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激励、独立董事规模与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

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不足会导致污染物排放超标和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而宏观激励机制和微观监督机制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的增加.本文以我国2011-2019年120个主要城市的上市A股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减税激励和独立董事规模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国家税务机关对重污染企业实施减税激励以及企业扩大独立董事规模均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的增加,并且独立董事规模的扩大能够强化减税激励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降低股权集中度有助于发挥独立董事规模的强化效应,但企业现金流较为短缺会限制独立董事规模的强化效应.本文运用成本收益理论、声誉保护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来阐述减税激励和独立董事规模对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机理,为国家税务机关持续加大减税力度、证监会要求企业逐步扩大独立董事规模,进而更好发挥减税激励的宏观调控机制和独立董事的微观监督机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联合促进作用提供了 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数据支撑.     

环境规制调节下数字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重污染行业为例

“双碳”背景下,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发展的数字金融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重污染企业节能减排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1年沪深上市A股重污染行业面板数据,使用SBM-GML模型测算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在本文主效应中起着负向调节的作用;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来提升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更显著;相较于中部,数字金融对西部和东部的影响更大。基于此,本文建议加快金融智能化和数字资产化,并制定差异性环境政策帮助重污染行业绿色转型,助力高质量发展。     

实质性披露还是选择性披露:企业环境表现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环境信息披露是企业向政府、社会公众传递企业履行环境保护责任情况的重要方式。企业公开的环境信息是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实质性披露还是选择性披露,决定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本文以2012-2016年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披露载体和披露方式两个维度衡量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探究企业环境表现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环境表现与环境信息定性披露呈负相关,与单独披露程度和定量披露呈正相关;外部环境管制压力相较于内在企业声誉动力对企业环境表现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环境管制的促进作用对国有企业更显著,而提高企业声誉的激励作用对非国有企业更显著。本文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高质量的实质性环境信息披露能够降低企业风险,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基于中国重污染企业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环境成本压力可能导致实体企业为逃离竞争而“脱实向虚”。本文基于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在2014与2015年公布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企业名单,以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重污染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其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企业金融化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这种积极影响在非国有企业、行业竞争程度较大的企业以及环境规制力度较强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经过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果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还有助于推动企业进行环境治理和绿色创新,引导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建议:政府部门应尽快构建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出台相关优惠以及激励政策,鼓励市场主体投保环责险,与各部门及企业协同进行环境治理;重污染企业应将环责险作为自身的环境风险管理工具,在保险公司等的帮助下积极进行环境治理,加大环保投资,进行技术创新,提升自身的行业竞争力,从根本上创造经济与环境效益双赢局面。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增进绿色创新研究

本文利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采用DID方法研究该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该政策在东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的实施效果更加显著,对非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的影响更为明显;该政策可以通过提高研发费用和高管激励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并且在法律环境更严格、社会公众环境满意度更高的地区效果更显著。通过环境效应分析发现,该政策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显著降低当地二氧化碳排放。     

环境保护税可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吗？——来自环境保护费改税的准实验证据

环境规制是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文章采用重污染行业2011—2021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探讨环境保护费改税能否激励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基准回归发现,环境保护费改税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机制检验发现,环境保护费改税通过激励企业研发创新活动、获得政府补助资金、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和增加环保投资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异质性检验发现,环境保护费改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于非国有、小规模、融资约束小、行业竞争小的企业和税收征管强度大地区的企业更显著。本研究为阐释环境保护税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提供了微观理论支持。     

减税降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基于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方法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探讨了减税降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减税降费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分位数回归显示，减税降费力度越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轻资产类型与中小型企业中，减税降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竞争度、股权集中度与两职合一皆在减税降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中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减税降费通过缓解融资约束的途径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ESG绩效能促进重污染行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吗？——基于媒体监督的调节作用

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主体,企业如何兼顾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一直以来备受关注。文章选取2011-2020年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绩效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重污染行业中,ESG绩效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媒体监督显著加强了ESG绩效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ESG绩效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作用,因产权性质和市场化进程的不同存在差异。文章有助于明确ESG对重污染行业企业高发展质量的影响,为企业重视和开展ESG活动、提高ESG绩效提供了经验数据,同时证实了微观企业主体促进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行性。     

末端治理还是绿色转型?--绿色信贷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对重污染行业企业而言,绿色信贷政策不仅有限制其扩张落后产能的功能,还有支持其绿色转型的功能。然而,当前对绿色信贷政策微观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信贷抑制重污染行业企业落后产能扩张方面,对绿色信贷是否引导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转型缺乏关注。本文从企业环保投资角度探讨了绿色信贷引导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转型的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有助于提升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转型投资水平,但对其末端治理投资并无显著影响,体现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资金投向的“引导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投资的促进作用在绿色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市场竞争程度低的行业和国有企业更显著。增加借款规模是绿色信贷影响企业绿色转型投资的重要途径,绿色信贷无法通过降低借款成本和改善借款期限结构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本文的发现为全面理解绿色信贷政策微观效果提供了新的证据,为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提供了参考。     

