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向增发与公开增发新股融资股东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

公开增发新股和定向增发新股是上市公司增发新股融资的两种方式。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公开增发新股后1～3年股东获得的长期超额收益率均为负,而定向增发新股后两年股东获得的长期超额收益率均为正,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宣告公开增发新股股东获得负的股东财富效应,而宣告定向增发新股股东能获得正的股东财富效应。从保护投资者长期利益的视角看,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后证券管理部门推出的定向增发新股融资方式和上市公司青睐定向增发新股融资方式具备其适时性和合理性。     

中国二元股权结构的增发抑价回归分析

首次公开发行和增发新股是股票市场新股发行的两种主要方式。其中,增发新股是上市公司增资扩股时采用的股票融资方式。发行抑价足指股票发行价低于上市价的情况,增发新股抑价则是增发价格低于增发新股的上市价格。     

于热销市场理论和新股发行数量波动理论中的抑价率探讨

热销现象理论中抑价率与新股发行数量呈正相关关系,而在新股数量波动理论中,抑价率和新股发行数量成负相关关系.出现这样矛盾的情况是因为热销现象中的抑价实际上是投资者高估了股票真实价值,导致上市第一天收盘价非常高,而表面上反应出来的是企业低估了自身股票价值,在制定发行价格时定价偏低,造成了抑价.而数量波动理论中的抑价是指上市公司为吸引投资者对公司股票的关注以及为了公司筹资能获得成功,股票发行时在真实价值基础上给投资者提供的一个价格折扣.而这种矛盾现象主要由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行政干预程度、信息不对称程度、投资者理性程度等因素造成的.     

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方式选择:配股、公开增发新股、定向增发新股?

配股、公开增发新股和定向增发新股是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主要方式。定向增发新股融资引入了机构投资者,可以强化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上市公司的业绩;并且,相对于配股、公开增发新股而言,定向增发新股融资的手续更简单,门槛更低,因此,定向增发新股融资是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最佳选择。运用中国证券市场的数据,对配股、公开增发新股和定向增发新股的宣告效应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定向增发新股的宣告效应要好于配股、公开增发新股。     

中美企业股权融资的比较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1．每股盈余的稀释效应。由于增发新股，导致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数量增加，但盈余总额并没有增加，每股盈余将下降。即被稀释掉了。在美国，许多公司的管理人员对每股盈余有一种特殊的情结，认为提高每股盈余就是好事，降低每股盈余就是坏事。虽然所融资本有效地投入使用后，盈利将会增加，但每股盈余的损害始终存在。     

基于政策监管下的新股增发与股市波动研究

文章选取增发公司样本,利用多种方法对增发事件重要日期逐一考察,获得增发新股存在负价格效应的最终结论.根据证监会对增发政策的规定,文章选取增发数量、现金流量增长率和资产负债率三个变量,考察其与超额报酬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现金流量增长率与超额报酬正相关,支持信息非对称假说.此外,文章对交易量进行检验,发现存在内幕交易的可能性.     

关于热销市场理论和新股发行数量波动理论中的抑价率探讨

热销现象理论中抑价率与新股发行数量呈正相关关系,而在新股数量波动理论中,抑价率和新股发行数量成负相关关系.出现这样矛盾的情况是因为热销现象中的抑价实际上是投资者高估了股票真实价值,导致上市第一天收盘价非常高,而表面上反应出来的是企业低估了自身股票价值,在制定发行价格时定价偏低,造成了抑价.而数量波动理论中的抑价是指上市公司为吸引投资者对公司股票的关注以及为了公司筹资能获得成功,股票发行时在真实价值基础上给投资者提供的一个价格折扣.而这种矛盾现象主要由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行政干预程度、信息不对称程度、投资者理性程度等因素造成的.     

