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域旅游示范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全域旅游示范区的确立为旅游业增添了新的旅游吸引模式,成为新时期我国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之一。［方法］文章利用ArcGIS102,运用最邻近距离法、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标记在地图上的500个全域旅游示范区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探究其空间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1）示范区空间分布不均衡,呈典型的聚集型分布,从区域角度来看,西部地区示范区数量多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相对较少,与传统认知上的示范区分布格局存在一定错位; （2）示范区空间分布密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江浙皖、湘赣交界、晋豫交界、陕渝交界等地区示范区聚集最多,形成显著的高密度区; （3）示范区规模度差距较大,上海、北京、江苏、天津等省市规模度较大,其他省市规模度较小; （4）示范区空间分布受到资源禀赋、区位交通、社会经济、政策环境等因素影响较大,呈现“傍景”“环路”的分布格局。［结论］全域旅游示范区空间分布不均衡,各省市既要挖掘自身核心竞争力,也要加强区域协调发展,突出示范区模范带头作用,达到辐射周边市县的效果,实现全域旅游资源优化配置。     

中国省域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时空演变及区域差异研究

目的 农产品出口贸易是农业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分析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时空演化规律及区域差异,有助于把握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规律、优化农产品出口贸易布局,对提高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大的意义。方法 文章以我国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为研究对象,利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和泰尔指数探究2002－2022年我国省域农产品出口贸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以及区域的差异性。结果 （1）我国总体、省域及区域农产品出口贸易规模都呈波动增加趋势,其中,东北区域自2010年开始出口贸易规模整体增速明显低于中西部区域,位于中西部的大部分省域农产品出口贸易都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2）我国各省域农产品出口贸易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高－高”和“低－低”集聚的特征。相比于2002年,2022年个别省域存在跃迁,落入了“低－低、低－高”集聚区;（3）农产品出口贸易整体及四大区域内部差异均呈扩大趋势,四大区域中,西部区域内部差异最大,并呈“M”型波动趋势,区域间差异在总体差异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呈缓慢收敛趋势。结论 据此,提出在全国层面上,持续推进全方位开放、加强针对性政策扶持力度;在区域层面上,根据各区域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的现实状况、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政策等建议,以期更好地推动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均衡发展。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潜力评价及障碍因素诊断

目的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文化、民生维度目标与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是相呼应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是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文章构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潜力的测度体系。方法 运用熵权法、TOPSIS、障碍度模型分析我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潜力水平的时空特征及障碍因素。结果 我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潜力水平总体不高,且区域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与省域相比,上海、北京和天津等大都市的潜力水平处于较高等级,高水平地区从点状分散向集聚分布格局转变,部分省域的等级呈现动态变化。结论 经济、文化、社会维度是准则层的主要障碍因素,其中文化维度的障碍度呈降低趋势,环境、社会维度的障碍度呈增大趋势;环境治理、绿化覆盖、客源市场消费能力、产业规模、居民消费水平是指标层的主要障碍因素。     

传统村落旅游竞争力的可视化模拟与分析——以古徽州为例

目的 全面评估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基础及阶段性特征,是有效引导农旅融合、农民创收和农居焕新的重要路径。方法 文章以古徽州4批次124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从5个维度构建传统村落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AHP法和EVM法对旅游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村落的旅游竞争力进行可视化模拟,全面探讨不同视角、不同方向下传统村落旅游竞争力的空间差异性特征。结果 基于非参数空间统计方法,既能较好地刻画旅游竞争力整体分布的规律性和局部空间异质性,又能优化样点数据的评估误差。结论 总体上看古徽州传统村落旅游竞争力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其旅游市场环境、相关配套设施、文化物质环境较好;传统村落旅游竞争力呈现出圈层化的分布格局,北部以徽州区为主、南部以婺源东部地区为主的两大核心区已然形成;各侧视图的空间形态以及典型方向的剖切线,均呈现出明显的“中心—边缘”的空间梯度分布态势,同时也表现出空间上的跳跃和突变。     

