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和机制研究——来自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匹配对应的数字金融和数字化转型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2)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通过人才引进和研发投入的途径促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3)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的3个维度都能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使用深度作用最大;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企业的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以及数字技术的运用,对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没有显著影响;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大中型企业、国有和民营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外资、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企业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小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有抑制作用。因此提出:数字金融从广度朝深度的转变发展、完善数字技术的标准和规范、实现数字系统的产品化、扶持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促进制造业全面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产出——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7 年全球创新指数（GII） 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均涵盖的21个国家和地区相关数据, 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产出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 国家或地区的创新产出水平越低。这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抑制了国家或地区的创新产出; 进一步研究发现, 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 导致国家或地区的商标等无形资产产出、创意产品与服务等显著减少。另外, 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影响创新产出主要因素的交互结果发现, 经济体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开发因素能够显著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产出的负向作用。     

所得税政策与企业研发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基于2008～2017 年中国30个省域大中型上市工业企业面板数据, 本文选用固定效应分析（FEM） 测度, 实证分析主要的两种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激励效果; 应用双重差分法（DID）, 实证分析一种税收激励政策局部变动所带来的政策效应; 基于国际上其他国家先进经验, 结合之前研究, 为我国税收激励政策体系的改进及政策环境下企业研发效率的提升提供建议： （1） 调整已有税收激励的对象, 改变税收优惠方向; （2） 建立企业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税率动态享受机制; （3） 针对行业特点, 调整研发支出抵免优惠年限及设定“ 研发准备” 科目, 进而提升税收政策的执行力; （4）创立一个以研发投入为主体的政策效应动态监查系统。本文对于提升我国科技水平、经济实力, 进而影响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政策数据支持。     

高管团队研发经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异质性影响——基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发明家高管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但发明家高管团队的创新促进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通过整理分析2008~2020年A股战略性新兴企业高管团队的研发经历数据,深入探究了高管团队研发经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中有发明家高管以及发明家高管的人数占比对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实质性创新和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通过异质性分析得知,这种促进作用在小规模与非国有性质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从作用机制来看,发明家高管团队通过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提升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研究结论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角度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政策启示。     

客户金融化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核心客户的经验研究

本文立足供应商企业,基于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18年披露的上市核心客户信息,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客户金融资产投资对其研发投入的影响,以考察客户金融化行为的供应链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客户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随着企业的客户依赖度与商业信用规模的增加而呈现递减的趋势,表明企业认为客户金融化行为是出于预防储备的“蓄水池”动机,有助于降低企业感知的客户经营风险,促进其研发投入增加。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客户为国有控股以及客户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时,上述关系表现得较弱,表明该促进效应还要受到客户国有产权性质与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干预。     

MD&A创新描述与公司未来创新绩效——基于文本分析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anagement’s Discussion and Analysis,MD&A)直接关系到投资者的决策准确性。MD&A中的创新描述与创新投入是否“言行一致”,能否预测企业未来创新绩效,仍是影响投资者决策的重要问题。本研究以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14年间16422个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首先实证分析MD&A中创新描述与公司创新投入关系,进而检验创新描述对公司未来创新绩效的预测作用。研究发现:(1)创新描述与企业当期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能如实反映企业的创新投入;(2)创新描述能正向预测企业下一年度的专利申请数,但难以预测下一年度的专利授权数,其对企业未来创新绩效的预测作用存在局限。研究结论从文本信息的角度丰富了企业创新绩效的预测方式,有效减轻上市公司内外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同时也进一步验证加强“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信息披露内容监管的必要性。     

技术并购与再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获取外部技术已成为企业当前愈发重要的并购动机,但技术并购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质疑。中国企业的技术并购是只获取了短期技术,还是能够据此促使其未来的再创新呢？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并购事件研究发现,虽然技术并购带来的异质性知识有助于企业再创新,但技术并购占用的企业资源以及带来的整合动荡都会影响企业原有技术进程,并由此减少企业未来再创新的可能。控制内部研发的替代作用后发现,技术并购的意义在于提高企业未来创新成果的新颖性,而非提高创新效率。此外,使用文本分析技术得出的结论表明,当新知识带来的收益大于随着知识距离增加而提高的知识整合成本时,技术并购仍然是经济的。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本文展开分析技术整合的作用机制,并深入探究技术并购的创新动机以及制度环境的异质性。本文的结论不仅拓展了开放式创新理论和知识基础理论在技术并购中的应用边界,而且为创新引领下中国企业技术并购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也为进一步优化创新激励环境提供参考。     

基于研发-转化的中国区域创新效率动态演变趋势北大核心

开展创新效率演变趋势研究对提高区域创新效率和缩小区域间创新能力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研发和转化视角构建了区域创新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DEA和TOPSIS集成方法对2015~2020年中国区域的创新效率进行了测度,分析了创新效率动态演变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区域创新投入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投入冗余和浪费,东部地区的创新效率较高,中、西部创新效率偏低,中、西部创新效率提升速度高于东部地区。最后基于研究结果从增加创新投入、改进创新策略和优化创新环境等方面提出提升中国区域创新效率政策建议。     

