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农户生计转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滇西南为例

基于滇西南山区农户调查数据,考察山区农户生计转型状况,研究发现:近十年来,随着种植结构和劳动力配置结构的改变,山区农户生计行为从"生存型"生计转变成"发展型"生计。进一步构建OLS和FGLS模型,分析山区农户生计转型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家庭规模、参加培训有助于农户调整种植业结构,增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比重,亦有助于农户调整劳动力配置结构,提高劳动力从事非农活动的比例;同时,台地面积少、健康水平高、参与合作社、现金或存款金额较大、海拔较低也有助于农户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比重,而劳动力比重大、现金或存款金额少则有助于农户提高从事非农活动的劳动力比例,由此促进山区农户生计转型。     

乡村旅游业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分析——以山西三个景区为例

从乡村旅游和农户生计的概念出发,以山西的后沟古村、乔家大院、晋祠三个景区为例,详细分析了乡村旅游业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从不同方面对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储量和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时各大资本之间也不断地相互转化与组合,共同促进农户生计的发展.分析表明,乡村旅游有利于农户生计资本的积累和提升,但要进一步改善景区农户的生计还需要获得多方面的外部干预.     

生态脆弱区乡村建设水平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以黄土高原佳县为例

以黄土高原佳县乡村和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乡村建设理论和生计恢复力理论框架,定量刻画61个村域单元1990—2020年乡村建设水平变化对农户家庭生计恢复力的影响,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识别并分析关键乡村建设要素及其空间效应差异。结果表明：(1)1990年以来乡村建设水平由较低提升至较高等级,农户生计恢复力由弱增强至中等级,县域空间格局基本一致,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特征。(2)农户生计恢复力与其所处村庄的乡村建设水平具有较强的关联性,乡村建设要素中道路交通条件、基层治理能力、集贸市场建设和中小学校布局对生计恢复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3)各要素的强作用区域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应分区分类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基层治理水平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户生计可持续。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对生态资源依赖性及其影响因素——以湖南省慈利县为例

农户生计与生态资源关系密切,其生产、生活以及对生态资源的依赖性对维护区域的生态功能,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选取湖南省慈利县为研究区域,基于实地调研与农户调查,分析农户生计对生态资源的依赖度,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同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1)总体上看,农户对生态资源的生计依赖程度偏高,具体分别是54.6%的食物依赖度、38.9%的能源依赖度和48.8%的收入依赖度。(2)农户所处区域和所属类型的不同所产生的生态资源的依赖性差别较大。位于农业生产主导区、生态保护核心区以及家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户较低依赖生态资源维持生计,资源依赖度分别为0.48、0.40、0.38;而较高依赖于生态资源维持生计的是高抚养比农户,其资源依赖度达0.73。(3)对农户资源依赖性影响较大的是林地面积、市场信息渠道、劳动力比重、外出打工比重、生计方式等,因子解释力分别为0.54、0.49、0.48、0.47、0.41。其中,受教育水平、劳动力比重、非农化水平、生态政策等是负向影响,健康状况、家庭抚养比、资源禀赋等为正向影响。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基于湖南搬迁农户的调查

生计资本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对两者相互关系的探讨有助于理解农户为实现可持续生计而采取的生计行为。基于湖南搬迁农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影响生计策略选择的机理。研究发现:①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效应;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对农业主导型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效应;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非农经营型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②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有显著影响,其中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是转化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提出完善后续服务、加大教育培训、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发展当地产业等差异化政策。     

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山区农户生计空间的影响机理——以陇南山区为例

生计空间作为农户生计实践的重要载体,促进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空间的优化与重构,不仅是实现其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更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文章从生活、生产、社交、制度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了搬迁农户生计空间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陇南山区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数据,评价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的改善效果,识别影响生计空间质量的关键障碍因子,揭示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安置初期,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改善效果一般,仅有约35%的农户认为生计空间改善效果较好;(2)从不同维度来看,易地扶贫搬迁对生活空间的改善效果最佳,社交空间次之,对制度空间和生产空间的改善效果相对较差;(3)耕作半径扩大、住房面积压缩、社区参与度降低、非农就业不足是制约搬迁农户生计空间质量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4)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空间具有双刃剑作用,既可促进生计空间向城镇化、集约化方向发展,也可能致使生计空间向无序化、边缘化和原子化方向发展。最后,针对性提出构建可持续生计空间的优化路径与对策。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的耦合关系——以安徽省阜南县为例