省域视角下耕地自然质量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省域尺度耕地自然质量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以期实现耕地质量省级可比,为因地制宜管理和引导耕地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和1+X模型从4个维度15个测度指标对山西省耕地自然质量进行量化分析并揭示其空间分布机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寻其核心影响因素及交互作用。结果 山西省耕地自然质量较差,优等地少而中低等地分布广泛,形成了南高北低,盆地高山地低的空间格局,整体分布与地形及积温分布趋同;因子探测结果表明有效土层厚度、≥10℃积温、年均降雨量、灌溉保证率和高程是影响耕地自然质量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交互探测结果显示各因子交互作用的解释力都强于单因子解释力,进一步解释了耕地自然质量空间分布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结论 将反映省级尺度耕地生态环境的指标纳入评价体系,能够纠正传统评价存在的偏差,此外,采用1+X模型进行生态环境系数修正使得评价结果更科学。     

滇黔桂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旅游发展关系

目的 分析滇黔桂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探究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经济运行关系。方法 文章选取云南、贵州和广西3省区的1 712个传统村落为研究样本,借助ArcGIS10.2、GeoDA、SPSS等工具及数理统计模型,探究滇黔桂3省区不同空间尺度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影响要素及其与旅游发展关系。结果 滇黔桂传统村落分布为显著的集聚类型,整体上分布在黔东南（黔东南）—桂东北（桂林）、滇西北（保山—大理—丽江）、滇东南（红河）3个集聚区。滇黔桂地区传统村落分布在不同空间尺度均表现出显著非均衡特征,传统村落分布的沿边性（省界或国界）和旅游开发指向性特征明显。89.83%传统村落都分布在2 000m以下的中低山区;在经济较为落后和旅游发展较早的两个区域形成传统村落集聚区;与现代交通干线分布呈现空间异位性且与交通密度呈现负相关特征;现有传统村落大多远离城市中心特征。滇黔桂地区国内旅游规模、国际旅游收入、旅游资源禀赋与传统村落分布呈正相关性,国内旅游收入、国际旅游规模与传统村落分布呈负向相关性,总体上旅游发展对传统村落入选有一定带动作用,但旅游响应作用依然有待进一步提升。结论 该研究发现传统村落呈现聚集分布特征,但其文化资源属性的经济价值暂未得到充分挖掘,其旅游经济效果不容乐观。     

福建省休闲乡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休闲乡村的发展是推进休闲农业持续健康发展并促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有效途径。目前学界在省域层面检验休闲乡村示范点分布及成因的研究较少。分析福建省最美休闲乡村示范点空间格局并探索其影响因素,验证示范点选址合理性的同时揭示空间分布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福建省休闲乡村发展的优化路径与建议,为休闲乡村的深入推进与良性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参考。方法 文章在利用ArcGIS10.7的基础上,采用最邻近指数、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值等参数,从空间分布形态、区域分布差异、空间分布密度三方面对2014—2020年福建省142个最美休闲乡村示范点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探究,并运用Moran''s I 指数、地理联系率与缓冲区分析等指标和方法剖析其影响因素。结果 （1）福建省最美休闲乡村示范点空间分布呈集聚性和不均衡性特征。（2）示范点在不同设区市和不同地理区域的分布存在差异。在福建9个设区市中,逾55%的示范点集中分布在福州、泉州、三明、宁德4市。在闽东南西北中五大地理区域内,闽南地区分布最为密集,闽东地区次之,闽中地区最少。（3）示范点空间分布密度存在明显差异,形成厦门北部1个高密度中心,厦门西南部——漳州东北部1个次高密度中心。（4）示范点分布受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双重影响。地形地貌是自然因素核心要素,人文因素关键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基础、交通区位、旅游资源禀赋和客源市场规模。结论 福建省最美休闲乡村示范点能够立足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条件因地制宜发展;休闲乡村建设应立足自身条件,遵循阶段性发展规律,着重考量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往建设最适宜区去选址与布局;进一步说,福建省及同类地区在未来发展中应立足自身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依托当地农业发展基础,抓住社会经济发展机遇,发挥各地区位优势和示范区溢出效应,从而推动休闲乡村空间布局优化与高质量发展。     

