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环京津贫困带土地综合开发政策试点研究

当前建设用地政策成为张承环京津贫困带消除贫困、实现京津冀都市圈协调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研究表明开展环京津贫困带土地综合开发政策试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显而易见,在充分考虑该区域实施土地综合开发政策试点条件的基础上,明确开展环京津贫困带土地综合开发政策试点的指导思想、原则、试点内容以及开展试点的组织实施办法和配套政策非常重要。     

环京津生态抑制型贫困带的现状、成因及对策建议

环京津生态抑制型贫困带自然环境恶劣、生态脆弱、区域内贫困人口集中.但这些地区是京津地区重要的水源地和资源环境保障基地,在京津都市区的自然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屏障作用和战略地位,对区域内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有重要影响.文章详细分析了环京津贫困带的现状和形成原因,并从建立生态经济发展特区、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加强首都经济圈产业对接与合作、创新生态旅游扶贫等方面提出具体对策建议,以期改善环京津贫困带的贫困现状.     

基于低碳经济的环京津贫困带发展模式研究

在受到资源环境约束的当代,经济发展必须采取低碳发展模式,环京津贫困带的发展更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环京津贫困带与京津郊县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京津方面的因素,也有河北方面的责任。在保证区域生态安全的前提下,促进“环京津贫困带”的发展,必须发展低碳经济,创新发展模式。     

城镇化进程中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近年来,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速迅猛,国家紧密部署的城镇化组合新政、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政策和"一带一路"建设为新一轮人口落户西部城市提供了新的机遇。然而,在城镇化进程中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还面临一系列现实难题需要解决。西部地区应抓住难得的机遇,直面挑战,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绿色产业发展、财政政策调整和落户政策保障等措施,为推动区域城镇化发展和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     

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在减贫工作中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文章利用2011—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增收减贫效应。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在考虑内生性情况下结果仍然成立;(2)门槛效应模型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随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而减小,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大;(3)地区异质性研究表明,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增收效应最大,其次是东部,最小的为西部,但差异并不明显。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农村地区减贫效应的边际贡献要远高于东部地区。文章从完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尤其是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推动经济增长、完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城镇化水平;提高贫困群体的金融素养,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生态性贫困的双重抑制效应研究——基于环京津贫困带的分析

本文运用经典的反贫困理论对环京津贫困带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经典的反贫困理论无法充分解释环京津贫困带现象。文章认为,环京津贫困带具有典型的生态性贫困的特征。文章对生态性贫困的双重抑制效应及其在环京津贫困带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论证了生态性贫困在我国的普遍意义。     

我国生态性贫困的双重抑制效应研究——基于环京津贫困带的分析

本文运用经典的反贫困理论对环京津贫困带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经典的反贫困理论无法充分解释环京津贫困带现象.文章认为,环京津贫困带具有典型的生态性贫困的特征.文章对生态性贫困的双重抑制效应及其在环京津贫困带中的表现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论证了生态性贫困在我国的普遍意义.     

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的减贫效果分析

利用1978~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估计方法,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投资的减贫效果。研究表明,政府在农村教育、研发和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都可以显著地减少贫困,但其边际减贫效果是不同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政府合理地安排对于农村公共投资的优先顺序。     

对环京津贫困带的扶持补偿机制研究

环京津贫困带问题受到国际关注,是中央政府和京津冀三省市共同面临的问题.不论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还是践行党的科学发展观,都应对环京津贫困带予以扶持和补偿.为此,本文针对该区域的历史陈欠和其今后的持续发展,从物质补偿与政策扶持两方面进行可行性对策研究.     

白山市做生态城镇化大文章

在加强生态城镇化的产业支撑方面,白山市按照延伸产业链条、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产业融合、强化产业聚集的发展思路,加快发展以"352"产业为重点的生态型接续替代产业.为了加强生态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白山市统筹规划,强化投资,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环京津贫困带经济增长极培育路径研究

目前,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不断加快,为环京津贫困带经济增长极的培育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文章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河北省环京津贫困带22个县域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分析评价,进而综合评价结果与各县域的区位因素甄选出可以作为环京津贫困带经济增长极重点培育的县域,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出促进这些经济增长极培育的路径选择。     

环京津贫困带的时空演变与形成机理

选取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反映农村贫困的指标,时间跨度为1980—2015年,采取统计分析法和GIS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对环京津贫困带农村贫困的时空演变进行考察。结果表明:(1)贫困带与京津远郊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空间差异非常显著,绝对差异呈持续上升趋势,相对差异阶段性、波动变化特征明显。自然地理环境禀赋和经济社会资源禀赋是贫困带与京津远郊区空间差异的重要原因;相对差异演变特征与宏观扶贫政策和贫困带的相关政策体制具有较强的耦合性。(2)京津冀县域各年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北京和天津地区,低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环京津贫困带。1980—2003年,贫困带低值空间集聚由弱变强,该时段京津地区对贫困带经济溢出效应为负;2003—2015年,贫困带的空间聚焦效应有所减弱,该时段京津地区对贫困带经济溢出效应为正。最后,简单探讨了贫困带脱贫的路径与对策。     