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因地制宜制定农村低收入家庭相对贫困防御机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落脚点。研究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的耦合关系为世界减贫提供理论参考。以阜南县686户受访家庭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模型、生计多样性测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度不同生计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程度,探究低收入群体生计多样性和生计可持续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具有一定差异,外出务工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低,相反,政府兜底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高。(2)生计多样性测度结果显示,兼业型农户指数最高,农业主导型和外出务工型次之,政府兜底型农户生计多样性指数最低。(3)受访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耦合关系类型多属于过渡类。不同耦合协调类型农户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是家庭因素、经济条件、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     

牧民生计资本对其生计策略的影响分析——以张掖市肃南县为例

牧户作为肃南区域自然资源使用的决定主体,深入研究其生计策略对于本地保障其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文章在对肃南地区进行统计调查基础上,使用Logistic模型来做回归分析,归纳农牧民生计资本对其生计策略选择的直接影响。分析结果表明:(1)不同生计策略牧户的生计资本状况有着较为明显的不同;(2)住房质量、固定资产数量、家庭年收入、草场面积以及亲友中是否有人担任村干部等指标对牧民生计策略的选择有显著影响。因此,建议政府加大对当地牧民的资金补助、适当提升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及时掌握国家相关政策动态,认真执行"禁牧休牧轮牧"的政策;完善村民选举制度,鼓励和指引农牧民选择考虑有助于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生计策略。     

福建省“造福工程”成效探讨——基于搬迁农户生计资本的视角

福建省“造福工程”是为实现高山和偏远山区贫困人口移民的一项扶贫策略.本文采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建立搬迁农户可持续生计评价指标体系对福建省“造福工程”成效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搬迁农户在物质资本增加和金融资本的减少上最为明显,搬迁农户家庭平均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家庭成员技能培训过少,生活来源基本依靠农业生产,生计策略单一.政府应在加强农村教育和培训,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等方面为搬迁农户服务.     

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以湘鄂武陵山片区10个村为例

生计恢复力能够评估农户应对乡村旅游等外部冲击时的适应能力,是当前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章基于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3个维度构建了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以湘鄂武陵山片区10个民族旅游乡村48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划分其生计恢复力类型,定量评价生计恢复力指数,并分析生计恢复力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农户生计恢复力可分为文化传承型、生计多样型、政策扶持型和传统生计型4种类型。(2)4种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指数分别为0.4562、0.3865、0.2022和0.1964,文化传承型农户的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均最高,生计多样型次之,政策扶持型的转型能力最低,传统生计型农户的缓冲能力和适应能力均最低。(3)家庭成员参与旅游人数、获得专业技能培训机会、家庭核心成员受教育程度、家庭能够获得救助补贴种类等4项指标是不同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最主要障碍因子。     

基于韧性测度的传统村落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文章在厘清旅游类传统村落韧性与高质量发展关联逻辑的基础上,构建包含经济、社会、生态、制度、文化5个子系统的韧性评价指标体系,以河南省为例,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测度传统村落韧性及其子系统协调发展程度,据此探究不同韧性水平传统村落旅游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表明：(1)河南省旅游类传统村落韧性总体处于中高水平,空间上呈现南部和北部较高、中部和东部较低的分异特征。(2)子系统评价结果为制度韧性>经济韧性>社会韧性>文化韧性>生态韧性,表明旅游开发在完善村落治理体系、促进村民就业增收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及社会文化造成了深层次干扰。(3)传统村落韧性子系统处于中低协调状态,反映出其韧性建构主要依赖于个别子系统的偏向型增长,子系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突出。(4)依据传统村落韧性水平将其分为品牌示范型、集约开发型、保护修复型三种类型,对应高质量发展路径为：品牌示范型村落宜整体开发,以“老家乡村”为主题进行旅游品牌推广,建立政策协同、产业互补、交通互联、设施共享的联动机制;集约开发型村落应促进内部要素重构、结构优化与功能互补,建立旅游风险防范机制,严格监控村落韧性水平的...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研究

农户家庭发展韧性是衡量农户家庭在面对各种压力源和无数冲击后避免陷入贫困的能力。在运用高阶条件矩测算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基础上,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家庭发展韧性的影响,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实现反贫困治理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增强农户家庭发展韧性。其中,农户社会资本积累是作用机制之一。最后,从继续推行数字普惠金融政策、人力资本投资及社会资本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生计资本对失地农民创业影响的实证分析——以襄阳市襄州区失地农民为例

本文以可持续生计框架——DFID模型为研究基础,以农民的生计资本为框架核心,通过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对襄阳市襄州区失地农民的生计资本与其自主创业意愿的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对其农户生计资本现状进行了评价,并针对研究的结果分析,提出了促进该区失地农民自主创业的相关对策.     

