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对华反倾销:行业分布与成因探究

目前印度已成为世界上发起对华反倾销案件最多的国家,并且打击力度不断增强。1992年以来,印度对中国产品频繁使用反倾销措施,且手段越来越严酷,具有涉案产品多、确认损害比例高、最终税率高的特点。印度对华反倾销案件涉及的产业较为集中,且对不同行业裁定的最终税率具有显著差异。使用Probit方法及行业数据考察印度对华反倾销案件裁定结果的影响因素,经验结果表明,印度当局在进行反倾销裁定时,综合考虑了政治、经济因素和中国特定因素,3类因素在裁定过程中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裁定结果也受到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并且对中国产品有很强的歧视性。     

理智对待"非市场经济国家"待遇

让中国家具企业提心吊胆的美国商务部对华木制家具反倾销指控,2004年1月9日终于有了初步结果.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初步裁定中国家具厂家在美市场上的卧室家具销售存在倾销行为,并决定将对来自中国的价值逾10亿美元的卧室木制家具征收高关税.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遭遇的最大一起反倾销案.与2003年美国政府对华掀起的内衣、服装、钢铁等几起大的反倾销调查一样,这一次的理由也是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 　　……     

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新动向:2002—2008

中国入世后至2008年,美国反倾销呈现出"总体上减少,对中国激增;总体上分散,对中国集中"的局面,对华反倾销呈现出强烈的严酷性和歧视性特征。在这一时期内,美国对华反倾销的行业分布十分集中,涉及化工业、钢铁业和机电业的案件占案件总数的比例接近80%,针对这三个行业的反倾销案件数、裁定损害状况和被征税率情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美国反倾销税率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升级的态势,而针对中国的案件升级幅度显著高于全部案件的升级幅度。     

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企业创新效应再评估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及全球反倾销数据库等数据库的匹配,使用多期DID模型考察了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美国对华反倾销总体上抑制了中国企业创新,其抑制效应存在1年左右的滞后期,同时这种影响主要发生在反倾销初裁定阶段和终裁定阶段,且终裁定阶段的抑制作用要大于初裁定阶段。拓展性研究发现,美国对华反倾销对涉案多产品企业、涉案金额在中位数以上企业及统一反倾销关税企业的创新抑制效应更显著。进一步对其内在影响机制的检验表明,美国对华反倾销通过内源融资约束和商业信贷融资约束的中介渠道抑制了我国企业创新。     

应对反倾销的会计核算基础工作思考——基于美国对华木制家具反倾销案的分析

美国对华木制家具反倾销案是一起很有影响的案件。该案不但涉案金额高达10亿美元,且涉及中国企业多达130多家,是一起涉案金额最大、涉及企业最多的反倾销案件。本文将结合该案件,分析应对反倾销的会计核算基础工作。一、案情简介2003年10月31日,美国家具制造商合法贸易委员会及其成员单位代表美国的家具产业,向美国反倾销调查机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和美国商务部(DOC)提交对从中国进口的木制卧房家具的反倾销诉讼。11月5     

WTO与国际经贸观察

反倾销保障措施动态美国对华"特保"第四案:铁水管对美造成"市场扰乱"12月4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6名委员投票一致表决裁定:从中国进口的铁水管进口增长或者进口条件已经对美国国内同类或者直接竞争产品造成"市场扰乱"。基于此,ITC下一步将考虑贸易救济措施,并于12月24日之前向美国贸易代表提交裁定包括,包括救济措施建议。在此基础上,美国贸易代表将组成"部际"会议,讨论是否采取"特保"措施及采     

我国对外反倾销威慑力能否有效抑制国际对华反倾销?

本文利用1981—2007年的国际对华反倾销数据和负二项回归方法,发现中国对外反倾销威慑和报复能力对国际对华反倾销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效应。此外还发现,宏观经济不是影响国际对华反倾销的主要原因;外国货币的升值会导致国际对华反倾销的增加;反倾销案件是国外利益集团要求政府对其实行贸易保护的结果。本文据此提出中国应维持汇率稳定,完善行业协会,降低对某些国家过高的出口集中度和适度对外反倾销的政策建议。     

PAC捐资、党派立场与ITC委员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的投票行为

保持党派力量平衡是美国ITC制度设计所依据的重要原则。本文对2002年以来ITC委员在反倾销、反补贴案件中的投票行为进行了经验分析。通过选择委员意见不同的案件作为研究样本,本文剔除了法律因素的干扰,集中分析了PAC捐资、党派立场等政治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党派立场是影响ITC委员投票结果的重要因素,民主党委员比共和党委员更倾向于在争议案件中投出肯定票;企业和行业的PAC捐资以及行业贸易救济利益诉求等政治压力都会促使ITC委员更多投出肯定票;但除去党派立场因素,两党委员都更倾向于响应对方党派主要支持者的利益诉求;此外,具有参与贸易谈判经历的委员明显更倾向于投出否定票。本文还发现,ITC委员并未在争议案件中存在对中国的歧视。因此,美国商务部在倾销和补贴认定环节的歧视性标准才是中国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关键所在。     

PAC捐资、党派立场与ITC委员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的投票行为北大核心CSSCI