公开增发新股与定向增发新股中盈余管理的比较研究

文章采用大股东与小股东代理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公开增发新股与定向增发新股中的盈余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由于大股东在股权再融资中存在获取私人利益的动机,上市公司在公开增发新股和定向增发新股前都存在盈余管理现象,但公开增发新股前进行的是正的盈余管理,而定向增发新股前进行盈余管理的方式与定向增发新股的类型有关。     

股权分置条件下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市场绩效的实证研究

在股权分置的情况下,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配股或者增发新股存在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的“剥削”,因此,中国上市公司宣告配股或者增发新股时,上市公司的股价会下跌,即公司会出现负的异常回报率,且公司的异常回报率随着配股或者增发新股前非流通股比例的增大而减少;上市公司宣告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时,由于不存在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的“剥削”,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上市公司市场绩效不会明显的下降,因此,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市场绩效要好于配股和增发新股;只有当非流通股股东看好上市公司时,非流通股股东才会参与配股,配股的市场绩效要好于增发新股;本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验证了上述结论。     

机构投资者参与询价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深圳中小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IPO定价效率一直是我国新股发行市场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文章以2006年9月16日《证券承销与管理办法》颁布后至2008年12月31日深圳中小板上市新股为样本,从参加询价的机构投资者的数量和类型这两个维度来研究机构投资者行为如何影响新股定价效率。研究发现参加询价的机构投资者数量与IPO抑价率正相关;参加询价的机构投资中基金、券商所占比例与IPO抑价率负相关,而财务、信托投资公司所占比例与IPO抑价率正相关。这一发现丰富了对询价制和机构投资者行为的研究。     

股权分置改革对IPO抑价影响研究

股权分置改革后,A股市场IPO抑价率显著上升,这与大家的预期相违背,而目前的文献很少对这个现象进行理论解释。本文将IPO抑价分为市场抑价和规则抑价两部分,基于机会成本建立理论模型,试图解释股权分置改革前后对IPO抑价率的影响。同时选取2001年至2009年9月IPO上市的616只A股股票检验理论模型。通过实证经验数据测算,规则抑价部分大约占总体抑价的74%,而市场抑价部分仅占26%。研究表明,股改后IPO抑价率的上升是暂时的现象,全流通后规则抑价应降为0。     

认购方式、承销方式与IPO抑价

基于不同的认购方式和承销方式,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等分析工具对中国A股市场的抑价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以来实行的二级市场配售制度能较大程度地降低IPO的抑价率;2005年到目前采用的二级市场配售与上网定价发行相结合的发行方式不仅提高了IPO的抑价率,同时还降低了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效率;包销方式下的新股发行费用大于代销方式,代销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效率。     

中国询价制度下询价对象的报价行为——基于IPO网下申购报价特征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0—2012年中国A股443家询价对象的45630组详细报价的微观数据,构建了"信息优势"询价对象与"信息劣势"询价对象的平均报价之差的代理变量,使用Ordered-probit模型,对中国询价制度下A股市场中是否存在"赢者诅咒"假说进行了检验。进而利用询价阶段的详细报价数据,构建了3个衡量机构投资者审慎报价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中国第三阶段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对询价对象报价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息优势"投资者与"信息劣势"投资者的平均报价之差与IPO首日抑价率成正比;中国证监会于2012年5月实施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显著提高了询价对象报价的审慎程度;导致新股发行抑价率高的主要因素仍是二级市场炒作。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的创业板IPO抑价来源研究

本文对在我国创业板上市的前50只股票的IPO抑价现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创业板市场存在着严重的IPO抑价现象。然后,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检验出创业板IPO抑价不是来源于一级市场的故意抑价,可能来源于二级市场的错误定价。     

IPO抑价和市场化程度——基于中国东西部上市公司的比较研究

中国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这为研究市场化程度对IPO抑价率的影响提供了难得的天然环境。笔者以1998年～2007年间来自于东部和西部地区的580个IPO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市场化程度在IPO抑价率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得出研究结论:市场化程度对IPO抑价率产生了负向的显著影响,该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依据该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风险投资与券商联盟对创业板上市公司IPO 首发折价率的影响研究

