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破除城乡发展困境的关键,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走之路。文章通过构建乡村振兴指数和城乡融合发展指数,运用新疆总体数据及14个地州市的数据对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2018—2020年新疆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要优于2011—2017年,整体上城乡融合发展低于乡村振兴水平;从时序耦合分析可知,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耦合协调水平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关系平稳向好;从空间耦合分析可知,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在各地州市的耦合协调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北疆地区要优于南疆地区。针对结论,提出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健全反哺乡村机制;推进县域城镇化的建设,提升以城带乡能力;科学统筹全疆资源,均衡南北疆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融合问题探究

十九大提出了一项重要国家战略——乡村振兴,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容.但21世纪最重要的主题依然是城镇化,如何将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融合起来,成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目前,河南省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乡村建设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单向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衰落引发的乡村问题.二是乡村自身的发展能力和治理能力不足导致的乡村问题.本文从体制机制方面提出相应创新对策.     

城乡融合的逻辑机理、多维测度及区域协调发展研究——基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推进视角

在加快构建全域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背景下,合理评估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及区域发展差异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双轮协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机理,创造性地构建一套兼顾系统论和复合论思想的评价指标体系,对201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城乡融合发展总体及分维度水平进行测算,并对区域城乡融合发展差距展开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期内城乡融合发展总体及分维度水平均呈现平稳上升趋势;城乡融合发展总体及各维度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且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东部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总体水平的内部差异最大,东部—西部的区域间差异最大。据此,提出促进区域城乡融合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本研究为城乡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新思路,也为缩小区域城乡融合发展差距提供政策参考。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产业融合与乡村振兴协调机制

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但激化了城乡发展不平衡这一社会矛盾,城镇化逐渐成为"房地产化"的代名词。因此,新型城镇化成为我国提高城镇化质量,推动其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突破口。结合广州市从化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情况,在目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产业融合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还存在缺乏充足的劳动人力资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方向不明确、农民返乡务农和创业率低等问题。对此,提出了推动产业融合、充分挖掘乡村文化、大力发展主导产业、加大教育培训力度等具体解决方案,以促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产业融合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江苏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是新时代国家的重要战略部署,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关键举措。在此背景下,以江苏省为研究对象,剖析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战略耦合机理,梳理江苏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推动江苏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路径措施。     

城乡融合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发展探讨

在我国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将为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这就要求我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阐述了城乡融合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特点,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从1990—2017年世界各地区农村人口的递减趋势中得出传统乡村必定消亡的结论。20世纪30年代到十九大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新农村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要更加明确地落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坚持以人为本、立足实际、构建治理体系、坚持绿色发展及传承优秀文化五大方面进行探讨,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策略,为城镇化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借鉴,为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管理提供参考。     

人力资源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协同发展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发展领先乡村发展的现状导致城乡人力资源出现城市人才虹吸效应、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不高、乡村人力资源结构持续恶化、乡村体制难以吸引城市人力资源等问题。文章分析了引起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从人力资源视角提出完善政策和制度体系、加强人力资源流动性、创新就业形态、优化人力资源分布、活用数字技术等措施,以期推动城乡人力资源更好地协同发展,提高两大战略双轮驱动的效率。     

河南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耦合协调性分析

［目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乡村治理的有效实施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研究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有助于不断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方法］通过构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和加权法对2007—2016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展开了评价,采用障碍度诊断模型对制约该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治理水平的障碍因子进行了诊断,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演变规律。［结果］（1）2007—2016年河南省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0211提高到2016年的0788。二、三产业从业人数、亿元GDP专利授权量和城镇人口密度是该省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因素。（2）2007—2009年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0444提高到2009年的0482。2010—2013年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现下降趋势,由2010年的0441降低到2013年的0397。2014年乡村治理评分开始上升,2016年相比2014年提高223%。农药投入、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化肥投入是制约该省乡村治理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3）2007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治理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为0377,处于低度协调耦合等级。2008—2016年耦合协调度整体上由0403提高到0575,处于中度协调耦合等级。［结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乡村治理较为落后,今后城镇化建设应以乡村治理为基础,努力实现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向更高水平发展。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协同发展

为解决城乡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既满足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又平衡了城乡协调一体发展的目标,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乡关系理论结合中国的现实和历史进程阶段,提出了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融合发展的路径建议.本文从理论和现实层面解释了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逻辑联系,并且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制度等五个层面,提出相应的现实路...     

