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与企业家精神

文章认为,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生着由量变到质变的经济升级优化的动态过程,在建立的分析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型中,引入新常态经济发展进程中影响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该变量同时通过影响企业家精神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同时在模型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本土企业在新的经济环境下需要具备的企业家精神。     

浅谈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经济形态由常态转换为新常态,中国经济新常态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经济新常态旨在用发展促增长,用增长促发展,它包含丰富的含义和内涵.因此,掌握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国新经济常态的特征,分析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考

我国目前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渐趋恶化,这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由经济增长方式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预示着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     

绿色经济: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新道路

从环境署倡议的绿色经济的基本内涵和内容看,绿色经济既是解决当前全球多重危机下经济发展困境和维持经济增长的一条新的发展之路,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策,是实现中国环境与发展战略目标的重大机遇,是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一条新道路,其提法符合当前我国环境与发展的大方向,与我国当前环境与发展的基本形势和战略目标是一致的。     

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自中国地级市层面的证据

环境规制是促进还是抑制经济增长,目前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本文利用2003-2015年中国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2012年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机制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由于目前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处于起步阶段,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外商直接投资两条路径作用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预测显示,长期内当产业结构优化、绿色发展常态化之后,环境规制会促进经济增长,即环境规制在短期内抑制、长期内促进经济增长.最后,根据中国环境规制现状和经济发展实际情况,提出政策建议.     

“新常态”下中国稳增长与促平衡的新挑战和新动力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增长规律影响和作用的必然结果,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以往30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难能可贵,但同时加大了制约经济发展的压力,经济增长速度开始逐渐步入与潜在自然增长相匹配的趋稳状态。"新常态"下稳增长是新的探索,要创新宏观经济的思路和模式,找准着力点,充分发挥市场的激励和促进作用,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因素与产业模式研究

本文运用经济增长的分配理论与方法,建立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核算模型,分析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固定资本存量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制度创新、劳动力增长、环境外部性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研究表明,运用高科技及现代化农业运营方式的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将成为推动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     

节能减排约束下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研究

基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约束的日趋强化,本文在构建基于产出角度的SBM-Undesirable模型基础上,从效率视角对节能减排约束下中国绿色经济绩效进行研究。主要结论有:考察期内节能减排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平均效率不容乐观,仍有17.8%的提升空间;效率较低的省份全部为西部省份,但效率较高的省份未必全部为东部省份,个别西部省份在一些年份均处于生产前沿;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区域差异明显;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增强环境治理强度及能力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现行能源结构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各因素对不同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有所不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效率、改善能源结构、加强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改善,同时,减排约束指标不能实行"一刀切"。     

环境约束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机理——基于CDE与FBA的数理分析与数字校正

本文将污染征税政策、清洁技术投资政策内生化,使它们随经济环境而相机变化,构建Hamilton动态优化模型,以发挥内生环境政策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优点。通过数理分析得到:污染税率累积增长是均衡增长路径(BGP)存在的前提;在内生环境政策的激励下,"清洁"型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以大于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加速增长,从而抵消"污染"型自然资源负值增长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达成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通过数字模拟进一步得到:要达到相同的经济增长率和环境改善率,相对于最优均衡(FBA)模型而言,分散竞争均衡(CDE)模型要求污染税率的增长速率更大、"清洁"型投入要素对增长率贡献度更高。     

政治转型、适度集中和稳定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学术界曾经的主流观点认为,经济快速的发展需要经济上的市场化与政治上较快民主化,政治集中和政府强力推动的经济发展,对于经济增长是有害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在经济上快速市场化、在政治上快速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发展并不成功。即使亚洲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的经济发展在其结构转型期间,也实行了经济上的市场化和政治上的适度集中搭配模式。特别是中国经济上快速市场化与政治上适度集中和政府强有力推动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被世界誉为"中国奇迹"。本文拟就中国政治转型与适度集中和强有力的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体制,以及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阐述,与大家商榷。     