风险投资(VC )与政府、银行、券商和同业之间有着重要关联,且这些关联关系构成了其重要的社会资本,使其能够发挥增值的作用,而 VC 与券商的关系值得重点关注。文章对创业板市场上 I PO 公司背后的风险投资与 I PO 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之间的合作次数进行统计,将存在2次及以上合作的界定为联盟关系,并将新股首日折价率分解成一级市场的“内在折价率”和二级市场的“市场反应率”,进而研究了VC 与承销券商之间的联盟关系是否对VC 参股公司在 I PO 定价效率上产生了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有VC 持股但与券商无多次合作关系的公司以及无VC 持股的公司,存在“VC 与券商联盟”关系的公司的 I PO 发行价格更接近于公司的内在价值,表现为内在折价率最低;且该类公司在上市首日具有更高的市场价格,表现为市场反应率最高。这说明风险投资兼具认证效应和市场力量,并且这两种作用可能都来自于VC 与券商的长期而稳定的联盟关系。文章的结论对创业板市场上的各方参与者都具有借鉴意义。     

Underpricing of venture backed IPOs: a meta-analysis approach

ABSTRACT

Listing firms are subject to underpricing mainly because of asymmetries of information, but IPOs backed by a venture capitalist are generally found to be subject to less underpricing. Although this condition is commonly verified by the empirical evidence, a consistent number of studies finds contrasting results. This paper aims to answer to the question: do venture capitalists effectively reduce underpricing at IPO? Evidence provides a negative answer, with venture-backed IPOs having higher underpricing especially in US markets. Meta-regression results confirm the different effect of VC between US and European IPOs. Results overall suggest that other explanations on underpricing might hold in US markets.     

中国IPO定价效率研究 ——基于IPO抑价率和EFF值的比较分析

IPO定价效率是IPO市场的一个研究热点。本文以沪深A股市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新股为样本,通过IPO抑价率和EFF值指标比较分析了IPO定价效率的行业特征和定价制度特征。研究表明：EFF均值在行业之间的差异不显著,而IR均值在行业之间差异显著;我国IPO定价效率未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提高,EFF值和IR值呈现出无趋势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我国IPO定价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不是一级市场低价发行,而是二级市场投资者的追捧和半市场化性质的改革,提高IPO定价效率的根本途径在于回归市场化改革。     

投资者的异质预期对IPO抑价的影响

针对IPO抑价中的有意抑价和无意抑价问题,运用行为金融理论,在以机构投资者利益最大化推导出机构投资者需求函数的基础上,研究了散户和机构投资者的同质和异质预期对IPO抑价的影响,并进行抑价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具有有意抑价的激励;当机构投资者与散户对新股价值不存在分歧时,IPO抑价中只有有意抑价,而无无意抑价;当机构投资者与散户对新股价值存在分歧时,分歧越大,IPO抑价越高,而抑价中的有意抑价不变、无意抑价增大。     

IPOs’ signalling effects for speculative stock detection: evidence from the Stock Exchange of Thailand

Using a unique data set from the Thai stock market about the so-called, ‘Turnover List (TOL)’ of speculative stocks spanning the period 2004–2012, we investigate and provide new evid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POs’ pricing effects and subsequent classification as speculative investments. To be more specific, we examine the signalling effects for the detection of speculative stocks in relation to the degree of their prior IPOs underpricing. We also employ the market-feedback hypothesis to investigate this signalling process. Our results reveal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gnitudes of the IPO underpricing and the probability of an IPO firm being classified officially as speculative on the TOL. Furthermore, we find that a 6-month abnormal return after going public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speculative dealing in the IPOs. Next, we consider all listed firms in the Thai stock market and highlight the role of both abnormal return and trading volume in the transmission of probability for appearing on the TOL. In addition, we find that IPOs and non-dividend paying companies further increase the risk of being on the T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