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证券市场系统风险与非系统风险的统计分析

部分文献认为我国股市系统风险较大，政策增加了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为了准确分析政策对证券市场风险的作用机制，笔者计算了上海市场597只证券的一年期系统和非系统风险，发现上海市场系统风险占总风险的比率与国际主要股市相比处于正常水平，经检验系统风险占总风险的比率与系统风险之间的关系，发现政策措施对市场的调节同步放大了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     

中国企业年金投资风险治理机制的建构:一个新的视角

由于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中国企业年金的投资风险在系统性风险、市场风险等方面与其他国家有着不同的特点。综合运用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中有关风险治理的理论，探讨如何构建国家、公民社会与市场相结合的多中心、合作式的中国企业年金投资风险的复合性治理机制，以期为企业年金投资风险治理的模式选择、机制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     

制定公共政策的利益博弈分析

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资源实行权威性分配的手段。公共政策中的利益主体大致可以分为政策制订、政策实施和政策对象，公共政策在三类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制定、执行和评估，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引出了制定公共政策的博弈原则。     

公共政策与政治文化

作为观念形态的政治文化，与对政治共同体的作用一样，对公共行政也起着重要影响。由于能够塑造和规定公共政策体制及政策过程，政治文化影响着公共政策。政治文化对公共政策具有认同、沟通功能，影响决策者功能，影响政策执行功能以及政策凝聚力功能。     

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吗?

风险选择是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内容，然而承担风险并不必然有助于实现预期回报。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借鉴夏普比率的理论构建风险绩效指标，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及其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不但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同时也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异质性检验的结果显示，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以及国有和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风险承担的价值。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改善投资效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研究结论为理解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企业风险决策与发展路径的演变提供依据与启示，同时也为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区别对待，分类指导”防范和化解信贷资产风险

“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原则是农发行根据国家对粮棉购销政策的调整提出的信贷原则，它向我们警示了三种风险，即政策风险、市场风险和管理风险。因此，对于政策性风险，要利用国家配套的政策进行补偿；对于市场风险，应坚持市场定价的原则，以市场为导向，以销定贷，以效定贷；对管理风险，应区别对待，分别管理，分类化解。     

商业银行风险的环境分析及防范对策

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有宏观风险和微观风险。宏观风险主要是受国家政策、宏观经济条件、金融监管和国际经济环境等影响而产生，微观风险主要是受同业竞争、利率、汇率、自然环境、表外业务等影响而产生。要防范这些风险，就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银行经营的外部环境，并且建立和健全相应的风险经营机制。     

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风险与政策选择

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本文首先考虑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对财政风险(绝对风险和相对风险)的影响。基于理论分析的一般结论以及对我国相关经济参数的估计,文章从规范的角度分析了可供选择的、能够控制财政风险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文章认为,在目前,能够限制财政风险增加的扩张性政策是同时增加税收和公共支出的组合政策。     

论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

资本账户的开放给一国经济发展带来许多潜在的收益，但也会导致巨大的风险，我国在经济发展中也面临这一问题。通过合理的政策安排尽可能地避免风险获取收益是我国的现实选择。     

公共政策的网络执行研究

政策网络执行能够合理协调国家、政府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政策执行的新模式。政策网络执行要求政府扩大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合理选择执行工具，设计有效的政策执行网络。政府要培育社会资本，转变政策执行理念，创新政策执行文化，提高政策网络执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