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主观贫困线测度

本文利用"中国转型时期城镇贫困测度与反贫困政策评估"课题组的最新调查资料,用交叉法和回归分析实际测算了7个代表性城市的主观贫困线.计算结果表明,主观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比较接近,说明计算结果是合理的;同时,主观贫困线远远高于当前城镇贫困人口的实际救助标准--"低保线",说明救助标准太低.因此,建议推广使用主观贫困线方法来识别城镇贫困人口,并以此作为"低保线"制订的参照值.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减贫效果评估

长期以来,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投入规模、 组成结构以及投入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级政府减贫政策的落实.本文采用2009—2019年的中央和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总量投入还是人均投入都显著降低了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在分配过程中能更加有效地兼顾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和贫困深度,向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倾斜,具有显著的"均衡效应";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对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在总量上不具有经济意义的显著性,在人均投入上不具有统计意义的显著性,各省份在分配省本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时,没有统一的标准,多是根据自身财力酌情安排,导致省级财政投入存在明显的"财力效应".本文从应对不同贫困类型的财政支出政策设计、应对贫困问题的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以及财政资金投入的绩效管理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贫困标准及全球贫困状况

贫困标准是用于测量和识别贫困人口的重要工具。收入贫困一直是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贫困标准。以收入标准定义的贫困线,一般包括满足家庭基本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货币支出。世界银行用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收入贫困线定义了世界贫困标准。收入是实现脱贫的重要工具,是衡量贫困的重要代理变量,但并不能全面反映真实的贫困状况。人类发展指数旨在弥补收入标准的不足。虽然人类发展指数对收入标准作了重要补充,但仍不足以反映人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情况。为此,基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方法理论,Alkire和Foster构建了多维贫困指数,以更加全面地反映贫困人口的多维度被剥夺情况。《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首次公布了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多维贫困状况。多维贫困指数包括了反映环境贫困和资产贫困的重要指标。收入标准、人类发展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三种方法,对加强我国贫困监测,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新世纪福建农村贫困的界定

贫困界定事关扶贫大局,对贫困人口数量、分布以及扶贫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均可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有必要根据现阶段农村扶贫工作的需要和物价、食品结构等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研究、测算、确定福建新世纪,特别是2000年基期的农村贫困标准。 一、贫困界定原则 1、以原有农村贫困标准为基础。原有农村贫困标准是根据低收入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计算的,它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满足最低营养标准的基本食品需求,即食物贫困线;另一部分是最低限度的衣着、住房、交通、医疗及其他社会服务的非食品消费需     

贫困线测算方法的最优选择

贫困线的确定一直是正确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贫困状况的重要问题。本文从贫困的基本特征出发 ,分析了贫困线的标准 ,通过对各种方法的比较研究 ,认为采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来测算贫困线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上都能较好的反映贫困 ,并就我国居民的消费支出进行了实例测算     

中国城市中的三种贫困类型

我们课题组在 1 999年进行了一次覆盖六省市的住户调查。本文利用这次调查数据对中国城市贫困的性质和特点进行了考察。通过综合考虑收入标准和消费标准 ,我们把中国城镇贫困分为三种类型 ,即持久性贫困、暂时性性贫困和选择性贫困。在贫困人口中 ,有一大部分是属于选择性贫困 ,即他们的收入高于贫困线而消费低于贫困线。我们对贫困户的消费函数进行了估计 ,其结果显示以下几个因素对贫困状况产生重要的影响 :修匀收入的效应 ;人们防备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心理 ;人们为将来投资而进行储蓄的行为 ;家庭对子女教育和医疗服务的特别需要。我们还对三种贫困类型进行了比较分析 ,从中发现预测的金融资产和预测的收入 ,以及教育和医疗的特殊需要都对不同类型的贫困户的消费行为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中国农村扶贫的政策效应分析——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考察

中国农村制度化扶贫是一种开发式扶贫战略,其政策效应日益削弱: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更为分散;相当数量的真正贫困人口没有能力从扶贫项目中受益;现行的扶贫策略也难以有效针对疾病、教育等致贫风险。现阶段中国扶贫政策在收入救助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提高贫困风险人群应对贫困风险的能力。     