发展循环经济的绿色金融支持体系探讨

中国经济的增长面临着资源与环境的双重压力,发展循环经济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液,是循环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为循环经济相关的市场主体建立一个良性的、面向市场的投融资环境和绿色金融支持体系,对于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阈下的环境经济与自然资源管理——环境经济与自然资源管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随着中国经济步入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的新常态阶段,以资源严重消耗和环境污染加剧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加快破解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推动形成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已经势在必行。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坚持绿色发展"的重要指示,深入探讨自然资源的科学管理模式,推动新常态下的"资源—环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5年12月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     

新常态下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路径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新状态.面对世界经济增长低速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投资增长、工业生产增速、农业经济运行、消费市场、对外贸易等呈现新态势.经济转型、工业升级、企业经营、投资增长、对外开放、资源环境约束等方面面临诸多困境与风险.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探索新常态下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路径意义重大.     

中国式分权下的环境管制理论模型

在中国式分权的前提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会根据中央政府的偏好而变化。当中央政府注重经济发展时,地方政府会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增长,而且会通过降低环境管制水平来吸引流动资本;当中央政府注重环境时,地方政府会通过加大环境投资来保护环境,并且会提高环境管制水平。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涌现”现象及其发展模式的形成和演化

针对近期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奇迹认识的分歧,本文引入复杂科学的方法,考察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高速增长与经济发展模式形成和演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的研究表明,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涌现现象,中国奇迹是改革开放以来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经济行为主体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创造出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果。要素租金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带来中国30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产业结构发展不协调、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发展从要素租金驱动向创新租金驱动的转变,是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而从要素租金驱动向创新租金驱动的转变,在本质上是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     

高增长背景下的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研究——经验证据与体制解析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也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必然趋势。但中国当前产业结构特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相称,以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过高为特征的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的现象依然严重。笔者认为在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与中国经济特有体制的约束下,较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已内生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成为维系高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也异化为产业结构自身向高级化升级的巨大阻力。本文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运用中国经验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验证,并进一步剖析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迟滞的体制性根源,为辩证考察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路径提供了有益的研究视角。     

“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下的中国 经济增长与不平衡结构特征

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诸多的结构问题。本文以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为基本假设条件，对高速增长和结构不平衡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中国经济不平衡增长方式是在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内技术引进背景下形成的，并且要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就必须采取不平衡增长方式。在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下，高端部门对低端部门具有生产力和收入传递效应。在理论研究基础上，本文对高低端两部门的不平衡结构演变及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原有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维系，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才能使得中国经济向更为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而结构转变的核心在于技术进步方式的转变，只有自主创新替代技术引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结构问题。     

能源消费与污染排放双重约束下的中国绿色经济增长

在当前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践科学发展的紧迫形势下,在全球经济环境剧烈动荡的背景下,本文沿袭绿色GDP思想,讨论了以高能耗和高排放为特征的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可持续性问题以及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对经济增长约束的传导机制。为此本文构建了中国1995-2006年28个省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库,基于非参数环境生产前沿模型将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绿色分解,采用Tobit模型分析了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对经济增长约束的传导机制。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正在逐年恶化。表现为要素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明显,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在能源、环境约束下,要避免走粗放型经济增长道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     

世界经济困局下中国财政政策选择

2011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可以用四大关键词来概括:经济增长、债务危机、通货膨胀和财政整顿。这四个关键问题的形成及其发挥的作用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使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变得更加复杂,形成了三个困局:经济增长—债务危机—财政整顿的困局、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滞胀的困局、通货膨胀—债务危机—财政整顿的困局。在这些困局中,财政处于核心的地位,中国应在经济良性发展的环境下,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优势,对内做好自我保护,对外积极探寻破解困局之路,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更大的贡献。     

论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适应国际经济环境新变化的迫切需要,是国内经济发展条件变化的客观要求,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主线之所以要由经济结构调整转换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原因主要在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的方式是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含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面临发展条件、发展阶段、制度和观念等方面的困难。需要正确处理经济增长、结构优化、深化改革、维持稳定与方式转变的关系,创造有利条件,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