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研究综述

从目前研究的主导性的成果看,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官僚制的弊端。二是官僚制的现实合理性;西方的公共行政改革说明＂官僚制精神＂没有过时。三是官僚制的修正趋向;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的改革是对传统公共行政官僚化的一种纠正。对官僚制上述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这对于强化和推进这一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官僚制的困境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

官僚制是政府治理的一种组织形式.在工业社会时期,官僚制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信息社会,官僚制正面临深刻的危机,官僚制内部信息结构和激励结构的困境是引起危机的根源.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对这一危机的反应,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实际上就是对官僚制所作的改革.     

官僚预算最大化:公共预算中的官僚因素及其治理

在现实生活中,官僚预算最大化的表现也随处可见,包括行政管理成本不断上涨、政府部门的投资饥渴症导致的重复建设以及立法监督机构的失效.针对公共预算中的官僚行为,笔者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建议:实行参与式预算,形成政府预算共同治理结构;在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防止公共产品供给过剩;全面推进公务卡的应用.     

西方国家官僚制的比较研究

对英美法德官僚制的比较研究,是一个颇具难度的论题。美国比较公共行政学家费勒尔·海迪将法德国家官僚制归为"古典"官僚制,将英美国家官僚制归为"公民文化"背景下的官僚制。伴随20世纪后期的行政改革,西方各国官僚制的内涵、角色、关系结构都发生了相应变化。在世界日益官僚化的趋势中,政府高级文官的地位日益显著。如今,国家仍然是秩序、安全、社会和谐与信任的保护者,仍需要精干、高效、低消耗的官僚机器。     

土司与管家：滇南特殊的政客与官僚

官僚政治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官僚与政客的角色区分以及由此决定的行为模式十分明显；凡事奉命而行，只对上级负责，是官僚政治的核心和官僚最基本的行为规范。中国的官僚角色还可以进一步作官员与胥吏的区分，胥吏是中国古代最严格意义上的官僚群体。在中国的官僚政治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官僚与政客的关系，即土司与管家的关系，在研究官僚政治时需要特别研究。     

市场倾向的发展中国家的官僚责任制悖论

这篇文章的焦点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性质最近发生的以市场为取向变化以及官僚责任制发生的相应转变.该文章主要观点如下:最近,在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角色出现了市场取向变化的情况下,大多数政体的官僚机构借着更高效率、更大透明性和责任性的名义,进行了商……     

近代官僚私人资本发展轨迹问题浅议

近代中国的资本结构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的部分即官僚私人所持有的资本。这些资本同国家资本相比。由官僚私人所拥有,名义上属于私人资本;同普通的私人资本相比,这些资本却可以进入到一般私人资本无法进入的国家管制领域,凭借国家权力进行寻租。晚清民国时期,官僚私人资本经历了从产生到兴盛再到最终灭亡的发展过程,通过总结百年官僚私人资本的发展轨迹,探求其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家产官僚制”与中国法律:马克斯·韦伯的遗产及其局限

马克斯·韦伯在支配社会学框架下对中国的思考,是影响其有关中国法律之表述的关键因素.在其支配社会学理论建构中,“家产官僚制”由于混合了家产制与官僚制两种支配因素,所以是一种非理性支配与合理性支配间的混杂或中间状态,该支配下的司法与行政因而并不体现为完全的恣意和擅断.然而,韦伯对于世界历史之不断合理化的设想,诱使其将中国置于合理化进程的最初阶段,而将现代欧美世界置于其终点.在这种思维的作用下,韦伯有意无意间忽略帝制中国“家产官僚制”中官僚制的面向,且刻意放大其家产制面向,从而使其笔下的“中国法”呈现为一幅实质非理性的“卡迪司法”画面.有必要强调的是,在其部分论断的局限得以澄清之后,韦伯的一系列概念和洞见仍将有益于未来学者对中国法律传统的研究.     

从“官僚制组织”到“变形组织”

科学技术的进步 ,导致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的进步。管理技术和手段的进步 ,要求出现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态。从官僚制组织到变形组织的发展 ,就体现了这种要求。官僚制组织是工业化社会“理想的”行政管理体制。本文提出“变形组织” ,旨在集中概括知识经济时代带有普遍性的组织原则 ,组织运行机制与特征 ,并对其进行理论分析。     

官僚预算最大化：公共预算中的官僚因素及其治理

在现实生活中，官僚预算最大化的表现也随处可见，包括行政管理成本不断上涨、政府部门的投资饥渴症导致的重复建设以及立法监督机构的失效。针对公共预算中的官僚行为，笔者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建议：买行参与武预算，形成政府预算共同治理结构；在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引入竞争机制，防止公共产品供给过剩；全面推进公务卡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