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的制度环境分析

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也不是简单的行政体系内部制度变革,而是在一定的外部制度环境的约束和要求下进行的,并且对其身处的制度环境起反作用。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处于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法律、社会环境之中。这些环境因素构成转型期中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的外在约束条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及我国加入WTO的现实情势、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政治和法律环境的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等方面制度环境的变化。构成了转型期我国行政审批制度变迁的外部动力。     

中国选择“渐进式制度变迁模式”的原因分析

制度变迁方式的选择不是由政治家的善良愿望或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得出的“最优”方案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当时的制度环境和客观条件,即变迁方式选择的标准：“制度鸿沟”的宽度、“人力资产”专用性的程度、目标制度“记忆”的有无。过宽的“制度鸿沟”、高度专用性的“人力资产”和“制度记忆”的缺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必然采取“渐进式制度变迁模式”。     

浅议佛家生态观与环境保护

当今世界环境危机的根源之一,是在主客二分思维方式主导下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使人类体会到了巨大物质文明所带来的成就与自豪,也使人类在面临随之而来的全球气候恶化、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时更加惶恐和心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佛家文化,以其“无情有性”、“众生平等”、“不杀生”、“万物一体”、“生死轮回”等丰富的生态思想,为人们解决环境问题,缓解生存压力提供了新的视角,对环境保护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仅凭佛家文化,不可能解决当代生态危机。只有将其融入到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工作岗位等社会不同层次的教育中,参与到经济、技术、行政、法律等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的具体操作中,佛家生态观才能和环境保护完美结合,才能促进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我国环境行政合同制度面临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环境行政合同是环境行政管理的重要方式,实践中大量存在.我国环境行政合同制度存在着立法不完善、环境法律具有高压性、环境信息不透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等法律困境.应该选择适当的立法模式,从加快立法进度、加强公众参与度、健全环境保护激励机制等方面入手,完善我国的环境行政合同制度.     

中国行政法制度变迁的原因探析

在建设中国法治行政的过程中,行政法制度内部的失衡、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公众参与热情的高涨,以及社会历史的可持续发展等,都促使行政法制度发生变迁。为更好地掌控制度变迁,探究这些因素如何引起制度变迁,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论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制度变迁

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维护农民工的正当平等权益、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乃至“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战略的实施都具有重大意义。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对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变迁的基本动因、所面临的制度环境、渐进式改革的方式、强制性制度变迁及“城市偏向”的特征、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制度设计的基本思路及制度变迁的发展趋向作出分析。     

论弘扬传统行政文化与提高行政决策质量

制度的变迁离不开文化的变迁,行政决策的现代化必然要求行政文化的现代化。通过继承优秀的行政文化传统,改造其中合理而积极的因素,从而创新现代的行政文化,是实现我国行政决策科学、民主和法治化的一条成功“路径”。     

国防工业"民进军"制度变迁研究

“民进军”是我国国防工业发展的新趋势,也是建立军民一体国防工业基础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国防工业“民进军”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提出了国防工业“民进军”制度变迁的构想,特别是对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时机、内容与方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影响制度变迁的国防工业企业产权改革作了初步探讨。     

浅谈环境行政指导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传统的强制性的环境行政管理手段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今环境保护的现实需要.环境行政指导作为行政指导与环境保护结合的产物,有效地弥补了传统的强制性环境行政管理手段的不足,在环境管理行政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行政管理手段,环境行政指导并未获得广泛的认知,且在立法中也未得到明确的体现.本文在阐述环境行政指导概念、特征及性质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在环境管理实践中引入环境行政指导的必要性,并通过国内外环境行政指导法律制度现状对比,揭示出我国关于环境行政指导在制度上的深层缺陷,由此提出笔者对于完善我国环境行政指导制度的一些建议.     

