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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作者:(美)保罗·克鲁格曼出版社:中信出版社出版时间:2009-2读者群:政府机构管理人员、经济学者、投资者、相关研究人员内容简介:1929年股市大崩盘,拉开20世纪大萧条序幕;1982年债务危机,第三世界国家遭遇危机后的萧条;1991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至今仍在萧条中徘徊;1997年     

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形势的背离及原因分析

一般而言,经济波动与证券市场波动紧密联系,股市常被称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但这一理论是建立在一定假设前提基础上的.通过分析中国股市波动和整个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指出造成中国股市与宏观经济周期背离的原因,并在最后提出了该如何最大限度发挥股市的功能作用,使股市逐步成为观察中国经济运行的"晴雨表",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服务.     

基于行为金融视角的我国股市非理性繁荣研究

我国股市当前表现出的非理性繁荣,用现代标准金融理论知识难以解释.基于行为金融视角,通过对股市与投资者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出中国股市非理性繁荣的影响因素是投资者存在非理性行为的结论.因此,应加强股票市场的建设,完善股市的信息披露制度.     

基于 DCC －MGARCH 模型的金融传染实证检验

论文以2007年7月1日至2013年12月3日为研究区间,基于DCC－MGARCH模型对美国次贷危机前后美国股市影响亚洲七国或地区的时变传染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存在着美国股票市场对亚洲七国或地区股市的时变动态传染机制,金融危机的传染提高了美国与亚洲各国或地区股市的协动性;美国股市对亚洲发达经济体及新兴经济体的传染程度存在差异,美国股市对发达经济体的股市传染性更强;亚洲各国或地区股市存在显著的协动性与传染性,各国或地区股市动态相关系数存在着显著的均值回归现象。     

我国股市中机构投资者的"羊群行为"

"羊群行为"是股票市场中一种让人困惑的现象,我国股市机构投资者也存在较严重的"羊群行为".与成熟的股票市场相比,我国股市的"羊群行为"有其独特的成因,并且给我国股市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股市联动性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交流不断加深,各国股票市场之间的联动性也在不断增强。采用DCC-GARCH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17个国家(地区)股市在2000年1月5日至2019年5月23日期间的联动性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香港地区与内地股市的动态相关系数最高,其次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俄罗斯,而印度、斯里兰卡、拉脱维亚、罗马尼亚、以色列、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黎巴嫩等国家与中国股市的联动性低。对于股市之间联动性的研究,为投资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产配置、在股票市场分散投资、规避风险提供了很好的参考。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完善以及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不断深入,未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股市联动性会进一步增强。     

美国“新经济”特征及启示

一、"新经济"现象及其认识 美国经济从1991年4月至今已经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超过110个月.在此周期间,美国经济增长率维持在3～4%的高水平,失业率持续下降(1999年为4.2%),而通胀率仅在2%上下的水平.这一现象给传统的经济学提出了疑问:菲力普斯曲线是否还起作用?现在美国国内有不少人认为,困扰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的经济周期已经消除,通货膨胀业已消亡,美国经济已进入一个"长期繁荣"的新时代.但同时,也有理智的分析认为,作为国民经济晴雨表的美国股市含有较大的泡沫成分,2000年初的美国股票市值已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80%,大大高于1929年股市大崩盘前的82%,"新经济"蕴涵着较大的风险和泡沫成分.尽管学者对"新经济"的理解有较大的分歧,但有一点则是一致的,那就是,美国"新经济"为学者提出了崭新的研究课题;全世界的人们正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新经济"带来的巨大影响.     

基于滚动投资的我国A股股市泡沫研究

运用改进的股利贴现股票内在价值计算模型以及对应的股市泡沫度计算公式,对我国20年来A股滚动投资1年到15年和12个月到180个月的股市泡沫度进行了计算,结果发现:短期内股票价格围绕价值线上下波动,股市泡沫度随着滚动投资年限的增加而变小;我国早期较高的股市泡沫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得以化解;滚动投资期限越长,其股市泡沫度的运行轨迹就越处在内在价值线的下方,运行曲线越平稳;从长期看,企业的质量对股市泡沫的大小起决定性作用,对于业绩稳定且具有成长性的上市公司而言,股市泡沫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     

