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的困境与出路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问题突出引起广泛关注。农民土地使用权受限、收益权受损和处分权受控,原因是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经营权定限和流转制度残缺等制度缺陷。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构建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机制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以确权扩能为中心的法律制度建设,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权利,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排除村委会处分集体土地的权力、扩大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和规范集体土地征收行为,必将促进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     

中国农民土地财产权保护新论

中国农民土地财产权是农民对农村集体土地享有的财产性权利,包括集体土地所有权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与集体土地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利,其本质为带有"公有"色彩的"私有财产权"。当前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应当是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财产权,强化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保护。     

玉林市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政府行为问题研究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做好这篇大文章,需政府不断创新思路,不断完善健全管理体制机制,才能实现政府得土地、城乡得发展和农民得实惠的战略目标.本文选择了广西农业大市玉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玉林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政府行为的现状阐述,探寻出其存在的一些问题,继而提出改进对策措施,旨在于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提供参考资料.     

农村土地整治实施路径的新探索

农村土地开发整治工程对切实保护国家耕地、节约集略利用土地,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农村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农村土地整治工作全面展开,但整治工程内容繁多,招标投标混乱,缺乏监管,导致工程投入资金不足、数量不够、质量不合格,在此情况下,采用原有的土地整治方式就不能充分发挥土地整治工程潜在功能.要高效优质地实施好农村土地整治工程,必须不断探索新的方法,新的路径,使整理出来的土地能够实现其应有的经济、生态效益.     

构建以用益物权为内涵属性的农村土地使用权制度

我国《物权法》采纳了用益物权的概念,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确定为一种用益物权,在权利内容上规定了可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农村土地使用权用益物权法律性质的确定,使农村土地产权由"弱化"、"残缺"的使用权逐步走向私法物权意义上的财产权,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进入21世纪,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新的环境、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面临许多新的挑战。新一轮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赋予农村居民土地财产权和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益为核心,就是要从法律上建立所有权和使用权制度,让土地用益物权成为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权利。     

构建农民与农村经济长期发展的财产权基础——基于成都市改革经验的理论分析

在现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下,农民并没有真正意义或物权意义上的土地财产权利。从成都市改革的实践经验来看,在这场改革中,农民个体表达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权能的完整性及"私有化"的强烈追求,以"还权赋能"为指向的成都市的土地制度改革适应了农民的这一要求。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指导下进行新的实践探索,改革的方向是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制度框架下使物权化的土地产权向农民回归,重新构建农民与农村经济长期发展的财产权基础。     

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一种法社会学的解释

《农村土地承包法》以法律的手段对农民承包地的调整做出了严格规范，初步确立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但是正是由于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界定不清晰，在实际操作中，各地的乡规民约屡屡与国家法发生冲突，从法社会学的角度，理顺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互动关系，确保农民的土地财产使用权，要把政策规定(国家法)的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定为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具有物权性质的土地财产权利，实为当前农村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为初始形式的农村土地登记制度引入,提高了国家对农民合法土地权利的保护力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或发证在使农民获得完整的合法土地产权、增强农民对土地权益的了解与信心、对抗农村集体干预、降低土地交易成本等方面创造了有利于农村土地市场流转的条件.江苏南通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证率较高的地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越发达,农户对农村土地产权稳定性信心越高,农村土地交易费用越低.因而有必要按照规范土地登记制度的要求,继续推进农村土地登记制度建设,以彻底实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模式选择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实现土地的优化配置,如何更好地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显得更加重要,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便成为解决这问题的一种趋势。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方式具有多样性,因地制宜的选择一种方式更加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率,保证农民获得合理利益在土地增值方面。"益阳"模式——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方式,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对策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面对土地资源非常有限的国情,积极引导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保障农民利益,提升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总体水平,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意义重大。1.为整体提升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水平进行制度设计创新。在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征用中,存在财产权补偿不足的状况,土地征用补偿     

