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改善,但城乡差距依然较大,继续关注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增强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依然极为重要。搜集了山西省1999—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生产总值、政府农林水事务支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公路通车里程长度等相关数据,运用STATA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从多个方面探究影响山西省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因素。回归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影响最为显著,同时农林水事务支出与公路通车里程数的增加会带动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增加。据此提出相关建议,以期提高山西省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改善山西省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     

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通过测度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的地理集聚状况、地理联系程度、发展等级分异,以准确把握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河南省18个地级市的259个乡村旅游特色村、100个休闲观光园区、82个生态旅游示范镇为研究样本,结合数学计量方法和GIS技术,综合运用基尼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地理联系率、核密度估计值、乡村旅游等级发展指数,对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1)河南省的乡村旅游地类型丰富,按所占比例依次为山地景区旅游带、过渡区旅游带、市区边缘旅游带、小规模旅游带4种类型。(2)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趋于集聚,总体呈现出中西北部密集,东南部稀松的分布特征,地区间发展分异明显,且乡村旅游地与地区经济、人口要素匹配性高。(3)河南省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为多核心带动型,发展等级豫北最高,豫中次之,豫南和豫西居于中间,豫东因缺少核心带动城市而成为全省低谷地区。(4)人均GDP、人口密度、城乡人口结构、国家景区依托、公路铁路干道交通、自然资源条件是影响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结论]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集聚程度高,且与国家A级景区分布高度吻合,应注重打造乡村旅游与A级景区建设的协调发展机制,打造"大旅游"片区;同时高集聚分布也代表着乡村旅游地发展等级空间分异明显,应围绕豫东、豫南打造核心城市,以弥补发展短板。     

四川省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测度

[目的]通过对四川省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研究,综合分析其生态环境、资源开发和经济社会之间的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以期对四川省的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生态环境质量、资源开发情况、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4个方面20个具体指标构成评价综合层,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判法系统分析四川省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结果]在综合评价层中,生态环境质量和资源开发情况的权重值分别为0.426 5和0.328 4,高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的0.104 2和0.140 9。四川省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综合得分为85.48,为2级水平。[结论]四川省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有较大提升空间;交通开发难度较大和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成为制约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加强旅游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增加交通便捷性,培养一批高素质旅游服务人才队伍是四川省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河北省县域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面向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现实需求,科学客观评价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并分析影响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对因地制宜实施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方法]文章通过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排列综合图示法测度结果,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分异格局,借助逐步回归、GWR模型讨论影响因素效应水平的空间异质性。[结果]（1）河北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显著,以中等水平为主;（2）在空间上表现为显著集聚特征,热点区和冷点区呈现“双核”分布特征;（3）年平均气温、人口密度、第一产业占比、人均GDP、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农用机械化总功率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率7个因素为影响乡村人居环境的主要因素,各因素影响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且在不同分区上影响效应存在一定差异。[结论]该文揭示了河北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以中等水平为主,冷热点区均呈现“双核”的格局特征,探讨了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影响因素效应的空间异质性,为因地制宜制定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策略提供参考。     

中国陆地边境地区耕地利用综合效率时空格局与影响因素

[目的]通过分析耕地利用综合效率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为促进边境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及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理论基础。[方法]文章通过构建耕地利用效率“投入—产出”指标体系,运用DEA模型、Malmquist指数模型及Tobit模型从动静两方面研究了中国陆地边境地区的耕地利用综合效率的时空格局变化及分区域影响因素。[结果]（1） 2008—2018年中国陆地边境地区耕地利用综合效率经历“小幅下降—快速上升—稳步上升”3个阶段,耕地利用综合效率高值区总体上呈“多点式”向“带片状”转变的态势,连片集聚度不断上升。（2）边境地区耕地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波动幅度较大,由2008—2014年的“倒V”型反转向2014—2018年的“V”型增长过渡。从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结果来看,西南边境地区>西北边境地区>东北边境地区,这与各片区发展的资源禀赋、区域定位等差异有关。（3）东北边境地区耕地利用综合效率的显著性影响因素有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农业劳动力,西北边境地区耕地利用综合效率的显著性影响因素有化肥施用量、种植结构调整、农业机械总动力,西南边境地区耕地利用综合效率影响因素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与驱动机制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目的]研究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发展对促进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方法]文章通过构建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指标体系,以熵值法与变异系数法综合确定指标权重,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0—2019年青岛市城郊4区3市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对空间布局的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1）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保持持续增长态势,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呈现波动增长。（2）从时空分异特征来看,2010年各区市多呈失调状态,2015年以中级协调为主,2019年黄岛区实现优质协调,其他区市达到良好协调状态。（3）单一影响因子分析显示人口密度对2010年耦合协调度分布状态解释力最强,乡村旅游景点密度对2015年、2019年耦合协调度分布状态解释力最强。（4）因子交互影响分析表明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结论]各地区应着力于发挥乡村旅游资源要素集聚的推动力,培育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产业集群,实现资源合理开发与持续利用;聚焦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     