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 定量评估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期为该省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选择2012—2021年陕西省的相关指标数据,采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模型进行分析,并结合ArcGIS软件和GeoDa软件对两者空间差异和耦合发展时序变化进行分析。结果 （1）2012—2021年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呈逐年递增趋势,其中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逐步缩小,趋向均衡发展,新型城镇化空间差异变化不大;（2）各区域内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城乡发展不均衡性得到改善,在空间上表现为北高南低的分布态势;（3）随着各地区水平提升的不同,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差距加大,个别城市存在明显的单系统发展滞后问题,陕南地区受区域高水平城市带动效应不强。结论 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正处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阶段,两者发展趋势呈正相关,未来需加强区域间合作,突破区位限制,推动陕西省向多元化驱动的城乡协调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有效结合与高质量发展。     

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影响机制

[目的]定量评估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影响机制,对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方法]文章采用熵权与变异系数综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相对发展度、ESDA分析2009—2019年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在此基础上借助地理探测器进一步分析导致空间异质性的驱动因子。[结果]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指数增速明显,协调水平不断优化,从2009年拮抗、磨合发展阶段,到2019年多数地区达到初步协调发展阶段;西部内部协调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和“两极化”特征,具有“俱乐部趋同”现象;相对于单因子驱动,双因子的交互作用解释能力更强。[结论]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变化明显;内部地区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在基础设施“硬件”上多下功夫的同时,构建“多组合”发展策略有助于西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水平的提升。     

湖北省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耦合度研究

[目的]通过对湖北省的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度的计算,对两个系统的耦合发展阶段进行深入分析,为湖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工作提供一定的研究基础。[方法]根据湖北省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和要求,建立两个系统的评价体系,选取2010—2016年的相关数据,运用熵值法确定两个系统各评价指标的权重,计算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其耦合发展模式。[结果]湖北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逐年增加,新农村建设的综合发展水平在2015年达到最大值,随后开始下降,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开始处于中度失调衰退,从2011年开始处于濒临协调发展阶段并开始稳定。[结论]湖北省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耦合协调度增长势头明显,具有良好的协同作用,在后续调整过程中要注重交通运输能力、文化事业发展、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化肥施用量等方面。     

河南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性分析

[目的]探究近年来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发展关系,将为今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统筹发展相关政策的提出提供理论参考,将有利于不断推动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方法]通过构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基于熵值法对2007—2016年河南省17个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格局演变分析,并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1)2007—2016年河南省17个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均呈递增趋势,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速度总体快于乡村振兴,且区域差异较为显著。其中2016年郑州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分值为0.862,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南阳市和商丘市的评价分值较低,分别为0.230和0.223。鹤壁市和郑州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分值高于其他地区,分别为0.566和0.517。平顶山市的评价分值最低,仅为0.346。(2)2007—2016年各市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明显的递增趋势,其中郑州市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其他各市不断向更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过渡。[结论]河南省大部分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总体上落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今后应针对地区优势,不断优化乡村建设规划,加快乡村振兴发展进程,统筹城乡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向更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过渡。     

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与传统农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空间差异——基于ESDA方法和面板DOLS模型的实证研究

伴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区域中心转移造成传统农业地区出现农村经济"边缘化"和农村人口"空巢化"的危机,因此文章利用河南省60个传统农业县域2000~2014年面板数据,运用Kernel核密度估计、ESDA空间地理统计分析方法和动态DOLS回归分析模型,实证分析了传统农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空间集聚特征以及城乡差距、城镇化对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影响力度和方向。研究结果表明:以河南省60个传统农业县为例,受空间近邻效应的影响,传统农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空间格局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分布特征,核密度估计结果表明其地域差距在逐步扩大;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对"中心-外围"地区转移模式的影响强度和方向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城镇化水平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就地非农化最主要的外核拉力,且高值集聚区处于高水平均衡状态;区域中心城市"空间溢出"的非均衡性是造成劳动力就地转移出现极化特征的潜在诱因。上述研究结果意味着,可以通过工业化重心下移、鼓励城乡联营、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等措施提高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吸纳能力。     

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耦合性分析

［目的］积极发展乡村旅游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研究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促进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的发展,实现农业产业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在构建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2010—2016年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1）2010—2016年,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评价值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新农村建设的评价值由0169增加到0751,增长了345倍,乡村旅游发展的评价值由0033 7增加到10,增长了2897倍,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2）2010—2016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由低度耦合（2010年）向中等耦合过渡（2012—2016年）,两系统之间的关联度较高。（3）2010—2016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逐年递增,耦合协调度由0207提高到了0650,由低度协调耦合逐步演变为高度协调耦合。［结论］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整体效应和协同效应保持平稳增长,但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互动持续发展仍然是今后要重视的问题。     