美、日、中三国通货紧缩发生背景的比较分析及启示

美国1929-1936年的通货紧缩,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通货紧缩和中国当前的通货紧缩分别是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制度下发生的,但却有着许多相似的经济社会背景因素,如经济过度膨胀等,这使我们从中获得许多有益启示：要防止通货紧缩,就必须预防并积极治理经济发展过热,制止股市过度投机,抑制经济运行惯性作用的负面效应,并适时地正确引导市场主体和居民的预期等。     

我国股市"一月效应"和"年末效应"的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股市成立的时间比较短,对于股市是否存在"一月效应"上缺乏共识.本文采用沪深两市A股月市场综合收益率作为分析对象,通过GARCH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的结论首先,我国股市的"一月效应"并不显著,即我国股市一月不存在明显的超额收益,但是存在显著的"年末效应",即12月份的收益率为负值.其次,由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我国股市的一月的收益率和12月份的收益率不存在显著的相互解释关系,这也说明了"年末效应"不是存在"一月效应"的原因.     

金融整合与金融监管——台湾地区金融控股公司与金融监理制度

近年来由于国际金融市场自由化及资金移动效率化，金融机构朝向综合化发展已蔚为潮流。台湾地区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了一连串的金融改革，金融集团在2001年11月执行《金融控股公司法》后快速整合，成为纯粹的控股公司。探讨台湾地区金融控股公司与金融监理制度的现状与发展，将会为我国大陆金融业迈向国际化、全球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金融市场的组织化与金融安全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一个组织化的过程。金融市场也不例外。组织化的方式包括自组织和被组织，这两种方式给金融市场带来的风险也不同。     

日本的金融政策与金融体制

围绕2001年的经济形势，阐述日本近年来的金融政策和金融体制改革问题。     

国际金融并购与中国金融安全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并购对国际金融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我国而言。它是一柄“双刃剑”,既为我们的金融发展提供了机遇,也对我国的金融安全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本文从分析20世纪90年代国际金融并购的原因与特点出发,对此次金融并购浪潮对我国金融安全的不利影响及我们应采取的相关对策进行了探讨。     

金融开放化解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吗

构建金融开放指标和不同风险面组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体系,通过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SVAR）分析金融开放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内部的传导效应。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开放整体有效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宏观经济与货币流动风险,但加剧了外部市场与资产泡沫风险累积,且近期有进一步扩大不良影响的趋势;系统性金融风险内部存在传导机制且风险间会同向影响,扩散效应明显。根据当前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开放条件,中国应将深化金融开放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相结合,推动金融业全方位、有序开放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动选择,也是疏通系统内部风险消化渠道的重要举措。     

金融开放化解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吗

构建金融开放指标和不同风险面组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体系,通过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TVP-SVAR）分析金融开放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冲击及系统性金融风险内部的传导效应。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开放整体有效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宏观经济与货币流动风险,但加剧了外部市场与资产泡沫风险累积,且近期有进一步扩大不良影响的趋势;系统性金融风险内部存在传导机制且风险间会同向影响,扩散效应明显。根据当前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开放条件,中国应将深化金融开放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相结合,推动金融业全方位、有序开放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动选择,也是疏通系统内部风险消化渠道的重要举措。     

行为金融理论与当代金融学的发展

行为金融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一门力图解释金融市场实际行为的全新金融理论。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已经引发了当代金融学的一次革命。尽管行为金融理论发展至今尚未行成一个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但行为金融至少已经在范式转换，理论创新和方法变革三个方面对金融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尝试。     

金融全球化下银行业金融创新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商业银行面临竞争日益剧烈,外资银行的进入和金融脱媒的影响下,对存贷款客户等金融资源的争夺白热化,商业银行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发展空间有限,而金融创新是银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论企业财务管理环境与财务决策

财务决策人员作为企业的高层决策和内部职能的实际执行,必须对企业财务管理环境及其基本特征有一个全面透彻的研究,理清企业财务管理环境各因素与财务决策的关系,把握企业财务管理环境的基本特征,进行科学有效的财务决策。     

贵州金融生态与金融发展

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包括的方面及其广泛,其中地方金融发展状况是一项衡量金融生态的重要指标.依据贵州省的省情和发展阶段,通过对贵州省金融深度、银行部门竞争、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金融信用意识四个衡量指标的考察,分析了贵州省的金融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最后,从夯实金融发展的根基、深化金融改革、拓宽融资渠道、增强居民的金融信用意识等方面,提出了优化贵州省金融生态环境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