减税政策对小微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

本文主要探讨减税政策对小微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理论上,减税政策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产生两种方向相反的效果:一是减税后企业盈利状况改善,激励银行通过延长债务期限以争取企业客户;二是减税后企业可支配现金流增加,加剧银行与企业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促使银行缩短债务期限以便加强企业监督。本文以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作为自然实验,基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2010-2015)考察了减税政策对小微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减税后企业的债务期限整体得以延长;如果减税后企业的盈利状况改善更多,或可支配现金流增长更缓,企业债务期限延长幅度更大。此外,本文发现在快速扩张行业、有产能过剩风险行业以及房地产上下游关联行业中的企业往往会因为较强的代理成本效应而面临减税后债务期限的边际缩短。本文研究结论对改善企业融资结构,特别对提高小微企业获取中长期贷款能力,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SG表现、融资约束与持续创新能力——基于高管股权激励的调节作用

本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使用2010—202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研究了企业ESG表现与企业持续创新能力的关系、影响机制、作用路径并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ESG表现对企业持续创新能力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ESG表现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对企业持续创新能力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在企业ESG表现与持续创新能力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管股权激励的调节作用在非重污染企业、高法治化水平和低CEO风险偏好的企业中更显著。     

环境规制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新《环保法》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显著缓解了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截面异质性分析显示,新《环保法》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仅在小规模企业和银行业发展较好、污染程度较高、法律环境较差的地区显著;经济机制分析表明,新《环保法》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缓解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本文结论既拓展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影响的研究边界,也为“双碳”目标下中国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研究——基于上市企业排污收费的证据

企业绿色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的重要微观机制。近年来，我国逐步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其会对企业的绿色创新产生何种影响？文章基于中国上市企业排污费数据，以2011-2019年为样本，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污收费和企业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中介机制检验显示企业的研发投入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以及存在两权分离的企业分样本中更为显著。     

绿色债券发行、企业绿色转型与市场激励效应

为从资本市场视角检验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治理转型的有效性,本文借助绿色债券这一“市场型”政策工具和双重差分模型,利用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企业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进行绿色治理转型所能获得的市场激励结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债券发行以后能够显著提升发行企业的股票超额收益,并同时降低股价暴跌风险;企业利用绿色债券进行绿色治理转型能够获得市场激励,但激励程度在重污染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之间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同时也受到企业信用风险和内部治理水平的调节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绿色治理绩效提升和融资约束程度缓解是绿色债券促使企业获得市场激励的内外动因,同时由信息渠道引发的市场专业主体关注和治理效应也发挥重要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构建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带来有益政策启示。     

环境绩效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基于行业集中度与企业竞争地位的双重考虑

环保问题既关系到民生,又关系到企业发展方式。本文以2012～2018年深沪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的企业为研究样本,从市场竞争视角出发,基于行业集中度与企业竞争地位来探究环境绩效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市场竞争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环境绩效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行业集中度与企业竞争地位均弱化了环境绩效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由于其均为反指标,因此市场竞争越激烈,环境绩效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越大,且这一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责任:基于我国重污染行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不同层级政府政治目标冲突的框架,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2010~2015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不同层级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央层级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责任正相关。进一步按照环境规制划分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在高环境规制地区,中央层级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责任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在低环境规制地区,地方层级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责任显著负相关。因此,制定合适的激励机制引导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对解决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减税降费与企业投资传导机制研究:基于资本供给视角

减税降费是我国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笔者以2010年至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税费负担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税费负担的减轻有助于刺激企业投资增加，且通过内源融资能力、外源融资约束、投资者关注三重机制进行传导，其中提升内源融资能力成为减税降费促进投资的主要作用渠道。进一步基于宏观层面、行业层面以及企业层面进行异质性考察，发现两者的负相关关系在营商环境更差的地区、高新技术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厘清了税费负担对企业微观投资行为的影响，为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社会责任

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与壮大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文章以我国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而且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作用越显著;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小规模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权变抑或逐利:环境规制视角下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制度逻辑

立足环境规制日趋严苛和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现实背景,本文基于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尝试由环境规制入手阐释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制度逻辑.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具有强化效应;与低区域环境规制压力企业和弱污染企业相比,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强化效应在高区域环境规制压力企业和强污染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强化实体企业金融化,最终对企业主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拓展了环境规制经济后果相关研究,从环境规制角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制度动因进行扩展性探讨,对环境规制政策的调整优化以及企业金融化问题的治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新《环保法》的一项准自然实验

生态环境问题是中国政府和民众关心的重要话题。新《环保法》于2015年1月1日开始实行(1),根据2007-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样本,借助于“新《环保法》”这一准自然实验,将企业分为重污染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检验了“新环保法”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发现：“新环保法”能够提高重污染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且对国企和绿色专利影响更大,能够激励企业的创新发展,这为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及我国相关政策法规建设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