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机理及协调性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目的 为探究重庆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减贫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方法 文章在分析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机理的基础上,使用洛伦兹曲线和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算33个涉及扶贫开发任务区县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的耦合协调度。结果 （1）经济发展对于农村减贫具有正向带动作用,但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经济发展带动农村减贫的作用逐渐减弱;（2）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一圈两翼”的特征,中心城区及周围区县为经济发展高值区,渝东南武陵山区和渝东北秦巴山区为经济发展低值区,贫困空间分布格局与之相反;（3）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格局,在主城都市区形成了明显的高值区,渝东北和渝东南连片特困地区形成明显的低值区;从时间序列来看,耦合协调状态整体呈现逐级正向跃迁的趋势。结论 基于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协调状态的空间差异性,未来应因地制宜、分区分类精准施策,稳步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我国现代农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 探索加快我国现代农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路径,促进我国现代农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方法 文章基于200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构建现代农业与现代服务业综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建立耦合协调模型测算出31个省（市、区）现代农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水平,并借助Tobit模型对现代农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水平进行影响因素分析,最后运用Dagum基尼系数对二者融合水平进行区域差异分析。结果 （1）我国现代农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水平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但还处于失调阶段,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布格局。（2）城镇化水平、公路区域密度、技术创新水平、财政支农力度、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均能促进两者的融合,公路区域密度对融合水平促进作用最大。（3）从基尼系数绝对值看,31个省（市、区）融合水平总体差异不大,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内,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间的差异最大。结论 各地应加强政策支持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提升科技创新和应用力度、培育高素质人才和优化资源配置缩小区域差异,以此促进我国现代农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     

云南省县域农业生态效率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 云南省地形起伏度大,立体气候资源丰富,高原特色农业优势明显,测度其农业生态效率,并从农业生产条件、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环境3个维度选取10个驱动因子分析其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程度。方法 文章运用超效率的SBM模型,基于2008—2018年云南省129个县（市、区）农业面板数据,测度县域农业生态效率,结合空间自相关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云南省县域农业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空间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 （1）云南省县域农业生态效率整体处于中等效率水平,但呈波动下降趋势;空间上呈东西部、南北部相对高、中部低的“U”型分布格局,且东西差异大于南北差异。（2）从全局空间自相关来看,云南省县域农业生效率正相关和波动性空间集聚特征显著;从局部空间自相关来看,农业生态效率空间正相关的县域数量在逐年递减,集聚性呈下降趋势。农业生态效率高高（HH）集聚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北部及南部,向邻接县域扩散的趋势明显;低低（LL）集聚主要分布在云南省中部和东南部。（3）从影响因素看,社会经济因素仍是目前农业生态效率主要影响因素,但其作用强度不断下降,自然环境因素特别是地形起伏度解释力不断上升,不同驱动因子对其空间分异的影响差异明显,且驱动因子交互作用会增强农业生态效率空间分异。结论 云南省县域农业生态效率时空分异显著,社会经济因素是农业生态效率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地形起伏度、降水等自然生态环境因素对农业生态效率影响程度明显提升。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耕地保护与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协同发展研究

目的 研究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以期为中部地区的区域协同发展、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参考。方法 文章运用熵值法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利用耦合度模型、协调发展度模型测算2004—2017年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系统协调发展水平,进而分析中部地区各省协调发展演变的时空特征。结果 （1）2004—2017年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系统协调发展度由0.542上升至0.797,增长47.05%,协调发展水平从中度协调提升到高度协调。（2）经过14年的发展,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有很大提升,其发展速度远远高于耕地保护和建设用地集约利用。（3）2004年只有山西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系统处于高度协调状态,其他5省都处于中度协调状态;2017年山西仍然处于高度协调状态,江西、安徽步入高度协调阶段,而河南、湖北、湖南提升到优度协调状态。结论 研究期间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系统协调发展度呈稳步上升趋势,但协调发展度水平不高;城镇化发展速度比较快,耕地保护承受巨大压力;中部地区城镇化、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协调发展水平具有不均衡性,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     

