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可持续性源泉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绩效，不仅取决于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在于增长速度的可持续性以及经济增长的质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连续27年实现了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经济增长成绩的同时，经济增长中仍然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当有利于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条件开始发生变化，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

本文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的转换,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率(TFP)呈上升趋势,最近10年约在3.6%左右。TFP的来源在发生变化,外源性效率提高的因素在下降,技术进步和内源性效率改善的因素在上升。在要素投入方面,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提高正在替代劳动力数量简单扩张的作用。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正在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不良影响,但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实证分析发现,行政管理成本的膨胀和消费率的持续下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两个内在因素。如果能够克服这些负面影响,中国经济在2008—2020年间仍然可能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     

中国经济增长与制度因素

经济增长问题历来是人们极为关心的问题 ,笔者首先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分析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其次分析了目前中国存在的各项制度短缺制约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及消除这些制度障碍的政策措施 ,指出只有这样 ,才能重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制度变革

党和政府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但绩效并不明显。与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尚未摆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仍然不高。2004年的全国经济普查显示,我国2004年的GDP占世界的4．4％,但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水泥和氧化铝的消耗量却占世界的7．4％、31％、30％,27％,25％和40％。这一事实说明制约经济增长转变的根本原因还没有解决。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革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不断被改写新纪录的奇迹。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历程都是在一个"次优的体制安排"下取得的,边增长边调整的体制安排,使中国经济从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向了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进入了一个准现代化的经济增长结构中。     

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究综述

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再次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的源泉及贡献率上,并据此来判断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研究的方法均采用实证分析,通过对经济增长模型的统计分析,判断增长因素的比率和变动。对可持续性的判断依据基本一致,均认为TFP是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但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结论却大相径庭。今后的研究方向一是考虑危机和产业调整等新环境的影响,二是分析增长及在区域间可能发生转移对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即区域增长结构可能变动的影响。     

从上市公司绩效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本文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肛主其与企业微观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性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数据基本可靠,Rawski(2001)等人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质疑大部分都是站不住脚的;第二,我国宏观和微观经济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的背离,所谓“悖论”之说缘于错误地将经济规模指标与孕利指标相比较,错误地将净资产收益率等孕利指标等同于企业经营绩效,无视资本成本的变化,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是：规模快速增长,企业孕利水平下降,企业绩效（资本孕利和资本成本之差）提高,我国企业在孕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还能维持持续的增长,主要得益于资本成本的下降,最后,中国经济的增长能否继续如现状持续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成本能否继续下降。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Th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f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subject to much debate for many decades. Recently, two alternatives to the growth paradigm have been put forward: namely, "a-growth" and "degrowth." The first proposes to ignore GDP information and focus instead on sound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independently of their effects on economic growth. The second recommends a downscaling of the economy so as to make it consistent with biophysical boundaries. We compare these approach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growth paradigm and examine whether they have any merit. We further consider the potential contribution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o further develop such alternatives.     

中国“出口导向型”模式的可持续性辨析

近年来,中国"出口导向型"模式可持续性备受关注,特别是受到本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冲击,更是让众多学者对后危机时代这一模式的可持续性产生了质疑。该文分析指出,中国"出口导向型"模式的形成,是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背景下,产业结构国际梯度转移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国际梯度转移,与中国特有劳动要素禀赋相耦合的必然结果,是世界经济优化资源配置、利用中国比较优势的客观使然。在后危机时代,这些决定性因素仍将长期存在,因此中国"出口导向型"模式具有可持续性,中国在后危机时代继续奉行这一战略,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中国农地征用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制度经济学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着重研究制度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不难发现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评价,中国现行的农地征用制度都极不合理,甚至已经背离了"良好制度"的设计方向.现行农地征用制度已经成为诸多社会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不从制度本身加以改革,这些问题就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高投资、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过去20多年,中国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以宏观成本积累为代价。增长是中国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主题,但是以高成本为代价的高投资—高增长发展模式的持续性如何?本文从理论上说明了中国高投资的政府激励机制及宏观成本边界和高成本增长的临界点;进而指出,在开放经济中,资本流动、外部需求和供给冲击构成高成本投资模式的现实约束,政府必须权衡粗放式高增长的宏观收益和成本,制定相应的政策来约束低效率的投资行为,实现全社会的福利优化。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Economic Growth

This article forges an explicit link between an objective measure of political constraints and variation in cross-national growth rates. It derives a new measure of political constraints from a simple spatial model of political interaction that incorporates information on the number of independent branches of government with veto power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references across and within those branches. The derived variable is found to have a statis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significant impact on growth rates using simple ordinary least squares, three-stage least squares and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estimation techniques.     

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几点认识

以D.North模型为中心,综述西方制度变迁理论中对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观点,分析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和产权的迂回作用关系,以期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绩效提高有所借鉴的启发。     

制度质量、资本积累与长期经济增长

笔者在Aghion等(1999)包含资本的多部门模型基础上扩展内生增长模型,尝试将制度、内生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检验制度质量、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结果显示,长期经济增长既取决于制度质量和技术创新,也取决于资本积累和家庭偏好。正增长率的长期稳态均衡只有当制度质量达到一定水平才可能出现,且当均衡存在时,制度质量的改进会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效率和垂直创新活动的期望收益而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此外,政府的税收和补贴政策也能够影响长期经济增长。本文旨在为我国重启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最优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

本文在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的框架内,建立一个带有资本累积的世代交叠模型进行研究发现,托宾效应总是具有可行性,弗里德曼规则反而是次优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重心仍然是控制货币供应量,通过货币扩张来促进真实和名义GDP增长.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非市场化视角的实证分析

我国市场化进程与欧美国家市场化进程比较中有着明显的不同地方,由此而得的市场化程度作为制度代理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没有可比之处,因而本文从非市场化角度分析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首先综述了学术界对于经济增长中制度所选择的代理变量,然后选择了腐败程度、不平等率和社会民间组织作为制度变量对我国1980—2005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我国现行的制度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了隐性阻力。     

Causality and Feedback Between Institutional Measures and Economic Growth

Recent cross-section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a strong link between measures of corruption, bureaucratic quality, property rights, and other institutional variabl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is paper we build on previous research and presen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direction of causality between institutional measures and growth. It appears that the poorer the country, and the longer the wait, the higher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quality on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we also show the existence of reverse causality. Indeed, it appears that economic growth also causes institutional q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