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经济：中国体制转轨的基石

中国５０年发展中，非公有制经济经历了“之”字形演变过程，其启示说明，所有制改革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世纪之交，发展完善混合经济是完成经济转轨的基石，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性选择。     

“循序渐进”还是“平行推进”?——论体制转轨最优路径的理论与政策

本文认为目前在改革理论和政策研讨中颇为流行的“循序渐进”概念并不能确切地说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因为各种体制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 ,不可能改好了一个再改下一个 ,否则会出现体制“不协调成本”。文章提出了“平行推进”的概念 ,作为改革政策制定的基本思路 ,它可以说明为什么在体制转轨过程中 ,某些体制的改革“超前”和“滞后”(瓶颈 ) ,都是无效率的。在所有领域 (包括政治体制和社会政策 )都同时积极推进改革 ,同时考虑各种体制之间在转轨过程当中 (也就是在没有彻底完成改革之前 )的相互协调 ,应是体制改革的基本政策方法。     

现代化与腐败——浅论我国体制转轨时期的腐败现象

从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化剧烈进行的时期往往是腐败高发多发时期,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也往往是腐败高发多发时期。文章从讨论现代化的涵义入手,探讨了现代化与腐败的关联性,以及我国在体制转轨时期如何遏制腐败现象过程中的制度探索。     

中国体制转轨的经济秩序分析

中国的转轨秩序是多重秩序的共存与冲突，它带有明显的计划秩序痕迹，转轨秩序的基本特点是违规，违规既是计划秩序的内在变异，又是市场秩序冲破计划秩序“壁垒”的基本手段，它能满足秩序的“共同”要求，市场秩序替代计划秩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主要障碍是“关系”秩序已有普遍化趋势。     

投资结构变迁的体制转轨背景分析

改革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变迁的总体特征是在投资产业结构上加工工业投资增长较快而基础部门投资增长相对落后,在投资区域结构上东部投资增长较快而中西部投资增长相对滞后。投资结构变迁中包含着深刻的体制转轨背景,是市场因素的扩大和非市场因素的扭曲性存在双重作用的结果。而遵循“深化市场改革、弥补市场失效”的原则有利于从根本上优化我国的投资结构。     

我国体制转轨中金融中介与经济发展关系

金融中介作为储蓄投资转化过程中基础性的制度安排,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它不仅提高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整体规模,而且提高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从而有效推动了经济发展。在我国转轨体制中,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中介被界定为将分散的居民储蓄转化为对国有部门投资的工具,因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渐进转轨的顺利进行,但随着转轨的推进对经济发展产生牵制是一种必然结果。     

资本运动的内生机制、体制转轨与资本化

新时期中国改革过程中的资本化运动, 既不是旧中国用以剥削工人为外国资本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那样意义上的“效仿”; 也不是照搬西方模式盲目“引进”的西式“复兴”; 同时也相异于某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私有化进程中的“休克疗法”或“大爆炸”式“转型”。它是兼用“激活”资本技术范畴内的功能与“消解”历史范畴资本过度表现的矛盾这样两个方面的技巧, 使其尽可能在“激扬”的环境中有效而有序运行的富有当代中国特色的创新     

论中国经济转轨的特殊性--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9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潮流.但是,由于各国本身的社会历史及经济法律条件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在转轨道路及转轨模式上有所不同.中国的经济改革,遵循的是一种特殊的思路,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中国取得了特殊的经济成就,也遇到了特殊的经济问题.     

转型期中国产业中间组织的制度变迁

清末民初和改革开放均属于经济转型期,前者为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后者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本文比较了这两个转型时期的产业中间组织的制度变迁。在前一时期,传统行会通过变革趋新,逐渐与新型商会和同业公会融为一体;在后一时期,体制内的官办协会与体制外的民间商会也出现了合流的趋势。本文还通过对地区产业中间组织最新截面数据的检验,发现行业组织的发展与工业化水平正相关,与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负相关,这些经验证据加深了我们对中国行业组织制度变迁规律的认识。     

中国经济转轨进程中的财政改革原理

财政改革是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环节,30多年财政改革之中蕴含着政府以目标为导向的决策逻辑。在经济增长和财政能力双重目标约束下,财政体制与政策内生于财政—政府框架之中。从实践历程看,中国财政改革经历了双重目标主导以及经济增长主导的两个阶段。在目前的经济增长约束主导期,其决策逻辑及偏好使财政制度及其改革逐渐呈现出资源配置失衡的路径。对失衡问题的解决要从改变政府决策逻辑及偏好入手。     

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和资本市场的产生与发展,是20多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取得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进展。但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是在新旧经济体制的剧烈摩擦和尖锐对抗的夹缝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摩擦双方和对抗双方相互妥协和不断“磨合”的结果,因而我国资本市场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带来“先天不足”的制度缺陷。10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和人们对资本市场在认识上的不断深化,市场中的一些“原生的制度缺陷正在不同程度地得到或正在得到矫正,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性缺陷仍然相当明显,其对改革与发展的负面作用并没有得到多大程度的改变。     

中国金融制度变革的地区差异研究

由于经济增长与金融成长有极强的内生关联，中国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地带性差异决定了金融体系的分布格局和发展层次。从面上看，随着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的深化，优势要素会由区域内向区域外扩散和辐射，在一定程度上改造落后地区的经济-金融因素，区域金融的发展空间得以扩展，从而逐步形成统一的金融市场。从点上看，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民间金融对民营经济的内在性金融支持，决定了民间金融在金融体制变革和金融市场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动态业绩评价体系的构建

业绩评价是企业组织管理控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的经营起着导向性作用,直接关系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与保持。随着业绩评价体系的演变,基于制度背景来研究业绩评价体系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通过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国有企业业绩评价的改革过程,对中国现有的业绩评价体系进行评价,指出中国在借鉴西方的业绩评价方法的同时要以特殊的国情为背景,通过适当修改,建立适合中国制度背景的动态业绩评价体系才是可行之路。     

The Natur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ransition

Contemporary empirical evidence of transition in Central and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proves the importanc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s was claimed by advocates of this field of transition. The article assesses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first phases of tran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eting strategies: rapid changes versus gradualism. After pointing to some inconsistencies in this debate,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and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 of a market for institutions in European transition countries. The main criterion which is used is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rule of law as one of the foundations of a market economy. It concludes that undeveloped endogenous factor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still do not enable development of markets for institutions. Reluctance of national governments to act according to a long-run perspective is at present to a certain extent compensated by the presence of external factor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转型时期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

本文通过对转型国家的横向比较分析,认为转型国家的制度变革与经济发展具有直接的正相关性。转型国家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包括三个方面：即宏观经济稳定、稳定的政策环境、有效的政府,但更为重要的是持续发展则取决于制度的变革和创新。所以转型国家应重视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制度变迁因素

通过将所有制变革因素引入我国生产函数模型,并利用1990年和2001年两个时期我国28个省市区的平板数据对模型进行估计检验,发现在我国近1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制度变迁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一个显著的因素.同时,发现我国的制度变迁主要是物质资本增进型,而制度创新主要是围绕物质资本展开,而由于人力资本增进型制度创新的缺位,制约了人力资本效应的最大发挥.目前和将来制度创新的重点需要围绕人力资本增进型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