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幸福—收入门限研究

基于对幸福-收入悖论的各种解释,尤其是在Clark et al (2008)的框架下,引入相对收入变量,并结合两个实验经济学结论,我们推知幸福-收入门限是存在的。使用CGSS2006年的微观数据,本文估计中国居民的幸福-收入门限值大致位于“人均收入”3300元的位置,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从门限前显著正向变为门限后的不显著。门限回归中,收入和相对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呈现“前高后低”特征,而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结果在门限前后通常也呈现差异性的特征,由门限值划分的不同群体的幸福感对变量的敏感度不同。对于从中等收入跨向中上等收入水平的转型国家来讲,提升居民的幸福感,需要更加关注非收入的因素,尤其是人们越来越关注的自身权利、平等和公平等软因素,这些因素的满足依赖于公平发展方向上的体制改进。     

收入、社会保障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9）》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9）》的调查数据，研究了社会保障、绝对收入、相对收入等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绝对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对居民幸福感影响不再显著，相对收入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社会保障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在农村发展过程中，加强社会保障建设、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进而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6-2018年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采用回归分析、夏普利分解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超时劳动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通过分样本分析、倾向得分匹配法和替换变量法验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研究表明,超时劳动对农民工的幸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超时劳动对幸福感的解释力仅次于收入和健康,贡献率高于10%;超时劳动挤出了农民工的教育和娱乐投资,降低了其市民化融入水平,导致该群体幸福感的恶化。此外,收入提升削弱了超时劳动对幸福感的负向影响,教育程度正向调节超时劳动对幸福感的负效应。超时劳动对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代际异质性。因此,缓解农民工超时劳动是提高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配偶收入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

本文从家庭收入的角度对女性劳动参与率进行研究，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6年数据，实证检验配偶收入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表明，配偶收入与女性劳动参与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即配偶收入增加1%，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会增加1.7%，且当配偶收入达到当地人均收入9.88倍或人均支出11.58倍时，随着配偶收入的增加，“收入效应”会导致女性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区分低、中、高配偶收入组发现，随着配偶收入的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会经历先快速上升之后缓慢上升再到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地，配偶收入的提高对低技能、家中有1个子女、无学龄前子女以及农村女性的劳动参与均有显著影响。     

"互联网+农业产业链"融资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基于江苏宝应"田田圈"调查的实证分析

论文基于江苏宝应参与"田田圈"农业产业链的242户规模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互联网+农业产业链"融资对农户收入水平及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互联网+农业产业链"融资对农户收入水平具有正向影响;"互联网+农业产业链"融资增加了农户的收入差距,对低收入与高收入农户家庭增收有显著地促进作用,而对中等收入农户家庭的收入效应不明显,并且高收入的农户的收入增长效应明显大于低收入农户.     

工作压力、工作价值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呼包鄂地区为例

主观幸福感在现代社会愈加受到关注。本文从工作压力、工作价值观外在内在两方面影响因素研究主观幸福感,选取内蒙古呼包鄂地区进行问卷调查,516份有效问卷处理结果表明:工作压力及其因子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工作任务因子对事业取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人际关系因子对事业取向、职业取向和谋生取向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对家庭取向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总体工作价值观及事业取向、职业取向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职业取向、谋生取向在人际关系因子影响主观幸福感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事业取向在工作任务压力因子影响主观幸福感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建议组织从工作环境、管理制度、组织文化等方面降低员工工作压力,提升主观幸福感。     

公共服务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利用2005年和2015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数据,分析了公共服务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共服务对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其影响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强。其中,社会保障类公共服务的正面作用相对更加明显。公共服务产生幸福增进效应的可能渠道包括机会均等性的提高、居民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以及居民生活环境的优化。     

财政收入预算棘轮效应研究:以新疆为例

委托人往往通过代理人过去的业绩来观察代理人的能力和努力水平,本期业绩成为后期标准的重要参考,从而产生了棘轮效应.文章以财政预算收入为对象,以1999-2007年新疆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样本,研究两个问题:一是财政收入预算编制中是否存在棘轮效应?若有,是为正效应还是负效应;二是探讨财政收入预算棘轮效应的影响因素.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新疆地州财政收入预算编制中存在棘轮效应;财政收入正向棘轮效应大于负向棘轮效应;转移支付水平,预算松弛,环境变动对财政收入预算棘轮效应有显著影响.     

数字经济对城镇居民收入结构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城镇居民收入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对城镇居民收入具有正向作用。收入结构方面，数字经济削减工资收入，提高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使用工具变量后，结果保持稳健。（2）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低技能群体受数字经济的负向影响显著，与高技能群体收入的差距扩大。（3）从机制分析来看，尽管生产效率、智能化程度和政府治理监管质量三条路径的综合力量表现为居民总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对于收入结构的变动存在差异：生产效率降低工资收入，智能化技术增加所有类别收入，而政府治理监管的作用则体现在提高转移性收入。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与收入分配制度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自由时间、收入与幸福感——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在对时间、收入与幸福感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中国家庭时间、收入与个体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使用生活满意度法估计时间自由的货币价值，结果表明：对于全部家庭来讲，自由时间、收入的增加均能够增加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且这种正向影响的显著程度比较强；自由时间每增加1个百分点带来的主观幸福感的增加相当于个体当月总收入增加5.89个百分点。这一结论蕴含的政策含义是：以人的发展为最终目的的经济发展既要着眼于提高个体收入，又要通过改革来增加自由时间以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语言对外来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基于对上海外来农民工情况的调查.