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与A级旅游景区空间协同发展研究

[目的]文章旨在探讨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与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协同关系及其发展现状,从交通和旅游经济发展要素两个方面发现问题,并提出空间协同发展的优化措施,以期为本地区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种新思路和新路径。[方法]文章以甘肃省206个乡村旅游示范村和358个A级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了乡村旅游示范村与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协同发展的意义与机理;其次从数量空间、质量空间和空间耦合协调度3个维度分析了二者的空间协同关系;最后运用ArcGIS软件从交通可达性和旅游经济发展要素两方面分析了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与A级旅游景区协同发展的现状并提出优化措施。[结果]（1）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与A级旅游景区数量空间关联显著,质量空间关联属于优质协调水平,空间耦合协调水平表现为良好协调。（2）甘肃省14个市州乡村旅游示范村的交通可达性低于A级旅游景区。（3）甘肃省旅游经济要素点整体密度值较低,南北分布差异显著。[结论]（1）加快区域内游客集散中心建设。（2）在旅游资源拟合程度较好的区域发展高等级道路。（3）在乡村旅游示范村和A级旅游景区拟合较好的区域,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通过测度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的地理集聚状况、地理联系程度、发展等级分异,以准确把握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河南省18个地级市的259个乡村旅游特色村、100个休闲观光园区、82个生态旅游示范镇为研究样本,结合数学计量方法和GIS技术,综合运用基尼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地理联系率、核密度估计值、乡村旅游等级发展指数,对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1)河南省的乡村旅游地类型丰富,按所占比例依次为山地景区旅游带、过渡区旅游带、市区边缘旅游带、小规模旅游带4种类型。(2)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趋于集聚,总体呈现出中西北部密集,东南部稀松的分布特征,地区间发展分异明显,且乡村旅游地与地区经济、人口要素匹配性高。(3)河南省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为多核心带动型,发展等级豫北最高,豫中次之,豫南和豫西居于中间,豫东因缺少核心带动城市而成为全省低谷地区。(4)人均GDP、人口密度、城乡人口结构、国家景区依托、公路铁路干道交通、自然资源条件是影响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结论]河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集聚程度高,且与国家A级景区分布高度吻合,应注重打造乡村旅游与A级景区建设的协调发展机制,打造"大旅游"片区;同时高集聚分布也代表着乡村旅游地发展等级空间分异明显,应围绕豫东、豫南打造核心城市,以弥补发展短板。     

河南省农业与旅游业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从时空角度探讨农旅协调发展程度,为河南省农业旅游业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方法］从农业发展规模、农业发展保障、农业集约化水平、旅游经济、旅游保障和旅游市场等几个方面构建了农旅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构成的组合法对指标赋权,用改进的TOPSIS法计算协调度,用标准差椭圆法分析协调度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1995—2015年河南省农旅协调度从勉强协调向良好协调发展; 2007、2010和2015年各地协调度差异不大,郑州、洛阳和南阳3市的农旅协调度为中度协调,中度协调区域大致呈C字形分布,其余城市为勉强协调; 协调度重心靠近郑州、许昌交界处,分布方向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分布的方向性和集聚性不是很明显。［结论］根据各地旅游业、农业及农旅协调度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科学合理的、差异性的农旅协调发展对策：以旅促农、以农带旅和旅农共进。     

吉林省农业生态旅游功能分区研究  谢 璐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生活在喧嚣都市的人们越来越向往恬静的田园风光,农业生态旅游业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形式与旅游活动项目应运而生,并且越来越受到相关学者与政府的重视.文章以吉林省农业生态旅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农业生态旅游的发展现状,指出其发展存在生态环境破坏、 基础设施落后、 管理水平较低、 产业链条较短等问题;综合考虑吉林省地形地貌特征、 气候特征、民俗风情等因素,考虑不同区域农业经济、 社会、 生态及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对其进行地理空间分区,大致分为东部长白山农业生态旅游功能区、 中部松辽平原农业生态旅游功能区、 西部松嫩平原农业生态旅游功能区,同时探究了各功能区的差异性特征;针对各功能区不同特征提出"政府调控-市场调节"相互配合、"农业-旅游业"相互耦合、"经济-社会-生态"相互协调、"以点带面"互联互动、"省内-省外"互学互助等发展建议,以期为当地农业生态旅游的发展提供借鉴,为促进吉林省农业生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旅游强省评价体系构建及实证测量研究