制度环境、 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研发创新产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 鉴于供应商与客户的角色差异,本文基于企业的客户角色, 通过手工搜集 2007～2017年上市公司核心供应商数据, 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供应 商集中度对企业研发创新产出的影响, 以揭示上下游相关经营特征影响企业研发创新的对称性, 并进一步探讨企业制度环境对上述影响的干预与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 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研发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但这种负向影响对国有企业与地区法律制度环境较好企业的影响较弱, 表明客户基础与供应商基础影响企业研发的对称性。 该研究补充了供应链关系对企业研发创新行为的影响, 同时揭示了该影响依赖于企业国有产权性质与地区法律制度环境, 为企业供应商关系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决策证据。     

数智化时代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转型的思考

财务具有天然的数据优势,数智化财务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财务发展的合理化趋势,将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和资源,促进财务共享服务的转型升级,以此促进企业财务管理体系建设,以高质量财务管理赋能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介绍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含义和发展现状,阐述数智化时代下财务共享服务在内容和边界等方面的显著变化和融合拓展,分析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在转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提升价值创造能力的对策,并引发煤炭企业建立健全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思考。建议充分发挥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对辅助决策及资源配置的功能,推动企业构建世界一流财务管理体系,进而全面助力世界一流企业建设。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异质性与企业价值——基于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将2014年实施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PSM-DID方法,考察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发现: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价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经过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但政策效应受企业规模、股权性质、企业所处生命周期以及企业所在地的异质性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加速折旧政策通过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中介效应作用于企业价值。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人工成本影响效应研究——来自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在企业运行管理实践的体现,会对传统企业生产模式与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冲击。本文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年报和财务报表,运用数字化资产信息与词频信息综合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工成本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工成本总额和人工成本份额存在显著降低作用,但同时会提高人工平均成本;(2)企业数字化转型与3种成本形式之间均存在双门槛的非线性特征;(3)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替代效应、效率提升及技能偏向性显著影响企业人工成本;(4)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行为对人工成本存在显著异质性,积极参与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明显优于轻微参与的企业。研究对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及其对劳动力市场冲击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基于合约化质量管理框架下的质量创新模式研究

本文首先从现代合约理论出发，对传统质量概念中的合约化内涵进行发掘和深化，并进一步对质量合约的风险特征及原理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进行质量创新理论的探析，研究表明：绝对质量价值管理、相对质量价值管理和证券化质量价值管理都是基于合约化质量理念下的质量创新的新模式——质量价值管理的三种形态，是在不同的竞争环境、不同的发展时期、具有不同质量风险特征的企业的不同选择而已。但从质量风险收益来看，证券化质量价值管理代表着质量创新模式的发展方向。     

供应商稳定性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研究——来自A股高科技行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8～2021年A股高科技行业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供应商稳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商稳定性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在供应商集中度越高时,供应商稳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供应商稳定性可以通过降低经营风险以及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但是分地区来看,主要在东部地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在供应商集中度不同时供应商稳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差异性,也为企业进行供应商关系管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管理启示。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来自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的证据北大核心

随着中国“碳中和”的推进和各类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本文从技术整合能力的视角出发,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选择2015~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的142家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进行研究,以讨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文本挖掘法和熵值法对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水平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水平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技术整合能力可以弱化企业数字化水平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即制造业企业在提高技术整合能力的同时推进数字化转型,可以促进其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治理责任主体意识的影响研究——来自环境治理费用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数字化为企业的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然而,现有研究对于这一效应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层面,缺乏对企业长期树立环境治理的责任意识的探讨。本文以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展开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环境治理费用,强化了企业的环境治理意识。进一步地,这一效应还受到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制度规范的影响,内部治理结构越复杂越容易形成掣肘效应,而外部制度规范则扮演着“看不见的手”的角色,强化了责任意识的培育。本文为企业如何利用好数字化转型从而为企业践行“双碳”目标提供了实践启示。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风险投资绩效研究 ——以我国新能源上市企业为例

本文基于 2004～2017 年新能源上市企业非平衡面板数据, 利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分析政府补贴、 风险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实证结果表明, 政府补贴和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绩效均存在激励效应, 其中研发投入能部分中介风险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并完全中介政府补贴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此外, 企业的内部控制风险承受能力负向调节风险投资和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转型升级——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信息基础设施作为生产所需的要素资源,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本文以“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20年上市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和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评估“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前后企业转型升级的效果差异,结果发现：“宽带中国”战略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促进企业间良性互动来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且“宽带中国”战略的受益范围在上下游企业之间具有扩散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如果企业所在地营商环境优良,且企业自身重视创新努力,则“宽带中国”战略的积极效果会更加明显。研究结论为信息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启示。     

外资参与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2009～2014年外资参与的318家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外资持股和外资控股两种情况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外资参与对中国企业研发活动存在积极影响,但该影响在外资持股和外资控股两种情形下存在显著差异,当外资持股股东不是第一大股东时,外资持股比例对企业研发投入虽然具有促进作用,但该作用十分微弱,当外资持股股东为第一大股东时,即存在外资控股情况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