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2011年上海外来农民工情况调查数据,基于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双重视角,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语言对外来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上海话熟练程度的提高不仅有利于增进其绝对收入,而且还会对其相对收入的感知起到正向作用。普通话和家乡话的熟练程度对其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影响均不显著。上海话作为一种重要的非制度因素,已经成为上海市外来农民工获取心理平等感觉的一种媒介,对于其主动融入城市生活以及减小受排斥的预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基于对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调查结果,运用单因素分析方法,研究了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发现绝对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有着显著影响,并没有出现"收入-幸福悖论";而且相对收入越高,大体上看幸福感也越强。在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从收入角度出发,提出了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水平的政策建议。     

电商经济发展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吗？

基于中国2002—2013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本文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 GMM）方法考察中国电商经济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1）电商经济发展大幅提升了社会个体的经济参与度,促进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显著提升;（2）目前这种收益分配并未实现城乡居民的公平共享,显著扩大了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3）此效应表现出一定的地区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电商经济发展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效应十分显著,而东部地区这一效应并不存在,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城乡电商均实现较好发展,而中、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电商发展较不均衡。发展电商经济是调整城乡收入分配格局的一种重要新生手段,当前应更加注重提高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参与度,夯实农村电商发展基础,促进电商经济发展收益的公平共享。     

城市居民收入对通勤时间的影响——基于2014年CFPS数据的研究

城市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收入群体的职住空间分化与通勤行为差异增加,目前已有研究对于收入对通勤的影响存在争议。基于2014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定量描述和分析了全国、区域和省级尺度下居民的通勤格局,并探讨了居民收入与通勤时间的关系。研究表明:(1)我国城市居民2014年平均通勤时间为20.68分钟,并且存在较大的区域与省级差异。(2)收入对居民通勤行为具有正向的影响,收入越高通勤时间越长。(3)通勤还受到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社会经济属性和住房属性的影响。     

中国“幸福-收入之谜”现象研究

“Easterlin悖论”指的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并未直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这一现象也被称为“幸福收入之谜”。为考察中国的“Easterlin悖论”现象,首先构建理论模型考察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然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微观调查数据,采用Oprobit计量模型对居民幸福感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增进了居民幸福感,而地区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则降低了居民幸福感,收入差距和机会不平等程度的扩大也损害了居民幸福感。因此,除了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以外,降低机会不平等程度、缩小收入差距都有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教育收益率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分析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4），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教育收益率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收入分位点的提高，中国的教育收益率逐渐下降，教育收益率有助于缩小中国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2）配偶的受教育年限对低收入个体的影响更大；（3）城镇的教育收益率高于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城乡效应将加剧城乡收入差距；（4）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高于中西部地区，教育收益率的区域效应将加剧区域收入差距。总的来讲，教育收益率虽然会缩小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但会扩大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     

商业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CFPS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了家庭商业保险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商业保险资产对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收入效应,且随分位点数的增加,收入效应越大。控制变量中的家庭收入、城乡类别、家庭规模及受教育程度均正向显著地影响着家庭消费支出,且在各个分位点下系数呈现递增的趋势。考察商业保险对于不同类型消费支出的影响情况,发现商业保险对家庭设备支出以及居住支出等大额消费方面的支出存在显著的收入效应,而对于食品支出等生活必需品消费的影响微弱,对医疗保健的支出影响不显著。     

父职参与和生育意愿

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率是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现实和重大问题。不同于关注外部因素的研究,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聚焦家庭内部,实证研究了父职参与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父职参与能够显著提高生育意愿,该结论在克服内生性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父职参与对生育意愿的正向效应在性别之间差异不大,但对不同世代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别。提高自身生活满意度和对配偶承担家务的满意度,以及减轻“母职惩罚”在女性收入和职位晋升上的不利影响,是父职参与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途径。进一步分析表明,父职参与在显著减少男性工作时长的同时,也显著增加了女性工作时长,但对总体工作时长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父职参与不是简单的“看护者替代”,相较其他看护方式,父职参与对生育意愿的正向效应更加明显。因此,围绕提高育儿过程中的父职参与水平制定相关政策有助于提高生育意愿。     

金融创新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效应检验北大核心

以我国金融创新的发展现状为切入点,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协整分析法对金融创新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均衡的金融创新,即加大农村金融创新力度,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会缩小收入差距,这是金融创新对缩小收入差距的正向效应;不均衡的金融创新,即股票、债权、保险市场的高速发展,只能受惠于特定人群,最终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这是金融创新对缩小收入差距的负向效应。     

领导行为与领导幸福感:理论梳理与模型整合

以往研究大都关注领导行为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却忽略了对领导自身幸福感的潜在影响.哪些理论可以用于解释领导行为对领导幸福感的影响,目前还缺乏系统梳理,这阻碍了该关系的研究进程.在区分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基础上,发现资源保存理论、情感事件理论、自我决定理论、领导成员交换理论、自我损耗理论是解释领导行为影响领导幸福感的常见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