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背景下的企业政治战略——基于合法性视角的分析

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特征便是地方政府与以前相比获得了更多的权力.这一现象虽然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带来的一个问题便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经常出现由于利益不同导致的博弈.在这种经济环境仍旧处于制度相对不稳定的状况下,企业实施适当的政治策略,能够影响政府法律法规的制定,形成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文章从制度基础观的合法性角度分析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博弈这种不稳定环境中,企业应如何实施政治战略,以建立竞争优势,实现长远发展.     

产能过剩的诱因与规制——基于政府视角的模型化分析

地方政府对产能过剩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文利用数理分析的方法将地方政府行为诱发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模型化。中央政府是抑制产能过剩的主体,本文利用数理模型分析中央政府规制地方政府行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中央政府抑制产能过剩的行为提供理论依据。针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诱发产能过剩中责任的不同和在抑制产能过剩中作用的不同,本文给出中央政府的角色定位,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具体的规制内容。     

创业孵化型平台企业制度创业与合法性保护——小米科技纵向案例研究

在创业孵化型平台企业为创业企业赋能过程中,如何保护自身合法性不受侵害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对隶属于组织关系层面的分隔机制进行批判性回顾的基础上,依据制度创业相关理论对小米进行纵向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创业孵化型平台企业在资源禀赋与相关预期目标的驱动下,依次采用资源策略、理论化策略和认知策略,逐步打造出创业生态系统文化、规制和规范,使创业企业感受到来自创业生态系统的模仿压力、强制压力和规范压力,进而约束其不端行为,最终促使创业孵化型平台企业合法性得到有效保护。结论有利于揭示创业孵化型平台企业通过制度创业保护合法性的相关机理,对于创业孵化型平台企业进行平台赋能具有实践指导价值。     

产业集群中中小企业外部融资效率研究:制度理论的视角

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一直是企业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制度理论,本文将网络关系合法性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了产业集群中企业间网络关系对企业外部融资效率影响的理论模型,并且探索了不同程度的政策制度支持如何影响网络合法性与外部融资效率的关系。根据对长三角地区211家企业的实证研究和深入访谈,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管理高层的社交关系和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长期导向的交易关系均有利于促进企业的网络关系合法性,进而提升企业的外部融资效率,合法性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部分中介的角色;进一步的,地方政府制度支持正向调节网络合法性与企业外部融资绩效的关系,说明地方政府制度支持越多,网络合法性对于企业外部融资效率的提升作用越强。     

基于博弈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优化

在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是一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而政府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之间是一种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要优化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应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粮食调控上的权责,有效改善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的激励机制和监督约束制度.     

民主、公正还是绩效?——中国地方政府合法性及其来源分析

目前,中国的地方政府是否面临着深刻的合法性危机?本研究假定影响地方政府合法性的因素主要有4个:政府服务绩效、制度的公正性、传统文化中的威权主义观念以及制度创新。文章根据在实地调研中收集的10省20个乡镇的资料数据,就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及其来源进行实证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公推直选制度的实施,比较明显地提高了民众对基层政府的支持和信任,但其他类型的制度创新对地方政府合法性的影响并不显著。政府服务绩效、制度的公正性和威权主义观念对政府的合法性均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公推直选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镇政府合法性的生成机制。根据分析结果,作者就地方政府如何克服合法性危机提出了若干政策性建议。     

土地双垄断情况下的收益博弈

本文通过重复信号博弈模型和双垄断模型,运用制度分析法来考察现有土地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对土地利用的最优反应,结果显示:(1)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管成本过高,导致土地垄断利润分配过程中地方政府获利更大,进而催生了《土地管理法》;(2)现有地方土地资源利用完全不受限制,导致地方经济发展失去了中央宏观调控的约束。因此,本文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合法性视域下企业社会责任促进策略研究

目前,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多以追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经济理性为基础,忽视了企业所处的社会情境、多元价值观社会体系以及制度环境对企业的规制、规范和认知作用。制度环境中的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认知压力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感知企业社会责任合法性对企业社会责任作用过程也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合法性压力-合法性观察者-企业行为这一制度理性作用路径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内在价值,并据此提出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安排。     

征地过程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征地日益频繁,其中引发的社会矛盾冲突严重。从中央与地方政府相互博弈视角出发,探究在征地过程中寻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所做出的决策与行动偏好。从制度主体之间的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把握征地制度改革方向,为征地制度的改革及创新提出相关建议。     

分税制: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与均衡

我国于1994年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财政联邦制理论和分税制经验的基础上,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财政实力显著增强和壮大.然而,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之中,仍然存在许多制度与利益的冲突,如何实现权利与管理的均衡是我们一直需要探讨的话题.     