鲁南贫困地区识别与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研究

[目的]旅游扶贫已成为乡村脱贫攻坚的重要方式之一,旅游扶贫的可行性探讨是开展扶贫工作的前提。[方法]在识别鲁南贫困区域并测度该地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的基础上,评价该地区乡村旅游扶贫的可行性;构建贫困指数识别该区域的贫困状况;运用离差最大化决策法对鲁南乡村旅游发展潜力进行比较排序,并分析鲁南不同县区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的空间分布特征;运用IPA方法分析鲁南贫困县区开展乡村旅游扶贫工作的可行性。[结果]鲁南绝大部分县区贫困指数较高,贫困程度较深;各县区乡村旅游发展潜力水平差异较大,分布不均;利用贫困指数与潜力指数将鲁南县区划分为高贫困—高潜力、低贫困—高潜力、高贫困—低潜力及低贫困—低潜力4种类型,其中山亭区、蒙阴县、沂南县、泗水县等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潜力较高,乡村旅游扶贫的可行性相对较好,其他县区发展乡村旅游扶贫可行性相对较低。[结论]鲁南各县区进行乡村旅游扶贫时需正确认识区域内乡村旅游发展的客观条件,充分发挥优势资源条件实现脱贫,旅游扶贫可行性较低的区域应积极探索其他的扶贫方式,切勿盲目发展乡村旅游。     

北京休闲农业发展现状特征及对策建议

[目的]休闲农业是北京旅游市场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可持续发展对"十三五"时期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北京休闲农业的发展特征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为促进北京市城乡交流、实现农民增收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文章主要对2006~2015年北京农业观光园、民俗旅游等2种主要休闲业态的总体现状、经营主体数量、从业人数、经营收入、接待人次等的时空演化开展定量分析。基于分析结果提出以市场为导向,加快转型升级;加强生态资源保护性开发;加紧文化创意元素融合;加速"互联网+休闲农业"布局等休闲农业未来发展的建议。[结果]北京的休闲农业呈现四大特征:(1)农业观光园的"产品消费外扩与食宿消费内聚"趋势并存,合力影响北京农业观光园时空演化进程;(2)民俗旅游呈现以"空心化、亲自然"为特征的持续性远郊热,生态涵养发展区民俗旅游发展持续巩固;(3)休闲农业市场邻近性的优势渐弱,休闲农业总体呈向外部扩散趋势;(4)休闲农业对自然旅游资源的依附性趋强,旅游自然资源富集区休闲农业发展优势明显。[结论]北京部分农业观光园出现增速放缓,收入大幅下降的局面,农业观光园转型发展需求迫切;北京近10年民俗旅游收入和接待人次实现较大幅度增长,但民俗旅游经营户的经营收入、人均消费水平仍相对较低,需对民俗旅游的经营水平和盈利能力作进一步提升。     

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通过考察并分析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影响因素,试图揭示其空间分布规律,为今后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发展与布局提供科学依据,为西北地区其他省份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参考借鉴。[方法]以甘肃省在建的206个乡村旅游示范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基尼系数、核密度分析、空间自相关等方法,研究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空间分布规律,并剖析其影响因素。[结果]最邻近指数R=0.71,表现为凝聚型分布,地理集中指数Z=26.73,均匀度C=0.016,表现为非均衡集中分布;空间自相关分析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根据核密度分析的集聚程度,将示范村空间分布划分为三大片区,共形成5个中心区, 1个次中心区。[结论]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整体呈凝聚型分布,区域分布呈现出非均衡集中型状态,空间自相关性不显著;乡村旅游示范村密度在空间上分布差异较大,呈现出多中心发展格局。乡村旅游示范村的分布格局受地形地貌与水文等自然因素以及政策、人口与经济、客源市场与交通、文化等人文因素共同影响。     