中国农村扶贫资金投入与贫困减少的经验分析

本文分别以中国官方贫困线和国际贫困线为标准,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就中国政府的农村扶贫资金投入和贫困减少的长、短期关系和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扶贫资金对农村贫困减少具有短期的促进作用,但效果不显著。从长期看扶贫资金抑制了农村贫困的减少,但这两者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经济增长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经济增长在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的同时,加重了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因此,进一步完善农村扶贫资金运行机制、提高扶贫项目的瞄准性,对于解决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城乡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扶“志”还是扶“智”

在共同富裕目标下,扶贫重心逐步转向缓解相对贫困。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8年的数据,本文通过多年收入来确定相对贫困线,以提高相对贫困人口识别的精准度。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VEP模型测度城乡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由于内生动力是实现相对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构建了“智”与“志”对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分析框架,并且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实证分析“智”与“志”的作用。为克服内生性,本文进一步使用Ⅳ-Probit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在较低的相对贫困标准下,以教育为代表的“智”都能够有效降低家庭成为相对脆弱性家庭的概率,以对未来信心为代表的“志”的作用并不显著;在较高的相对贫困标准下,“志”对于减缓相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变得显著,而“智”的边际作用有所下降。     

以多维度贫困测度法落实精准扶贫识别与施策——对贵州省50个贫困县的考察

在精准扶贫的新阶段,以单一指标衡量贫困的方式已不合时宜,采用多维度贫困测度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贵州省50个国家级贫困县为研究对象,从社会生产、财政金融、居民收入、生活与健康及教育5个主维度、16项指标出发,对其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并考察各维度贫困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度,分析该地区在2006~2013年多维贫困的演变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已有的贫困县标准未能准确反映各县的真实贫困程度,可能导致对贫困县的判定出现误差;而多维度贫困测度法可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精确瞄准致贫原因。2006~2013年地区多维贫困状况虽有缓和,但改善程度有限,甚至个别维度贫困状况呈上升态势。可见,适应精准扶贫要求,应推动多维度贫困测度法的广泛应用,并基于此构建"普惠——精准"的均衡脱贫攻坚政策,实现精准扶贫绩效的多维度评价。     

移民搬迁农户的贫困类型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南安康的抽样调查

研究陕南移民搬迁农户的贫困类型和成因有利于建立精准的扶贫工作机制。本文基于2011年陕南安康市的农户抽样调查数据,运用多分类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移民搬迁农户贫困类型的影响因素。通过综合考虑收入和消费标准,可以将移民搬迁农户分为选择性贫困、暂时性贫困和持久性贫困三种类型。收入高于贫困线而消费比贫困线低的农户所占比例为28.57%,这种贫困类型属于选择性贫困。实证分析的结果发现,自愿搬迁和集中安置对农户摆脱持久性贫困有显著帮助,而2011年的搬迁农户更容易走出选择性贫困陷阱。此外,农户的家庭和社区特征以及生计类型对他们是否陷入贫困有显著影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治理挑战及减贫合作启示北大核心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面临较为严峻的减贫挑战。基于“消除一切形式贫困”和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经验,构建多维贫困分析框架,从贫、困两方面分析沿线国家的极端贫困、中度贫困和多维贫困状况,并从政局稳定、经济和社会制度角度解析贫困治理面临的挑战。研究发现,沿线国家消除极端贫困取得明显成效,但极端贫困问题依然严峻;中度贫困发生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度贫困人口数量占全球贫困人口总数比重趋于上升;沿线国家农村面临严峻的多维贫困挑战;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贫困人口最多,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次之。建议针对“一带一路”沿线重点贫困国家和经济走廊,与中国合作建立利贫性经济增长、包容性社会发展和多维度精准扶贫的减贫机制,共建“减贫之路”和“增长之路”。     

英巴两国城市贫困治理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城市贫困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文章在梳理英国和巴西这两个典型国家城市贫困治理实践的基础上,总结性提出它们对我国城市贫困治理的启示,即要综合运用贫困人口政策和贫困地域政策化解贫困,贫困人口政策要更注重"造血能力"的提升,贫困地域政策要更注重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     

