段稳定性,央行应将金融市场预期收益率作为设定货币供应量的重要依据。     

金融市场波动溢出的新理念——评《金融市场波动溢出研究》

金融市场波动溢出的研究方法中,无论使用GARCH模型,还是SV模型,都不能同时研究多个金融市场对一个金融市场的协同波动溢出,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反映金融市场波动综合信息的指标。然而,在实际的金融决策中,对于一个金融市场往往需要获得多个金融市场对它的协同波动溢出信息,所以,仅研究单个金融市场对一个金融市场的波动溢出并不能全面反映影响一个金融市场的真实情况。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外汇市场风险传染与中国金融风险防控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导致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上升,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使得全球外汇市场剧烈震荡.在此背景下,本文考察了疫情发生前后全球外汇市场风险网络变化、疫情冲击对全球和中国外汇市场风险的影响,以及基本面和政策等因素对该影响的增强或缓释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从疫情发生前后全球外汇市场风险溢出结果来看,新兴市场国家是全球外汇市场中主要的风险输出者.新兴市场国家自身汇率风险较高,且在疫情发生后其汇率波动幅度更大.(2)从疫情病例对外汇市场风险回归结果来看,确诊病例增多的不利消息显著增加了外汇市场的风险水平,且影响效果高于治愈率提高这一有利消息的风险缓释作用.进一步来看,其他金融市场的风险共振效应会放大疫情冲击对外汇市场风险的影响,实体经济和政策的风险分散效应会减弱疫情冲击的影响效果.(3)从中国外汇市场来看,疫情发生前后,中国外汇市场波动率呈递增态势,且中国由风险输出方转向风险接受方,防控输入性风险是当务之急.进一步地,中国实体经济风险高时,解决国内经济发展问题成为重中之重,但防范输入性风险也不容忽视.     

金融开放条件下国债市场的波动溢出和风险定价研究

在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如何度量全球风险对中国债券市场的影响,以及全球风险如何参与国内债市风险定价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通过构建双因素波动溢出模型和多因素的条件国际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比较研究全球因素(包括美国因素和欧元区特有因素)对中国不同期限国债的波动溢出效应,并考察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国债的风险定价。研究发现:全球因素对中国国债的波动溢出效应是显著的,其对中国长期国债的波动溢出效应显著高于短期国债;美国因素对中国短期国债的波动溢出效应显著高于欧元区特有因素,而欧元区特有因素对中国长期国债的波动溢出效应显著高于美国因素;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趋同和货币政策趋同(货币政策趋同和汇率波动)对中国长期国债(短期国债)的波动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中国国债的风险价格和风险敞口均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与美欧相比,其超额预期收益和风险价格通常处于较低的水平,但在危机时期会出现大幅飙升的现象。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研究进展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不仅对本国宏观经济和微观主体行为存在重要影响,而且对其他国家会产生溢出效应,是一国货币政策调控的潜在成本,日益受到理论界和各国政策当局的密切关注。本文对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相关研究的文献脉络和新进展进行梳理、归纳和分析。本文首先介绍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和测度指标,其次阐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主要决定因素,随后总结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本国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及对他国经济的溢出效应,最后指出已有文献存在的不足之处,旨在为今后相关研究奠定文献基础。     

宏观数据激发股市神经质背后

中央银行面对资产价格的波动,其作用往往是非对称的。当金融市场出现一次突发性的大幅下跌时,中央银行通过表明其立场充分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可以消除市场的不安心理,从而很快地恢复市场信心。但是,当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的时候,央行的货币政策要来控制它,却总是显得鞭长莫及。     

外汇市场干预信号渠道与投机头寸相关性研究

文章主要通过研究外汇市场干预操作与货币政策改变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来考察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冲销干预的效果。在央行拥有内部信息,投机者拥有基本面私有信息的条件下,文章使用GARCH时间序列模型,以期货市场上能够反映市场参与者对公开及私有信息理解的投机净头寸(变化)数据作为预期的代理变量展开分析。文章的结论不支持信号渠道,外汇市场上的可预期干预结果更可能与央行期望的干预方向相反,并且过去的投机者净头寸持有量可以促使干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