我国乡村发展驱动因素与区域差异分析

[目的]通过构建乡村发展驱动因素指标体系,从生产、生活、生态、人才和社会5个层面,分析我国乡村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与各地区间发展差异分析。[方法]文章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乡村发展驱动指标进行权重测度,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主要驱动因素进行解释,最后通过综合指数法对不同地区乡村发展差异展开分析。[结果]乡村发展驱动因素排名为:生产生活生态人才社会.。结合多元回归结果显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量、农业院校、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土流失治理率、财政涉农贷款余额5个因素,对农业GDP增量的解释度为89.82%。并且由弹性值可知,以上5个因素每增加1%,会分别为农业GDP产值带来23.576%、10.352%、5.675%、-0.964%、2.393%的增量。除了水土流失治理率外,其他4个因素均可独立地显著影响农业GDP值。区域差异分析得:北京、天津、内蒙古、黑龙江、上海、浙江、青海乡村发展水平略高,辽宁、吉林、江苏、福建、山东、湖北、海南、西藏、新疆次之,其他地区偏低。[结论]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是影响我国乡村发展的主要驱动因子;农业企业规模和农业人才培养是农业GDP增长的重要发力点。区域发展差异大,各因素对区域乡村发展水平贡献不同;区域优势引领产业发展与合理分配资金和人才资源,是缩短区域差异的有效途径。     

江苏省创意农业资源利用水平的综合评价及发展趋势灰色预测

［目的］随着农产品需求结构的多元化,创意农业成为新经济发展下的新型产业,研究创意农业资源利用水平和发展趋势,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方法］文章以创意农业发展为背景,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江苏省创意农业资源利用水平进行测度,利用自适应灰色预测模型对江苏省创意农业发展趋势进行灰色预测。［结果］权重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权重值最高为0110,表明在创意农业资源利用评价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为重要。综合评分结果表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得分最高为0429分,该结果说明创意农业较大地促进了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江苏省创意农业资源利用水平综合得分为3927分,处于较高利用水平,但产业发展不平衡,经济、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相对于旅游发展水平较低。灰色预测结果表明未来5年内江苏省创意农业发展方向以农业观光园和民俗旅游形式为主,设施农业发展仍处于弱势。［结论］整体上看,江苏省创意农业资源利用处于较高水平,但发展不均衡。从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看,江苏省创意农业将以农业观光园和民俗旅游的形式优先发展。因此,在保证观光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加快设施农业的发展速度,以保证江苏省创意农业全面、平衡地发展。     

产业链延伸视阈下我国乡村旅游市场营销模式建构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目的]以产业链延伸为视阈,开展乡村旅游营销模式研究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尝试,将为乡村旅游未来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方法和思路。[方法]文章通过调查分析法,针对四川地区影响乡村旅游景点吸引力的出游动机、出游时间、客户群体、交通条件、消费水平和结构、旅游项目、农林资源、综合服务、外部环境、基础设施、当地经济状况、乡村旅游综合性价比、乡村旅游目的地区位条件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以考量产业链延伸视阈下的乡村旅游营销模式是否适应市场的需求,由此解决我国乡村旅游市场营销实际中出现的经营模式与当地实际(如地理区位、农业资源等)的不匹配问题。[结果]通过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影响因素乡村旅游景区吸引力的因素主要以农林自然资源、综合服务能力、交通条件等方面为主。[结论]四川省产业链延伸视阈下的营销模式重点应从产业角度,构建三产协调发展的产业生态系统。     

北京市观光农业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联性分析

[目的]观光农业旅游是一种重要的民生产业和消费形态,其将发展休闲农业和农业旅游相结合。文章通过深入研究其对农村经济带来的影响,以期能明确其在北京市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为有效发挥农业生产、促进农业资源合理利用、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带动农村发展等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方法]先后采用相关性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分别对北京市在发展观光农业旅游对农村经济影响的评价指标进行分析,以确定观光农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结果]相关性分析表明,经济资源指标与经济效益指标间相互正相关。其中,土地资源、资金资源与GDP、财政税收、居民收入均显著相关,劳动力资源与就业也呈显著相关关系,各指标对农村经济影响巨大。而主成分分析研究认为,土地资源、资金资源、就业和居民收入在各主成分中载荷较大,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观光农业旅游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其影响较为深远。[结论]北京市观光农业对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合理、健康的发展适合自己的观光农业旅游,对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甘肃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护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以甘肃省定西、白银、庆阳等12市州36县区89个乡镇为研究区域,选取实地调研数据,采用排序Logit选择模型,对影响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护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农户对小型水利工程管护的参与行为受自身多种因素影响,农户年龄、家庭收入和家庭人口对农村小型水利工程管护效率影响不显著,农户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种植规模对管护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养殖规模对管护效率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提出了提高农户综合素质,鼓励农户适度规模经营等建议。     