陕南移民搬迁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利用在陕南山区1400个入户调查样本,本文构建了农户生计资本的测度指标,并通过描述性对比和似不相关估计分析了农户生计资本的现状与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搬迁农户家庭的生计资本总体优于非搬迁家庭;搬迁工程影响着生计资本的获得和使用,在这一过程中,农户的自然资本受到一定程度损失,但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得到提升;同时,集中安置在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方面表现出一定优势。     

黄河流域城市经济韧性研究和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不同城市类型的视角

文章以黄河流域城市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区位商对城市类型进行划分,并通过莫兰指数、变异系数、斯皮尔曼相关性等多种分析方法对不同类型黄河流域城市经济韧性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城市经济韧性水平接近地区具有明显空间集聚现象,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和农、林、牧、渔业为主导产业的城市韧性存在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特征明显。(2)2008—2019年黄河流域各类型城市经济韧性波动较大,不同类型城市经济韧性差距整体呈现波动缩小趋势。(3)2008—2019年,黄河流域各类型城市经济韧性排名前两位的城市专业化类型主要是属于第三产业,排名后五的城市专业化类型主要属于第一、二产业。(4)对不同类型城市,人口密度均和其城市经济韧性显著正相关;除建筑业类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类城市外,金融发展水平同城市经济韧性显著正相关。     

基于生计恢复力的脱贫干预效果评估及其影响因素——以陇南山区为例

随着全面脱贫目标的实现,中国已进入一个以次生贫困与相对贫困为主的新阶段。科学评估脱贫干预政策措施效果并揭示其关键影响因素,可为探索符合新时期农村贫困特征的减贫政策提供借鉴。文章以陇南山区为例,构建农户生计恢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脱贫干预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脱贫干预对陇南山区农户的生计恢复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脱贫农户的生计恢复力较对照组增加了4.27%。其中,不同地貌类型区农户的脱贫干预效果存在差异,川坝河谷区农户的脱贫干预效果高于高山区和半山区农户;早期脱贫农户的脱贫干预作用效果要优于近、中期脱贫户。(2)脱贫干预方式的多样化程度与干预效果呈正相关,但随着干预措施多样化程度的增加,其增长幅度有所减缓。(3)农户的市场关注度、未来生活期望、克服困难的信心、参与技能培训的积极性、扶贫政策了解程度以及政策干预多样化、产业扶贫、电商扶贫、旅游扶贫、生态补偿扶贫强度均对脱贫干预效果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最后,提出了优化脱贫干预措施的建议。     

旅游产业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的空间格局及驱动机制——以张家界为例

通过构建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8年张家界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测算,分析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2005—2018年耦合协调度保持连续上升的趋势;②乡村旅游发展初期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分布格局,中期呈现东南部滞后于西部的分布格局,但最终张家界整个区县达到优质协调;③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人均GDP、旅游收入占GDP比重、农业机械化水平和人均财政收入等,且具有明显的时间异质性特征。     

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和收入水平的影响

文章利用贵州省3个民族自治贫困县341户贫困农户调研数据,采用Probit计量分析模型和广义精确匹配方法研究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和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扶贫使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参与特色农产品种植、特色畜禽养殖生计模式的占比分别提升了13%和15%,但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外出从事非农务工和经商活动影响并不明显;与此同时,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显著提升了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的特色农产品种植收入、特色畜禽养殖收入和总收入水平,降低了外出从事非农务工活动收入,但产业扶贫对经商活动收入和贫困农户人均收入影响并不明显。因此,产业扶贫项目实施在提升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增收能力,实现脱贫致富目标的效果较为明显,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在产业扶贫项目引导下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分配给特色农产品种植、特色畜禽养殖等农业生产活动,并降低外出从事非农务工活动的时间,实现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模式向特色农业生产转移。     

黄河流域城市经济韧性影响因素分析与路径识别：基于动态QCA的考察

城市经济韧性塑造具有集动态性和多视角互动性于一体的复杂特征,导致基于还原论思维的实证研究在解释城市经济韧性时存在一定程度的片面性。本文以2014—2018年黄河流域70个地级市数据为样本,在静态QCA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动态多时段QCA方法分析黄河流域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组态,探讨黄河流域城市经济韧性的发展路径。研究发现：高城市经济韧性的产生不受单一要素的绝对支配,而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然而提高创新能力在产生高城市经济韧性方面发挥着较为普适的作用;从多重并发的组合效应来看,存在4条路径皆可驱动高城市经济韧性,城市经济韧性的本质或核心动力被政府能动性所左右,在少数情况下,城市产业结构特性在遭受外界扰动或冲击时依然发挥重要作用;多时段QCA进一步识别出以创新突破型和政府主导型为代表的驱动路径以及以创新锁定型和创新限制型为代表的限制路径,政府的能动行为可以超越城市结构性因素限制,创新能力的两极分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效果相反。从组态视角研究黄河流域城市经济韧性各影响因素间的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经济韧性研究从单一权变向整体多维视角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