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消费性服务业的变动趋势与政策选择

三亚市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经济特色,被国家定为全国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消费性服务业成为其经济发展的重心。本文分析了三亚市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从中找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发展三亚市消费性服务业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外资进入、劳动收入份额与技能工资溢价——来自2008年服务业企业普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运用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服务业企业数据,文章实证检验了外资进入对服务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和技能工资溢价的影响。结果显示外资企业存在更高的劳动收入份额,且外资进入程度对当地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正向的外溢效应。文章进一步将不同所有制类型与技能劳动力占比的交互项引入工资方程,发现外资企业存在更高的技能工资溢价。我们进一步验证了外资进入对当地劳动力市场技能工资溢价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那些外资渗透率较高、市场竞争相对激烈的地区和行业,外资企业的技能工资溢价现象会产生溢出效应,促使当地企业提高对高技能员工的薪酬待遇。因此,在合理发挥服务业外资进入对收入分配优化效应的同时,也要采取相关措施防止其进一步拉大工资差距。     

高速铁路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速铁路的开通大大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而时空距离的压缩能否提升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仍有待检验。基于此,通过手工收集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高速铁路开通数据,并以此作为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对服务业上市企业TFP的影响及其实现机制。研究发现,与未开通高铁的城市相比,高铁开通后使得沿线服务业企业TFP获得显著提高,其效应大小为TFP标准差的23%左右。考虑到高铁以客运为主的特点,进一步研究表明,高铁通车能够带来大中型城市人口规模和当地市场潜能的扩大、服务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在集聚效应和企业技术进步这两条机制的作用下,位于高铁城市的服务业企业TFP将得到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高铁开通对服务业企业TFP的促进效应主要存在于生活性服务业和大城市中。     

劳动力技术禀赋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决定研究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临近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力质量而非数量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凸显了劳动力技术禀赋对经济运行和人民币实际汇率决定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引入非齐序性消费效用函数,从理论上分析了劳动力技术结构通过要素禀赋机制、巴萨效应机制和收入机制等三条渠道影响实际汇率,要素禀赋机制的作用方向为正,但巴萨效应机制和收入机制的作用方向不确定。鉴于理论分析结论的不确定,文章进而利用我国工业行业年度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劳动力技术结构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效果,研究表明,劳动力技术结构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正向显著的影响,稳健性检验证明了结论的一致性。     

服务业 FDI的技术溢出与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FDI是一国获取外国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本文采用DEA方法将中国13个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就服务业FDI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2004～2008年期间,中国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各行业的技术进步增长,而不是技术效率的提高;服务业FDI显著地促进了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     

中国的贸易开放与工资收入差距——来自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

文章运用CHIP1988、1995和2002年的数据,从工资收入的技能溢价和行业溢价方面考察了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收入差距扩大,且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有关,工资收入的组间不平等主要来源于具有较高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对于较高学历的劳动者来说,工资收入技能溢价的增长还受到所处行业的影响,并且行业内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差距是减小的,验证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提出的贸易开放缩小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收入差距。     

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与中国经济增长——来自省际层面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演化的视角考察人力资本结构演进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人力资本结构演进界定为互补匹配过程中各层级人力资本比重逐步动态调整并最终实现向高级化演变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人力资本结构的互补匹配性和动态演化两大特征。基于此,本文构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以表征人力资本结构演进程度,通过1996-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并利用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这一外生冲击构建工具变量和中介效应检验法,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结构演进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并且通过推升技术进步引起产业升级和促进人口集聚形成城市化而实现经济增长。因此,为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各地不应脱离本地经济发展阶段而简单地增加高级人力资本比重,而应在遵循经济发展基本规律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注重不同技能人力资本的互补匹配性和不同层级人力资本比重的动态调整。     

贸易开放对我国制造业工人工资的影响研究--来自个体微观调查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使用高度细化的关税数据和大样本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贸易开放对我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和技能溢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住个体微观特征、产业特征及地区特征后,贸易开放对我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我国制造业的贸易开放对工人技能溢价有显著的降低效应;教育对我国制造业工人工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国有单位工人获得更高工资,女性受到显著的性别歧视,同工不同酬现象明显存在。     

资源禀赋的技术进步与内蒙古经济增长分析

自进入21世纪以来,内蒙古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连续9年居全国经济增速第一。众多学者对这一状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认为资源禀赋对内蒙古经济的强力促进起到了巨大作用。笔者结合该地区自然资源、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等进行关系分析,为资源、技术与经济的和谐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现代服务业企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微观企业财务层面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劳动力成本上升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普遍的、不可逆转的现实。现代服务业作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其快速增长的同时同样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问题。本文通过构造升级指数,实证分析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现代服务业升级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为企业决策提供参考。     

