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旅游智库的几点特色

虽然美国经典的智库早就建于20世纪初期,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914)和布鲁金斯学会(1916)等,但用智库来称这些典型的研究机构源于20世纪60年代,特别指二战后成立的兰德公司(1946),因其是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开发中心,是协助美国政府进行科学研究发展的独立实体.兰德的英文名RAND也就是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缩写.     

以智库建设推动中国旅游创新发展

一、智库的核心任务是影响公共政策 智库是长期从事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研究与倡导工作的组织,被誉为“弥合知识与权力之间鸿沟的桥梁”.二战以来,现代意义上的智库蓬勃发展,在各国内政外交政策制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美国为例,智库凭借专业的分析研判、与政界的紧密联系以及广泛的社会影响,左右着该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决策,被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     

充分发挥高等院校优势,建设中国新型旅游智库

中国经济正式迈入严峻的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时期,国内旅游业“却像冬天的腊梅,逆势增长、鲜艳夺目”,对消费、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强劲,成为中国应对“新常态”的有力杠杆.然而,在既有经济形势之下,面对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等信息化、智慧化浪潮,以及“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宏观战略,如何应对挑战、把握机遇,进而推动中国旅游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实现其杠杆作用最大化,是一大难题.国内外发展经验表明,智库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和表现之一,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思想之手”,是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影响着国家公共政策和公共决策趋向.因此,有效解决上述难题,建设中国新型旅游智库,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创新,形成科学的公共政策和公共决策,以促进旅游业和国民经济更好发展,尤为关键和重要.     

一流智库必须有一流的学术思想

中国旅游智库建设正面临着最好的时代机遇.一方面,国家高度重视智库建设.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了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如何建设新型智库做出明确的部署.2015年10月29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强调“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另一方面,从旅游业实践来说,也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加以系统地回答,旅游智库具有广阔的作为空间.     

旅游智库建设的二元融合之路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后,智库建设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作为当前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旅游业也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智库建设,形成一批具有国际水平、中国特色、二元融合的新型旅游智库.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旅游智库的构想

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造就一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德才兼备、富于创新精神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队伍,建立一套治理完善、充满活力、监管有力的智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     

旅游科学社区尚需保持开放的格局

科学社区(scientific community)是由开展及应用科学研究的一系列个体与群体、专业社团与媒体、科研与教育机构、以及政策与实践部门构成的,具有交互性与关联性的社会和/或知识网络,典型地表现为一种无形的大学(invisible colege)(Crane,1972).     

中国遗产地的全球-本土关系

有关资源和特殊地方的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早巳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像联合国这样的一些国际机构的介入为这个问题开启了新的视角.由于更多地考虑国际社会利益,可能或好或坏会对地方层面产生一些复杂的影响.例如,国际机构计划协助保护由联合国官方认证的世界遗产地和一些其他保护区,如“拉姆萨尔保护区(湿地保护区)”以及一些具有“普遍价值”的地方.     

抗击疫情,云南文旅在行动

云南是旅游大省,也是人们所向往的知名旅游目的地。2020年的春节,原本应该热火朝天的旅游市场,因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被按下了“暂停”键。面对“暂停”,云南旅游人没有消极等待,都在为抗疫期间及疫情过后旅游的恢复、发展、振兴积极思考、讨论、行动着。中国旅游研究院昆明分院暨云南省旅游规划研究院(以下简称“两院”)积极行动起来,在云南省文旅厅的支持下,主动联系云南省旅游研究学术委员会、云南旅游智库联合体、“游云南”、腾讯文旅产业研究院,以及《旅游研究》编辑部,共同发起“抗击疫情,云南文旅在行动”的网络论坛。     

基于休闲限制理论的澳门居民MGP相关休闲行为研究

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Macau Grand Prix,MGP)是澳门重要的标志性体育赛事(Hallmark Sport Event),对丰富城市旅游目的地形象具有重要意义.社区居民的参与及支持对提高节事的旅游吸引力有重要作用.基于这一背景,文章对未能观看2013年11月(第60届)MGP的居民就“限制因素”(自变量)、“赛事休闲替代行为的参与”(中介变量)和“赛事支持度”(因变量)3个方面进行了调查并建立起分析模型.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个人内在”与“安全”两个方面的限制因素对因变量有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社会身份”方面的因素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与赛事直接相关的休闲替代行为参与对赛事支持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赛事不直接相关休闲替代行为实施对赛事支持度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影响系数较低);(3)与赛事直接相关的两类休闲替代活动的参与在“社会身份”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完全的中介效应,同时在“个人内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不完全的中介效应.     