基于建设旅游强国的战略目标的提出,我国很多省市提出了旅游强省的发展命题。然而,目前对旅游强省的研究甚少,尤其是缺少旅游强省的评价指标,对旅游强省的判断缺少依据,对其评价缺乏科学性。本文尝试构建了旅游强省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问卷调查及层次分析法计算确定了各项指标的权重,并以辽宁省为例进行实证研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测评,进而对其旅游强省发展程度进行判识。     

湖南省乡村旅游类型及其空间格局研究

目的 探究湖南省乡村旅游类型和空间分布格局,为该省乡村旅游多样化发展和空间格局优化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筛选湖南省的276个乡村旅游点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对乡村旅游点进行类型界定和划分,然后分别采用ARCGIS软件空间分析方法,从全省、地级市、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进行多层面多角度地综合分析。结果 （1）湖南省乡村旅游类型可以划分为4个类型,包括自然景观类、休闲度假类、特色农业类、民俗文化类。其中休闲度假类比例最大（31.52%）,其次是民俗文化类（30.80%）,自然风景类（19.57%）,特色农业类（14.86%）。（2）湖南省乡村旅游点空间分布整体呈集聚状态,形成以“长沙—湘潭”为核心的“常德—长沙—湘潭—衡阳”主体集聚片区,重点分布在为以洞庭湖流域和湘江流域以及以长沙和株洲为中心的交通枢纽周围。5A景点、水系分布、道路交通、中心城市、经济水平和人口密度均对其具有明显的正面影响。（3）湖南省4种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点也均表现为明显的集聚分布,但是集聚态势各不相同,以特色农业类集聚程度最高,民俗文化类和休闲度假类次之,自然景观类集聚程度相对最低。各类型在地级市的分布相对均匀,每个区域仍有各自的特色旅游类型。结论 湖南省乡村旅游点分布整体呈集聚态势,且乡村旅游类型具有明显的多元化发展趋势。首先要明确自身特色,做到精准定位。其次各类型协同发展,目前湖南省休闲度假类乡村旅游发展较快,需要严把质量关;民俗文化类资源丰富,可以深入挖掘,尤其是湘西、张家界和怀化3市区等。此外积极推动高级旅游景区建设,完善湘西南地区的交通体系等,进一步推进湖南省乡村旅游的协调健康发展。     

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 定量评估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期为该省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选择2012—2021年陕西省的相关指标数据,采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模型进行分析,并结合ArcGIS软件和GeoDa软件对两者空间差异和耦合发展时序变化进行分析。结果 （1）2012—2021年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呈逐年递增趋势,其中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逐步缩小,趋向均衡发展,新型城镇化空间差异变化不大;（2）各区域内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城乡发展不均衡性得到改善,在空间上表现为北高南低的分布态势;（3）随着各地区水平提升的不同,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差距加大,个别城市存在明显的单系统发展滞后问题,陕南地区受区域高水平城市带动效应不强。结论 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正处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阶段,两者发展趋势呈正相关,未来需加强区域间合作,突破区位限制,推动陕西省向多元化驱动的城乡协调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有效结合与高质量发展。     

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旨在为山西省的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选取山西省213处国家级和省级乡村旅游示范点为研究对象,运用最临近点指数对其空间分布类型进行判别,并运用地理集中指数和地理联系率对其分布均衡程度和地理联系程度进行考量,通过核密度图进一步分析其空间分布指向,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分布呈集聚分布的特点,且与经济规模和人口密度在空间上的均衡、配合程度较高。［结论］（1）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包括以太原和晋中为主的中部密集区和以临汾、运城、晋城为主的南部密集区,且都以各地级市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大多数示范点分布于城郊地区; （2）经济发展、人口密度、资源禀赋、区位因素和社会因素是影响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分布的主要因素,其中农业科技类、农事体验类和特色村镇类多分布于经济和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