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测度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对其耦合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对山西省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基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在0. 3~0. 7,处于中等耦合阶段,两者的发展水平进步较快;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0-2012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2013-2015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在2016年达到高度耦合协调水平。[结论](1)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值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D在2016年均处于近7年最高点,但耦合度增长迟缓,今后应注重两者的融合发展,更好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美丽乡村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充分挖掘乡村资源价值,以促进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全面协同发展;(2)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增长态势明显,耦合效应明显,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山西省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地意义;(3)山西省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耦合发展可分为起始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耦合度从2012年起长期处于稳定的中度耦合状态,但耦合协调度增长趋势明显。     

城乡融合视角下河南省乡村地域功能评价及振兴路径研究

[目的]通过分析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关系,在深入了解我国城乡发展规律与变化趋势的基础上,探析符合时代要求的乡村振兴路径对于突出乡村地域功能特色,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积极意义。[方法]文章从乡村地域功能的角度探析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通过对研究区域的乡村地域功能进行评价,通过分析其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乡村振兴目标对振兴路径进行分析。[结果]城乡融合视角下的河南省乡村地域功能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分异特征,生产发展功能指数其生产发展功能指数主要介于0.035～0.265,高值区主要集中在豫南的南阳、驻马店、信阳,中值区集中在豫东北,低值区集中在豫中城市群。生活功能指数主要介于0.015～0.205,低于生产功能指数,呈现出地带性分布特征,生态功能指数介于0.025～0.019,高值区主要集中在森林资源较丰富的伏牛山区。总体功能指数介于0.105～0.645,豫西大于豫东,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结论]城乡融合背景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路径就是补齐乡村的不足与短板,发挥城乡融合优势,通过优化城乡空间布局,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从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相互作用机理来看,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结合当前河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阶段性要求,乡村振兴路径探索应基于对乡村地域功能格局与演变规律的科学认知,立足于乡村地域功能类型及地方发展基础,遵循因地制宜、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分区推进的指导原则。围绕乡村振兴的五大目标体系,总结和梳理不同功能类型的乡村地域空间存在的功能缺陷,分析资源整合方式,促进乡村重构。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关系测度

[目的]科学构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评价方法体系并研判两者是否协调及协调状态对河南省建设现代农业强省至关重要。[方法]文章基于2006—2016年时间序列数据,采用AHP法、耦合度模型和协调度模型,构建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定量测度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度与协调度。[结果]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成效显著。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社会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等都取得了明显的效益。河南省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增强, 2006—2016年,农业现代化指数由0.215 4提升到0.781 6。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度为中度耦合,处于拮抗阶段,这说明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存在失衡。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度经历了中度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协调—勉强协调—初步协调5个阶段,两者的协调水平还较低。[结论]河南省应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提升农业供给能力,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     

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机理及协调性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目的 为探究重庆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减贫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方法 文章在分析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机理的基础上,使用洛伦兹曲线和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算33个涉及扶贫开发任务区县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的耦合协调度。结果 （1）经济发展对于农村减贫具有正向带动作用,但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经济发展带动农村减贫的作用逐渐减弱;（2）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一圈两翼”的特征,中心城区及周围区县为经济发展高值区,渝东南武陵山区和渝东北秦巴山区为经济发展低值区,贫困空间分布格局与之相反;（3）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格局,在主城都市区形成了明显的高值区,渝东北和渝东南连片特困地区形成明显的低值区;从时间序列来看,耦合协调状态整体呈现逐级正向跃迁的趋势。结论 基于经济发展与农村减贫耦合协调状态的空间差异性,未来应因地制宜、分区分类精准施策,稳步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乡村土地利用效益评价

文章在实地(河北省邢台市)调研基础上,通过文献分析与成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城乡一体化进程当中乡村土地利用效益进行系统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目前我国在城乡一体化进程当中乡村土地利用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并给予相应的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当中,对我国乡村土地利用效益影响较大的主要因素有政府政策不合理、对于土地利用效益缺乏足够认识,这些原因直接导致在城乡一体化进程当中乡村土地耕地边际化现象严重、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过大、土地生态效益低下及乡村土地配置不合理等现象的出现。基于对土地效益评价与我国目前乡村土地利用状况的深入分析,该文认为应从土地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对于目前城乡一体化进程当中存在的土地利用效益偏低的现象进行整改,例如提高土地的集约度,实行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进而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益;通过合理规划商业用地、居民住房用地及农业用地的比例提高土地的社会效益;发展多种形式的生态养殖与特色旅游业促进土地生态效益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