保持党派力量平衡是美国ITC制度设计所依据的重要原则。本文对2002年以来ITC委员在反倾销、反补贴案件中的投票行为进行了经验分析。通过选择委员意见不同的案件作为研究样本,本文剔除了法律因素的干扰,集中分析了PAC捐资、党派立场等政治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党派立场是影响ITC委员投票结果的重要因素,民主党委员比共和党委员更倾向于在争议案件中投出肯定票;企业和行业的PAC捐资以及行业贸易救济利益诉求等政治压力都会促使ITC委员更多投出肯定票;但除去党派立场因素,两党委员都更倾向于响应对方党派主要支持者的利益诉求;此外,具有参与贸易谈判经历的委员明显更倾向于投出否定票。本文还发现,ITC委员并未在争议案件中存在对中国的歧视。因此,美国商务部在倾销和补贴认定环节的歧视性标准才是中国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关键所在。     

国外对华反倾销寒蝉效应分析——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GMM估计

基于1988-2008年国外对华反倾销面板数据案件数据,本文通过构造以中国主要出口伙伴为横截面单元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应用一阶差分GMM模型分析了国外对华反倾销对中国总出口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外对华反倾销调查促使了中国出口在第二年增加,国外对华反倾销措施导致中国总出口在当年及次年均下降,反倾销并未对中国整体出口产生负面影响,并没有生产寒蝉效应。     

印度对华反倾销行为的驱动因素分析

本文结合印度经济转型背景,分析了其对华反倾销的总体特征和可能影响其裁决结果的政治经济因素。Logit模型检验结果发现,宏观经济因素在其裁决结果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无关性,这有别于对发达国家的经验研究结论。印度对华反倾销的驱动因素在于产业层面:进口渗透的威胁和产业业绩下降往往会导致肯定裁决结果的出现;相比强势厂商,集中度较低、易受损害的弱势厂商受到更多照顾;具有战略意义的化工产业,无论在转型前后都得到了反倾销当局的特殊照顾;中国入世的制度因素并未对印度对华反倾销行为形成遏制。     

美国反倾销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

基于美国1998—2007年对外反倾销案的动态面板数据,应用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考察其关税和反倾销对被诉国出口贸易和贸易份额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关税和反倾销措施在被诉国和被诉行业中都存在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其中,对中国反倾销的贸易效应最大;比较关税与反倾销措施对被诉国出口的影响,发现美国实施反倾销措施的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远大于关税,表明反倾销措施已经成为美国取代传统关税控制进口的重要贸易政策。     

中美反倾销程序比较研究

中国是世界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而美国是对华反倾销的主要国家。美国反倾销法与实践备受国际社会的重视，其对华反倾销做法往往为其他国家所效仿。中关两国反倾销程序的比较研究，能详细了解美国的反倾销过程，增加应诉成功的可能性以及有选择性地改进我国的反倾销。     

1980-2003年美国反倾销实务定量分析

实务分析是研究美国反倾销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文章从美国反倾销实务入手,对1980-2003年美国的反倾销申诉和反倾销裁决结果进行了数量和价值的定量分析,发展和补充了关于美国反倾销行为的传统观点,从而更全面合理地解读了美国的反倾销行为。     

1995-2006年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比入世之前6年(1995-2000年)和入世之后6年(2001-2006年)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情况,从案件的申诉数量与金额、行业分布和裁决结果三个方面展开,重点分析入世后其变化趋势和可能的原因,并对中国企业在入世后如何应对美国反倾销变化提出一些建议。     

U.S. antidumping administrative reviews

The U.S. currently levies over 250 antidumping duties, and many of these duties fluctuate as a result of administrative reviews. Administrative reviews occur when antidumping duties are recalculated for the purposes of adjustment or revoc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administrative reviews influence U.S. antidumping duties.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forces that give rise to administrative reviews as well as the factors that produce changes in antidumping duties.     

美国对中韩彩电回应反倾销比较分析

回应反倾销在国际反倾销和对中国反倾销中大量存在,美国对中国彩电回应反倾销动因在于保护本国利益的同时,还力求维持当今世界彩电市场的局势。面对欧盟和美国对中国和韩国彩电回应反倾销．我国企业应积极应对才能争取和保护好自身的利益。     

美国对华反补贴中的价格比较基准问题研究

反补贴与反倾销相似,同样存在价格比较及其基准的确定问题。文章通过考察美国的反补贴立法和对华实践,试图揭示其对华反补贴价格比较基准的原则和方法。虽然美国反补贴法不同于反倾销法,未对"非市场经济"作特殊规定,但调查当局在反补贴立法和以往对市场经济国家实践的基础上,通过2006年以来的一系列对华案件,基本形成了一套基于外部基准的价格比较方法,用于度量中国政府向涉案企业提供产品、服务和要素(包括资金、土地)的补贴利益。     

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内向和外向FDI的影响

本文基于分工模式和实证分析探究了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内向和外向FDI的影响。研究表明：（1）垂直分工FDI在中国建立的下游企业、水平分工FDI在中国建立的投资企业都会放大关中行业贸易逆差,引发美国上升的行业损害抱怨。结果,美国对华反倾销对这些分工FDI在中国的投资意愿产生不利的影响。（2）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金属制造业、化学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对美出口及其内向FDI产生很不利的影响。2004—2009年中国制造业部门吸收的内向FDI比重出现近20％的：k幅下降,这很好地证实了基于分工模式的理论预测。（3）虽然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呈增加态势,但是中国企业并没有积极地采取对美直接投资的方式来规避反倾销壁垒,而是选择避税地进行外向FDI。这种对外直接投资格局很难形成中国的产业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