文旅融合政策创新体系研究——基于中央政策文本的“主体-路径-工具”三维框架分析

机构改革开启了文旅融合政策创新的新篇章,中央发布的文旅融合政策对地方政策创新和行业实践发挥“风向标”作用,但学界一般关注的是文化旅游政策,而非融合相关政策,也鲜少以一个立体化的研究框架去分析其结构和关联特征。文章以中央政策文本为例,构建了“政策主体-融合路径-政策工具”三维框架,研究有以下发现。1）文旅融合政策创新主体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财政部等部门为主,发文方式独立创新为主、合作创新为辅。政策文件的主体属性包括单核、多核、单边等6种。2）融合路径存在偏好性,以体制融合、业态融合和产品融合为主,其中,政策支撑、产业融合类型和高品质文旅产品等细分类别较为突出,其他路径政策内容相对较少。3）政策工具的使用具有倾向性,以供给型为主、环境型为辅,需求型最少,其中,产业培育、目标定位、示范试点和公共服务是较为重要的工具类别。4）文旅融合政策创新共有386条创新路径,提炼出6类典型政策创新路径。政策创新逻辑是以核心层部门为主,从体制、产品和业态等融合路径,调动供给型、环境型工具促进文旅融合。该研究进一步提出制定文旅融合专项政策、加强主体合作、优化融合路径和均衡政策工具4点政策优...     

重塑现代性,开启旅游研究回归范式

文章批判了旅游研究逃离范式否定现代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方面的缺陷,通过梳理旅游现代性研究的内在脉络,呼吁重塑旅游现代性的回归研究范式,并抵制批判旅游现代性的研究危险.基于群体旅游这一社会普遍事实,从具体的经验研究开始,展示旅游的群体性与现代性以及群体/日常生活世界与旅游/旅游世界的相互影响,通过与逃离范式的比较,支持了回归范式重回归、结构/关系和群体的研究主张.研究指出:(1)旅游的目的是回归日常生活世界而非逃离;(2)蓬勃发展的大众旅游是旅游现代性的展现,也是旅游研究的根基所在;(3)旅游现象的关系/结构特质是旅游学科独立的基础,理应回归到旅游研究的中心;(4)旅游研究的回归范式具有沟通个体和社会结构、整合游客旅游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方面的重要作用.基于群体/关系/结构的回归范式抓住了旅游现象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键特征,可以成为产生独立旅游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基础.     

坚持问题导向,推进港澳旅游事务专业智库建设

2015年10月,中国旅游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中国旅游新型智库建设迈出了新步伐.旅游智库作为专业型智库,随着中国智库的壮大逐步成长,前景可期.港澳旅游事务智库作为更专业更精准的智库,虽起步较晚,但得益于近年来内地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内地与港澳旅游的深度合作,已受到广泛重视.建设涉港澳旅游事务智库的必要性、基本原则和路径等是推进涉港澳旅游事务智库建设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厘清相关要素,才能从根上明确涉港澳旅游事务智库建设的方向.     

强调理解国民账户体系和投入产出结构框架的重要性,将卫星账户核算方法作为旅游和文化产业的全球核算标准

酒店及旅游管理行业中的很多人都听说过旅游卫星账户(TSA),但很少有人知道投入产出(I-O)模型、社会核算矩阵(SAM)以及国民账户体系(SNA).国民账户体系(SNA)是当前全球性的法定标准,是世界各国用于测量国家经济活动中重要基准数据的一种方法,如国民生产总值(GDP)等.国民账户体系是完全嵌入在投入产出(I-O)模型框架中的.因此,不了解投入产出(I-O)模型,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国民账户体系如何运作.     

中国历史村镇的旅游商业化——创造性破坏模型的应用检验

以西递为案例地,对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模型在中国历史村镇旅游商业化进程中的应用进行检验.该模型认为资本是推动遗产型社区景观商业化的主要动力,而各种亚文化之间的博弈则塑造了最终的商业化景观,模型指出遗产型社区的发展可以分为前商业化、初级商业化、高级商业化、初级破坏、高级破坏和后破坏等6个阶段.通过历时性研究和运用质性研究方法,研究表明该模型只有在前3个阶段是较为符合案例地情境的,案例地之所以没有按照后续的3个阶段发展下去,其背后的推力是政府的强有力干预.因此,创造性破坏模型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历史村镇旅游发展过程.研究最后对模型进行了修正,指出“公共部门政策”作为驱动力之一在第三阶段会出现一个分化,分化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模型发展阶段的变化,并且“均衡”状态的出现除了第二、第六阶段外,还可能在第三阶段.     