城市规模扩大带来技能溢价吗?——来自CLDS数据的证据

本文利用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追踪调查数据和地级市统计数据,实证研究城市规模对异质性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考虑高技能劳动力在大城市的群分效应后,城市规模扩大能促进劳动力平均工资水平的提高。异质性劳动力从城市规模扩张中获得的工资溢价差异较大,对认知技能和社交技能更高的劳动力,城市规模扩张对其工资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大,城市规模扩大带来技能溢价。本文的研究为理解工资差距在空间上的分布差异提供新的视角,同时为城市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水平及效应——来自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验证据

构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指数,基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面板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进行测度,并实证检验两者协同集聚的演进关系及其各类效应。结果显示:东部沿海地区各省市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差异较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本身都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同期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对彼此都会形成一定的阻力作用,滞后一期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对当期制造业集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两者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专业化水平及产业优化升级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尚不明显。据此,提出有效促进产业协同集聚的相关政策建议。     

反腐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到达了瓶颈期,同时国内正在经历大力反腐阶段。文章在疏理以往研究腐败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的基础上,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运用1998—2007年31个省的面板数据,以每万人贪污腐败调查的立案次数作为反腐力度的衡量指标,采用了动态面板模型SYS-GMM,对反腐力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得出反腐力度的增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作用,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服务业信息技术应用与生产率提升——来自中国企业的经验研究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采用2012年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服务业信息技术应用对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信息技术应用具有显著的生产率提升效应;生产性服务业信息技术应用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大于生活性服务业;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完善有助于提升服务业信息技术应用的生产率促进效应。基于企业价值链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供应商关系管理与市场营销环节的信息技术应用显著提升了服务业生产率,服务提升、生产运营、客户关系管理环节的信息技术应用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并未显现。     

中国转型期劳动力流动的制度约束与方式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背景,认为中国特有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及其相应的配套政策构成了劳动力区际流动的制度约束。这种制度约束主要表现为劳动力流入地区的准入门槛。由于制度约束造成的门槛的存在,人力资本禀赋不同的劳动力流动方式不同。     

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包容性增长的影响

文章探索了服务业开放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理,利用我国2003～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机理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服务业开放能显著促进包容性增长,且产业结构较优、地方公共财政支出较大、失业率较低以及城镇化进程较快的地区从服务业开放中获益更多。进一步研究发现,服务业开放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受劳动力市场有效性的调节,劳动力市场越灵活,创新效应就越明显,对包容性增长作用也就越强。最后,文章从服务业开放的视角,为推动我国包容性增长以及形成更高层次的服务业开放新格局提供理论和政策建议。     

服务业FDI、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FDI对东道国技术进步通过外资企业自身相对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对当地企业产生的技术外溢效果两条渠道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现阶段服务业FDI通过技术进步并未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的结论,并提出了相关原因和政策。     

旅游业的要素禀赋、产业集聚与本地市场效应:中国的经验证据

文章梳理旅游产业组织演化规律,分析旅游业中要素禀赋、产业集聚与本地市场效应的相互关系,基于新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利用旅游和经济社会发展数据,验证中国旅游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发现:中国旅游全行业和旅行社行业不存在明显的本地市场效应;旅游景区在不同模型中均存在本地市场效应;旅游饭店及其他行业只有在考虑要素禀赋的模型中显示存在本地市场效应。研究表明,在旅游市场化的背景下,中国部分旅游行业已受到规模报酬递增影响,出现旅游产业集群化趋势,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和本地市场效应的规模经济同时存在于旅游景区、旅游饭店及其他行业,本地市场效益将逐渐代替要素禀赋成为中国旅游业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环节偏好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来自34国1997-2011年投入产出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修正Antràs et al.(2012)模型,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环节偏好的新测度工具,在测度出1997-2011年34国8类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上游度的基础上,就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的环节偏好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生产环节时,兼备量增和质升两种功能,且多数生产性服务业的质升功能具有最优环节,该环节多位于各国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上游度的中值区域;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以远离最优环节的形式支持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生产性服务业资源呈现一定的粗放型使用特征;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和资本市场并未完全发挥其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功能,冰山成本引致的华盛顿苹果效应和FDI使得贸易地理优势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效应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大差异。     

中国对外开放的市场势力效应研究——来自总体与细分产业的经验证据

大规模对外市场开放是把"双刃剑",既引入竞争活力又输入垄断势力.本文从实证产业组织视角构建中国对外开放市场势力效应的评价模型,并采用中国加入WTO前后年份总体和细分产业数据进行了实证,同时用金融危机前后年份细分产业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中国产业总体与细分产业存在显著的市场势力;总体和细分产业对市场开放以及伴生的贸易体系转型的敏感程度存在差异.中国对外开放具有显著的市场势力效应:在两位数代码产业层面,对外开放提高了总体产业市场势力溢价水平,表明对外开放输入了垄断势力;而四位数代码产业层面,对外开放却显著降低了市场势力溢价水平,表明对外开放引入了竞争活力.本文研究结论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着重要政策含义:对外开放政策体系需要兼顾竞争政策;"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下,外资监管应注意总体与细分产业开放的层次性;同时,外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注重心宜"下移"至细分产业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