全面小康后云南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治理研究

自2014年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云南省取得了显著的脱贫成效,实现了绝对贫困人口的基本消除.2020年全面小康后,云南省即将面临相对贫困的治理问题.文章分析了云南农村相对贫困的总体趋势,通过调研发现治理的四大难点:产业扶贫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差,贫困地区的教育基础薄弱,农村贫困地区医疗保障能力不足,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问题,提出治理云南省农村相对贫困的可行路径为:优化产业扶贫的发展路径、强化对"扶智"的重视、增强基本医疗服务供给、构建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问题研究——基于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的实证分析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贫困人口多,贫困分布广,贫困程度深。基于此,国家大力推行"精准扶贫",各级政府积极落实国家政策,地方政府作为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过程中存在巨大挑战。作为一种新的扶贫方式,"精准扶贫"着力凸显的"精准"特征,对基层政府的能力方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文章在对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贫困现状,找出河南省项城市梨西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改进地方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措施。     

中国转轨时期居民收入差距、贫困与增长问题的研究

本文回顾了不平等和贫困问题的基本研究成果,重点讨论了一种基于Lorenz曲线的不平等测度方法,并对主要结论进行了证明。利用该方法计算了中国1990、1992-2001年的不平等状况。对中国的不平等和贫困现状进行了国际比较,并分析了不平等、贫困与增长的问题。结果表明,全国不平等增加主要源于城乡差距不断加剧,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是主要因素;中国已步入不平等程度最严重的国家行列,不同收入人群从增长收益悬殊。利用不同贫困线测度,发现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贫困状况估计并不是一致的。     

公共转移支付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

本文利用两轮微观调查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首先基于期望贫困的脆弱性理论计算出脆弱性,然后使用纠正选择性偏误的倾向值匹配得分倍差方法来检验公共转移支付的效应。结果显示,尽管贫困发生率呈现下降态势,但城乡家庭遭受贫困脆弱性的比例不容忽视;随着贫困线标准的提高,贫困发生率与脆弱性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就业状态、工作性质及地区变量同时同方向地影响到贫困及脆弱性;无论贫困线划在何处,公共转移支付对慢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脆弱性没有任何影响。     

贫困测度方法与反贫困目标瞄准——以F_α系列贫困指数为例

政府在对贫困人口实施收入救助时,通常以追求目标群体贫困最小化为出发点.同时,政府常借助于贫困指数来评估贫困和反贫困政策效果.对收入相异的贫困人口而言,实际能否得到救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评估方法和约束条件.基于此,探讨了在不同约束条件下,贫困测度方法与反贫困目标瞄准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从效率和公平的角度看,我国应采用Fα(0＜α＜1)指数作为贫困评估方法,以实现Type-pr类反贫困政策.     

中国相对贫困治理及其对策研究

在取得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成就之后,中国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将重点开展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的核心内涵是收入分配不均等.相较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不仅具有多维性、多元性,而且具有长期性等特征,同经济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都紧密相关,在瞄准和治理上都比绝对贫困更加复杂.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国内部分发展较快地区的相对贫困实践经验值得借鉴.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分组数据,采用城乡两条相对贫困线测算了中国城乡相对贫困发生率并通过预测分析发现,近年来中国相对贫困程度整体大致平稳但略有上升,未来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可能会出现缓慢下降趋势,而城镇略有上升但基本保持平稳."十四五"时期相对贫困治理不仅要继续巩固已有脱贫成就、保证扶贫政策的有序衔接及可持续发展,更需确定适当的相对贫困标准、实现相对贫困的城乡统筹,并结合乡村振兴,建立可持续、常态化的相对贫困减贫机制.     

对农村贫困线及贫困发生率的反思——基于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的数据

目前,不同的机构关于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研究结果大相径庭,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们采用了不同的贫困标准,这显然不利于未来反贫困政策的制定。本文基于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的统计数据,对中国农村贫困线和贫困发生率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家统计局低估了农村贫困线与贫困发生率,同时,各地在制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也存在标准不一的问题。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