新时期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述评——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土地理论视角

当前中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制度已经在全国大面积展开,这将为农村土地流转的实施提供良好制度基础,有利于维护和保障农民基本的土地财产权及相关财产,有利于规范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工作,为城镇化打下坚实基础。然而,如何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土地理论对当前中国土地流转大势进行再思考,亦值得探究。     

基于土地流转视角的农民土地权益问题研究

本文基于农村土地流转视角,在分析不同形式的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家庭土地权益受损的原因基础上,提出保护农民家庭土地权益的现实对策,并指出塑造明晰的土地产权关系、引入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来构建全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保护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家庭土地权益的必然选择。     

土地产权制度创新：全面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

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也是农民主要的财产形式，保护农民的财产权利，首要是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从当前农村土地征用和失地农民的基本情况看，大量的征地矛盾中存在着公权侵犯私权，行政权侵犯财产权的根本问题，例如：征地范围过宽导致滥用征用权，征地补偿标准偏低导致利益分配不均，征地程序缺乏导致政府权力失衡等等。     

浅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农民利益的保护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利于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农民利益受损的情况,影响了农民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积极性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农民利益受损的表现进行归纳的基础上,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保护农民利益的建议。     

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实体法的缺陷分析与完善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实体法存在着集体土地产权不清晰、征地范围过于广泛、补偿制度设计不科学等缺陷。从经济学的视角审视,这使得农民无法享受土地增值收益,造成实际分配不公和土地开发时机被延缓。这需要通过明晰土地产权、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征地范围、确定土地征收合理性补偿标准以及改进土地安置补偿模式来逐步完善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实体法。     

探索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利益协调和权益保障机制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对土地资源不断扩大的需求，以及农民种地告别“皇粮国税”，加上其他各种惠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土地增值，无锡农村各方主体的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由此引发了一些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方面的矛盾纠纷，迫切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高度重视，在土地承包、土地流转和土地补偿分配等方面，探索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农村土地承包利益协调和权益保障机制。     

工业化、城市化条件下我国城市土地供求均衡分析

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激化城乡二元结构土地制度矛盾,使得土地集约利用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成为影响城乡土地供求的核心因素。城市土地有效供求分析模型表明要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确实有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调整现有的城市化模式,以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提高农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为核心,实现城市空间的紧凑和布局的多元化,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实现土地供求的有效均衡。     

农地流转与农民权益保护的制度安排

农村土地流转中,农地产权法律制度的缺陷和民主制度的不完善,缺乏有效价格发现机制和监管及保障制度的缺失是导致农民土地权益受损的主要因素.实现土地规范、有序、健康流转,需要构建配套的从法律上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和完善其他权能的农地产权制度、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搭配合理的财政制度和有效体现农民权益的村民自治制度以及社会权益保障制度.发挥制度功效,最大限度保护好农民多方面的土地权益.     

浅析贫困山区农村土地管理的有效性探索 ——以四川省平昌县为例

加强农村土地资源管理,有效保护耕地是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贫困山区农村土地管理中还存诸多问题急需解决.因此,要进一步探索创新土地管理措施,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增强行政执法刚性,探索司法介入新途径;建立管理长效机制,化解农村土地违法问题,确保农村土地资源得到有效管理与保护.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制度逻辑与机制设计

现有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政策是中央、地方与农民博弈的结果。地方政府往往因对中央既定目标的替代而被认为是违抗中央政策、侵害农民利益的"罪魁祸首"。这种观点忽视了当前财税制度及行政架构对地方政府行为的作用。本文通过运用组织行为学相关理论分析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存在的政策统一性与执行灵活性悖论,发现这种悖论既是贯彻中央政策的必要制度,又为因激励不相容而出现目标替代提供了可能。中央、地方与农民的合作博弈尚未达到稳定和激励相容。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要实现良性发展,必须进行能有效解决信息成本问题和激励问题的机制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