中国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形态变迁与实证分析

二十多年来 ,中国政府一方面强调农户承包经营土地的长期稳定 ,一方面鼓励土地使用制度的不断创新 ,因而中国农地使用制度呈现出“两田制”、“规模规营”、‘四荒’使用权拍卖”、“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态。而“土地调整”和“使用权流转”一直是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中的普遍现象。文章对上述中国农地使用制度变迁进行了实证性的分析。     

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性规制

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经济快速增长加大了对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破坏,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又加剧了这一态势的发展。我国环境立法日趋完善,但治理情况不容乐观。其深层次原因就是制度因素,制度创新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我国应从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理顺和改革体制入手,设立独立性较强的执法常设机构,杜绝政府失灵,加强环境规制;并将严格的环境规制与经济手段相结合,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劳动者和消费者安全和健康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政府应完善和细化有关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通过社会性规制,控制风险,保护公众的安全和健康,形成以人为本的社会氛围。     

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弊端及其应对

根据制度变迁的主体、方式的不同，制度变迁可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自身存在的外部性和“搭便车”以及谈判成本高、实施难度大等特点，导致制度供给总是少于制度需求，因此强制性制度变迁占据了制度变迁的主导地位。强制性制度变迁虽然能较好地解决制度短缺以及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等问题，但也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之。     

外部压力能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吗？——基于中国转型经济背景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环境问题受到管理者和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引导和管制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议题。文章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制度理论,研究发现利益相关者压力和制度压力对企业环境责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伦理领导对利益相关者压力、制度压力与企业环境责任的关系具有中介作用,利他性价值观和绿色创新正向调节了伦理领导与企业环境责任的关系。研究结论有利于促进管理者对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的融合,提升企业声誉和竞争力,可为政府制定政策和对企业进行环境责任监管提供帮助。     

试论中国的人口转变、结构转型与刘易斯转折点

本文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与刘易斯转折点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以人口转变为主线，提出中国社会经济已跨越了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结构转型、人口转变、体制转轨等结构性问题相互重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文章认为，解决中国社会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加快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其根本途径在于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经济的体制改革。     

地方人大预算监督的制度环境分析

地方人大预算监督制度包括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进行的,所以制度环境的完善和改革是制度安排所必须的。本文从政治环境、行政环境和法律环境三方面分析了我国目前地方人大预算监督所处的制度环境,以及这些制度环境的影响,并提出了完善这些制度环境的建议。     

我国电子政府建设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我国电子政府建设的进程是一个传统实体政府向现代虚拟政府转化的制度变迁过程。在这场制度变迁中 ,由于“政策失败起因”的存在 ,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诸多阻碍制度变迁的因素。今后我国电子政府制度变迁应该逐步实现由单一强制性制度变迁向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方式转变 ,以弥补有效制度供给的不足。     

公共行政建设的制度安排与道德化选择

宗教伦理及传统的个体德性伦理等方面的约束减弱和公共信仰危机的日益加深,公共行政伦理研究开始重视道德化的制度安排,其意义在于制定和运用具有人性化特征的制度来约束公共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其公共行政制度安排与道德建设任务还远未完成,基于此,认真区分公共行政制度道德与行政人员个体道德,正确处理公共行政制度的道德化与公共行政道德的制度化的关系,对于认识理解公共行政伦理的价值,敦促政府建立符合国情的公共行政道德规范体系,促进和谐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增长和制度性变革对税收收入影响的分析

利用1978~2006年的年度数据,建立时序模型考察了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均衡关系,并利用结构突变理论对税收数据的生成过程进行了分析。指出,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但GDP的变动不能显著解释税收收入的短期波动,而制度性因素尤其是税务机关的征管技术变革对税收收入的短期波动具有显著的解释作用。     

浅析我国开放式基金的制度环境问题

开放式基金作为一种高级投资工具,以充分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为基础,其发展依赖于比较完善的内外部制度环境。目前我国开放式基金的内外制度环境都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改善制度环境。     

制度变迁同步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使用2006~2016年中国对78个国家的OFDI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对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双边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OFDI规模,分别体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其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变迁同步化均对OFDI具有显著推进效应,与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同步化的OFDI效应则更大程度上与经济制度相关;再次,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构成中国OFDI的“推动力”与“吸引力”;最后,多样化的OFDI动机与不同维度下的制度变迁同步化密切相关。可见,国家制度变迁的整体效率以及不同维度间的制度配置效率是推进以OFDI为载体的中国国际化战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