都市休闲农业旅游行为与意愿悖离研究——基于北京市829名消费者的调查数据

[目的]休闲农业是推动乡村产业兴旺、实现农民生活富裕的重要手段,对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意义重大。在城市居民消费转型升级背景下,都市休闲农业旅游消费意愿与消费行为之间的偏差普遍存在,而深入探究休闲农业“行意悖离”背后原因,有利于从消费者角度反思当前休闲农业发展的短板问题。[方法]文章结合文献与调研资料,从消费者的个体特征、认知情况、出行需求三方面选取相关指标,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市民休闲农业旅游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影响因素,并利用解释结构模型（ISM）分析各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结果]（1）家庭特征显著影响休闲农业行为与意愿的悖离：家庭收入水平抑制悖离、家庭同居成员数加剧悖离;（2）消费者亲近自然的需求会抑制休闲农业“行意悖离”,但满足好奇及教育子女的需求会加剧悖离;（3）出行需求和感知了解程度是影响休闲农业行为与意愿悖离的表层直接因素,个体责任感知及社会风气感知是中间间接因素,家庭情况和社会效能感知是深层根源因素。[结论]现阶段北京市休闲农业旅游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居民消费需求水平,难以满足都市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因此,需完善休闲农业场所综合服务能力,构建创新性休闲农...     

北京市休闲农业园区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文章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利用调查的703个休闲农业园区的点位数据,对北京市休闲农业园区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为政府部门对休闲农业进行政策扶持,提供公共服务,以及有的放矢地进行休闲农业园区的提档升级进行决策支撑。从最邻近指数、洛伦兹曲线和地理集中指数以及基尼系数3个方面进行了空间分布类型的测定,结果显示北京市休闲农业空间布局类型是集聚型;利用核密度法、空间分布热点来分析空间分布密度,在密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昌平、顺义、海淀和通州,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昌平、海淀、顺义和怀柔;通过缓冲区分析和二次函数曲线拟合来分析观光园区点位与客源市场的关系,在与一级市场的关系来看,形成30~50km的高密度环,在与二级市场的关系来看,形成10~15km的高密度带,休闲园区分布随距离衰减的规律是先增加后减少;在交通网络密度方面,整体的路网密度较密集,呈现由中部向东西部逐步降低的趋势。从交通网络通达度来看,呈现环状分布兼块状分布相结合的趋势。网络交通度最高的园区分布在昌平、顺义还有海淀的一部分。结论:(1)北京的休闲农业园区发展已经达到了集聚程度,但集中程度不是很高,还有发展的潜力与空间。(2)密度较高的地方主要集中于昌平、顺义、海淀,在密度较高的地方交通网络通达度也较高,可以在密集程度较高的地方设立中转站或联络站点。(3)从距离客源市场的分布图分析,休闲农业的发展受客源市场影响较大。(4)交通网络密度,基本上按照圈层分布,要扩大休闲农业旅游市场范围,进一步增强休闲农业旅游的吸引力。     

陕西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由此引发的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加强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研究分析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影响因素,为有效改善居住地生态环境提供重要理论依据。[方法]以陕西省为主要研究区域,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矩阵模型,研究影响陕西省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的农民因素、生产活动和政府因素3个层次,包括周边乡镇企业废物排放、农用投入品的使用、畜禽养殖业废物排放、人均消费支出、农村人均家庭纯收入、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环保意识、政府监管力度、环境保护财政支出,相关政策法规等10个因素所占权重,得到不同因素的重要性排序。[结果]乡镇企业废物排放、农用投入品的使用、农村人均家庭纯收入和农村人均消费支出是影响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且重要性排序为乡镇企业废物排放农用投入品的使用农村人均家庭纯收入农村人均消费支出。[结论]加强乡镇企业废物排放管理和农用投入品的生产和使用审查,降低不必要的消费支出,同时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人均家庭村收入,是目前改善农村居住地生态环境的有效措施,为农民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居住场所,这也将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超大城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耦合协调性及障碍度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目的 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是实施乡村振兴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根基,研究超大城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耦合协调发展对促进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方法 文章选取拥有超大城市典型特征的北京市为例,通过构建北京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以熵值法和加权法对2001—2020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展开了评价,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演变规律,运用障碍度诊断模型对制约北京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水平的障碍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 （1）2001—2020年北京市乡村振兴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产值和教育经费是制约该市乡村振兴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因子。（2）同时北京市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现为扩散的“W”型结构,2009—2018年乡村治理协调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缓慢发展阶段,直到2019年,开始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是该超大城市乡村治理水平的主要障碍因素。（3）2001—2020年北京市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结论 超大城市乡村区域需要不断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继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生态建设,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创新治理方式,提高自治能力;充分发挥治理内生动力,挖掘乡土文化价值;促进产业振兴,实现人才回流,以协调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共同发展。     

淮安市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旅游开发潜力综合评价

在参考旅游资源开发评价体系模型以及国家级水利风景区评定标准的基础上,采用德尔菲法构建水利风景区旅游开发潜力评价体系,并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实现对淮安市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旅游开发潜力的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表明:淮安市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旅游开发潜力综合隶属度值为0.362,评语值为较好,但景区管理水平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