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应转向

承接产业转移能强化承接地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带动城市公共品供给的改善,从而有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效应。当前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中普遍存在产业承接上的区域均衡配置、城市建设中的刻意追求功能分区、招商引资上的"唯数量论"等有碍城镇化质量提升的问题。所以,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政策亟待转向,应重塑产业布局、重构产城关系、重建承接模式。     

构建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减贫的长效机制——以陕西省白河县为例

集中连片特困区是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中的最后堡垒。集中连片特困区贫困状况与生态环境状况存在极其密切的关系。从片区生态贫困的深重性、人口致富能力的偏弱性、生态治理的片面性三个方面阐释了构建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减贫长效机制的必要性。提出构建生态减贫的内部长效机制:加强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公众参与。构建生态减贫的外部长效机制:创新片区合作;完善生态补偿;建立健全产业生态化;组织生态移民,加快城镇化进程。     

国际社会的贫困理论与减贫战略研究

贫困是世界著名的3P问题之一。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现象,贫困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难题。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国际社会为减少及消除贫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提出了如人类发展指数、人类贫困指数和千年发展目标这样的有关贫困的理论及国际减贫目标。本文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出发,对贫困理论以及减贫战略进行了详细研究,并在国际社会制订减贫战略及政策方面提出了几点建议。     

财政转移支付对我国农村家庭的减贫效应

本文基于多维贫困家庭对教育和健康需求收入弹性的视角,探究了财政转移支付对长期多维贫困与收入贫困家庭减贫的效应。利用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测算教育、健康医疗需求收入弹性,并构建两阶段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财政转移支付对长期贫困状态家庭的减贫效应显著,且财政转移支付对改善长期收入贫困家庭状态的效应比长期多维贫困家庭更显著;引入农村家庭对教育与健康医疗的需求收入弹性后,财政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也更显著。因此,既要加快财政转移支付的实施力度,也要重视政策受益者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提高财政转移支付减贫政策的精准性,构建继续巩固与拓展脱贫成果的长效机制。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减贫效应

为探究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对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文章利用2015—2018年云南省福贡县农村多维贫困监测的面板数据,在分别测算村级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和多维贫困水平的基础上,构建时空关联分析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从整体和分区、分维度层面实证分析探测村级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以云南福贡县为研究区的实证结果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村多维贫困存在减贫效应,且不同类型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在整体层面,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影响下,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服务的减贫效果较为突出,同时其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更为显著,表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减贫效应以直接效应为主。在分区层面,多维贫困程度较轻的中段地区其教育、公共文化及信息化服务的减贫效果较好,同时存在间接效应能够缓解邻近地区多维贫困的状况。其中,多维贫困程度较深的研究区北段和南段,其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服务的减贫效果尤为突出。     

以城镇化推动扶贫的思考

城镇化在行进过程中对于带动贫困人口脱贫具有积极作用。从减少贫困数量和转移贫困地区劳动力等方面说明城镇化对扶贫的作用,并研究了城镇化背景下扶贫存在的问题或误区,包括规避"城镇化陷阱",认清农村存在的必要性,以及贫困标准的设定,扶贫不脱离现实等。用模型分析的方法分析贫困发生率与城镇化率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贫困发生率与城镇化率呈负相关的结果。以此为基础提出人口城镇化是关键和核心,降低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等建议。     

广西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的金融困境及其突破

正新型城镇化建设涉及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发展、公共服务产品提供、工业化水平提高,是一项系统工程,还涉及金融、政策、法律、财政等领域的工作,而金融作为资源配置的平台,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承担重任,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近些年来广西城镇化建设步伐不断加快,2013年城镇化比率已经达到45%,但是受制于传统的投融资模式,城镇化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欠账很多,城镇化产业支撑乏力,城市空间布局与资源承载能力不匹配,城市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警惕“城镇化热”引起的新贫困

城镇化热引起的新贫困主要表现为农民在经济上面临“失地”、生活支出增加、收入来源不稳定的困难局面；社会保障上陷入既非“市民”又非农民的两难境地；生态需求上遭遇消费不起基本自然资源的尴尬局面。新贫困形成的根源是城镇化中的“人为造城”行为。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新贫困问题，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产业减贫，完善社保扶贫，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