成都“五朵金花”乡村旅游地形象认知——基于博客游记文本的分析

以中国著名乡村旅游地成都农家乐“五朵金花”为案例,选择新浪旅游博客为数据源,结合内容分析与共现网络方法,研究了“五朵金花”的旅游地形象认知特征.结果表明:(1)内容分析与特征词共现网络方法的结合能较好地解析旅游者对“五朵金花”乡村旅游集群形象认知的精细结构.(2)“五朵金花”总体形象是以类型丰富的主题花卉为媒介,以休闲体验式自然田园风光和乡村农家意境为载体,集地方美食、传统风俗和文化艺术为一体的近郊游憩度假型旅游集群.(3)形象描述、吸引物名称标识和相关地名等词汇的出现频次及共现关系网络表明,5个独立吸引物的旅游形象呈现层次性和个性化特征;“荷塘月色”在“五朵金花”整体形象的构建中处于核心地位,具有主导作用,“幸福梅林”“东篱菊园”“江家菜地”处于第二层面,“花乡农居”的认知度最低.(4)地名“成都”对“五朵金花”旅游集群品牌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具有重要影响,“三圣乡”则是凝练旅游形象的直接空间载体,5个独立吸引物名称标识的内涵和文化意义也是形象塑造和传播的基础推动力.旅游者自发上传的游记对旅游形象塑造和传播具有重要影响,采用不同类型特征词群开展旅游地形象的精细研究,为信息时代的旅游地理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对乡村旅游地管理、规划和推广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可持续发展的选择——"2002·中国生态旅游论坛"述评

生态旅游的迅速发展 ,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 ,2 0 0 2年 5月 ,来自全世界 132个国家的公有、私有及非政府部门的 10 0 0多名代表聚集加拿大魁北克 ,出席了根据联合国 2 0 0 2年“国际生态旅游年”的活动计划 ,由联合国环境署 (ＵＮＥＰ)和世界旅游组织(ＷＴＯ)发起的世界生态旅游峰会 ,会上发布了《魁北克生态旅游宣言》 ,对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国际机构、非政府机构、学术机构和地方社区组织等就开展生态旅游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为了响应联合国关于 2 0 0 2年“国际生态旅游年”的决定和《魁北克生态旅游宣言》的各项建议 ,由中国社会科…     

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进展

20世纪30年代以来，旅游社会学研究逐渐成为了一个旅游学与社会学交叉且备受关注和争议的领域，研究成果颇丰。文章综合考察了欧美英语国家旅游社会学文献，对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进行大胆梳理，把西方旅游社会学研究大致划分为4个阶段，即(1)早期的起源阶段(“二战”以前)；(2)过渡时期(“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3)形成和发展时期(20世纪70～80年代)；(4)系统经验研究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认为，尽管学科地位仍受质疑，但随着旅游社会学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对象的明晰、研究内容的丰富、研究方法的成熟，旅游社会学研究进入了系统经验研究阶段，旅游社会学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毋庸置疑，旅游社会学作为广为接受的独立学科分支也指日可待。     

转型期居民对城市公园免费开放的感知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转型期城市公园的免费开放是城市政府及公园管理部门面临的迫切任务,然而,国内外学术界鲜有关于居民对公园管理政策感知的研究.在2009年广州市施行公园免费开放政策背景下,文章以市区5个典型城市公园为对象,对公园访问者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运用因子分析、方差分析等定量方法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1.近半数被访者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持肯定态度,近1/3的被访者反对该政策,其余持中立态度;2.分析居民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感知因子,得出3个正面感知公因子和4个负面感知公因子;3.运用方差分析研究了不同人口学特征群体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感知差异,发现不同年龄、职业群体对“丰富市民休闲生活”、“促进休闲旅游业发展”等正面公因子和“导致商品娱乐设施价格上涨”、“影响公园休闲环境”等负面因子的差异明显.最后,根据公园免费开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善公园管理政策的相关建议.     

国外旅游族群性的研究及其方法探讨

英文文献的旅游族群性研究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自1984年皮埃尔·范登伯格(Pierre L.van den Berghe)与查利斯·凯斯(Charles F.Keyes)做出“民族旅游可以促发族群性的再创造”这一论断以来,有大量个案研究证实或补充了这一观点.20世纪90年代是旅游族群性研究的黄金岁月,有至少3本论文集和2篇综述面世,它们分别代表了当时的最高研究水平.21世纪伊始,相关的案例研究呈现出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倾向,如东道主在族群性建构中的“共谋”现象.总体上,国外旅游族群性研究可从文化差异、“主-客”互动关系、族群认同的建构这三方面来考察,运用典型案例剖析法而非文献列举法来达到见树亦见林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可归纳出国外旅游族群性研究的五大方向:基于“主-客”互动关系的族群性研究、基于文化认同的族群性建构研究、基于族群关系的族群性研究、基于外部依赖的族群性研究、基于民族主义的族群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