强度与指向：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注意力研究——基于中央科技政策文本的分析

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注意力变化及其分配对我国企业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当前学界缺乏对此问题的深入探索。本文主要采用ROST CM 6.0软件对1983—2019年中央科技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总结提炼了此时期内中央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注意力强度与指向变化。结果表明：(1)中央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注意力强度经历了从“波动上升”到“相对稳定”的变化过程;(2)中央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施政重心经历了从“增强企业活力”到“创新驱动发展”的变化历程,不同时期中央政府对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认知以及需求存在差异,中央对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总体认知也在不断深化。(3)中央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注意力指向发生了明显转移,技术发展实现了从“重引进学习”到“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转型,制度建设则朝着从“重管理”到“重服务”的方向转变,体现了政府在“瘦身”的同时,为企业创新发展“放水养鱼”。     

政府权力、营利性扩张与通货膨胀

本文从政府权力视角,设立分权制度下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目标函数,分别在大政府范畴的预算约束条件下求解其最优选择和长期稳态路径。本文的结论是,长期稳态价格水平不仅取决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债务规模、税收与支出,而且还受到国有企业投资的影响;中央政府的投资、债务、利润与货币增长之间相互推进,地方政府为扩大投资竞争融资来源具有强烈的货币增长需求,这倒逼货币供给增加;通货膨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权力软约束下的营利性投资扩张。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是,设计一种政府与治理通货膨胀具有共融利益的制度,减少政府营利性的准公共投资,增加事关国计民生的纯公共支出。     

经济发展中政府的财政行动逻辑及其影响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行动主要是为了获得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资本积累。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高度倚重土地财政收入,并将其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资金;同时,中央和地方均高度重视通过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然而,政府的财政行动却导致中国经济陷入未来增长的不确定和发展环境不公的困境。作为应对,政府应在财政公共化的框架下逐步完成省以下分税分级财政体制的构建、规范土地出让金用途,以及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     

地方政府补贴能够有效激励企业提高环境治理效率吗

本文修正了Dasgupta等（1998,2002）的污染物削减费用模型,采用辽宁省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分析地方政府补贴产生的环境治理激励作用,得到相应结论：（1）本文基于微观数据和修正的污染物削减费用模型,测算出辽宁省工业企业环境治理效率均值约为83%,分布近似于正态分布。（2）地方政府补贴并没有显著提升企业环境治理效率,却显著提升了企业环境治理效率提升的稳定性。本文认为地方政府补贴的主要作用在于资金补充效应和背书信号作用,在引导大量优质资源进入企业的基础上提升环境治理效率提升的稳定性,减少不确定因素。（3）地方政府补贴对不同类型所有制形式企业的环境治理稳定性影响差异性较大,内资企业获得补贴所产生的效率改善的稳定效应要远低于外资企业。综上所述,在缺乏相应监管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补贴很难产生显著的环境治理激励效果,但由于其信号的引导作用,对提高治理效率稳定性具有显著效果。     

Agglomeration,migration cost and 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investigat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distribution policies across local governments that affect regional agglomeration. Though full agglomeration is efficient, in many cases factor mobility is imperfect and the full agglomeration is not realized. This article analysed whether or no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adjust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s through local governments. The result is as follows: If individuals are relatively mobil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an improve the aggregate income. In this case, when the private production and public sector are small,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transfer from the productive regions local government to low-productive regions.     

地方政府竞争、土地垄断供给与城市化发展失衡

文章基于地方政府竞争和土地垄断供给的双重视角,利用中国1999—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人口城市化与空间城市化的发展失衡现象及其内在机理进行了系统研究。理论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间以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为导向的竞争机制,为地方政府偏重推进空间城市化、忽视推进人口城市化提供了内在激励,而土地的政府垄断供给则为地方政府通过经营土地来实施这种偏重空间城市化的行为提供了手段。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了人口城市化与空间城市化的发展失衡。实证检验发现,地方政府间竞争越激烈,土地供给数量越多,人口城市化与空间城市化发展失衡的程度就越严重。这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和土地垄断供给对城市化发展失衡确实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推进地方政府竞争模式和土地供给制度改革,是实现中国人口城市化与空间城市化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     

政治关联、慈善捐赠与政府补助*--来自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9－2012年中国亏损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分析和检验了高管的政治关联对亏损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行为获得政府补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有政治关联的亏损企业比无政治关联的亏损企业更容易出于获取政府支持而进行慈善捐赠,高管的政治关联广度相对于其政治关联深度对亏损企业慈善捐赠的正向影响更大,同时高管的地方政治关联相对于其中央政治关联对亏损企业慈善捐赠的正向影响也更大;第二,基于“利益互惠”的原则以及对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鼓励,政府通常会倾向于对进行慈善捐赠的企业给予更多的补助;第三,相对于无政治关联的亏损企业,有政治关联的亏损企业的慈善捐赠能够帮助其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相对于中央政治关联,地方政治关联对亏损企业通过慈善捐赠获得政府补助的“支持效应”更加明显,同时政治关联广度更宽的亏损企业也通过慈善捐赠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助。文章的研究结论深化了对中国亏损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的动机及其经济后果的认识,为相关部门规范企业慈善行为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财政资金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研究

“十二五”时期,我国将着重加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建设。如何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引导和激励作用,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重点。通过分析研究外国财政资金史持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做法和机制,同时梳理和总结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现有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做法和机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财政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若干政策和建议。     

The effects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on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from stakeholder perspectives

Based on legitimacy theory and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using 111 listed companies among China’s typically high pollution-emitting listed corporations, research into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on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is undertak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 we analys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 holdings and types of enterpri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and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ha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the proportion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 holdings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and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However,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erms of the effect of the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on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which possibly arises because both types of enterprises make full use of their own advantages to instigate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The conclusions may help enterprise decision-makers implementing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government policy makers formulating scientific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clean production in enterpri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