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规模、动态竞争行为与企业绩效——基于高科技民营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在将动态竞争行为分为研发竞争行为和营销竞争行为的基础上,对高科技民营上市公司基于规模变化的动态竞争行为选择倾向及其价值创造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企业规模与研发竞争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相关性;企业规模与营销竞争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负向相关性;企业动态竞争行为对企业绩效存在正向影响,且研发竞争行为与营销竞争行为相比,研发竞争行为对绩效提升作用更强。同时,本文还考察了资本结构在企业规模与动态竞争行为选择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资本结构在企业规模与动态竞争行为选择关系中存在显著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随着资产负债的增加,企业规模对研发竞争行为的正向影响会逐渐削弱,对营销竞争行为的负向影响会逐渐强化。     

分类治理背景下国企高管二元激励有效性研究——基于TMT网络的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以2010～2014年中央直属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分类治理视角下国有企业薪酬激励和晋升激励的有效性以及TMT网络对高管激励效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对于有较高政策性负担的公益类国企,薪酬激励的效果不明显,对于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类国企而言,薪酬激励的效果显著;晋升激励对公益类国企高管的激励作用不显著,而对商业类国企有显著的促进效果;国有企业高层管理团队形成的连锁网络对薪酬激励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薪酬激励与晋升激励之间不存在替代效应。     

制度、技术及商业社会资本与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文章利用浙江省158个新创企业样本数据进行检验发现,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新创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截然不同的影响效应:技术社会资本对新创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商业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制度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没有显著影响。同时,技术动态性对制度、商业社会资本与新创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相反,竞争强度对商业、技术社会资本与新创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政策性负担、八项规定与国企高管隐性腐败治理

本文利用2010～2016年我国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OLS方法研究了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与管理者隐性腐败之间的关系,以及八项规定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国企政策性负担与管理者隐性腐败显著正相关,八项规定削弱了国企政策性负担与高管隐性腐败之间的正向关系。在进行内生性控制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显著降低了国企政策性负担对高管隐性腐败的影响程度。     

集团品牌战略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以2007-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构建集团品牌战略度量指标的基础上,检验了集团品牌战略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差异化集团品牌战略有利于企业加快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这主要表现为提高资本结构向上调整的速度.作用路径检验发现:差异化集团品牌战略显著降低了债务资本成本.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和信息环境较差的企业中,集团品牌战略的影响作用更显著.因此,企业在进行资本结构调整时,需要结合企业特征考虑集团品牌战略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     

管制放松背景下的利率变动与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基于制造业的经验分析

2004年以来,利率管制逐步放松,利率变动与资本结构选择之间的关系如何?文章从理论视角廓清了宏观利率变化对微观公司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机制,并选取2005-2011年A股制造业公司的平行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与利率变动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利率变动对企业资本结构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且这一关系受企业性质所影响。利率变动对负债不足公司的资本结构具有正向影响,而对过度负债公司则具有负向影响。此外,我们还发现利率对资本结构偏离具有负向影响,而且这一关系不受企业性质所影响。     

数字金融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

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对增强微观主体自主活力、提高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检验数字金融对资本结构的优化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并且向下调整速度快于向上调整速度。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升，国有企业向下调整速度以及非国有企业向上调整速度更加显著；数字金融通过增加(减少)企业获得长期债务融资的可能性提升向上(向下)调整速度。     

能效“领跑者”制度与企业绿色创新——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及高管环保经历的调节作用

节能提效是“双碳”目标下重点用能行业减碳的首要举措。以高耗能行业实施的能效“领跑者”制度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高耗能行业企业微观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能效“领跑者”制度对“非领跑”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考察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和企业高管环保经历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能效“领跑者”制度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和高管环保经历在其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能效“领跑者”制度对非国有性质、低融资约束、低媒体关注度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同时,政府生态环境注意力对国有性质、高融资约束、高媒体关注度企业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环保经历仅在非国有企业发挥负向调节作用。     

政策性负担、市场化改革与国企部分民营化后的业绩滑坡

通过考察国企部分民营化后政策性负担的变化,文章为政府干预与我国国企部分民营化后业绩滑坡之间的关系搭建了一座中间桥梁,并提供了相应的治理手段。研究表明,国企部分民营化后的政策性负担显著增加,且国企所在地区扩大就业的需求越大,其政策性负担的增加就越显著。而政策性负担的增加对国企部分民营化后的经营绩效有显著负面影响,加剧其业绩滑坡。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无论是IPO发行从配额制向核准制转变的市场化改革,还是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推进,都能显著减小我国国企部分民营化后政策性负担的增加程度,从而可以成为提高部分民营化成效的重要治理手段。     

会计盈余质量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本文以我国2003²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会计盈余质量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质量越高,其实际资本结构偏离最优资本结构的幅度越小,资本结构越合理;会计盈余质量的上升会显著加快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会计盈余质量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负债水平较高时,会计盈余质量对资本结构偏离度的影响更加显著,而企业负债水平较低时,会计盈余质量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更明显。     

非理性投资行为、债务稳健性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本文旨在剖析非理性投资行为能否带来债务政策的扭曲,及其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过度投资公司的债务稳健性显著低于投资不足公司的水平;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过度投资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显著高于投资不足公司;经过前两期的资本结构调整后,资本结构偏离程度在过度投资公司与投资不足公司之间已不存在显著差异,资本结构调整效果较为明显;相对于投资不足公司而言,过度投资公司更倾向于通过负债调整方式调整资本结构。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非理性投资行为对债务稳健性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在不同的投资行为下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调整效果和调整方式迥然不同。     

垂直生产结构、利率管制和资本错配

政府补贴、自然垄断定价权和行政进入壁垒的存在导致中国产生了以上游国企垄断、下游非国企竞争为特征的垂直生产结构,并引发了企业之间的资本错配。本文构建了含有垂直生产结构和利率管制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资本错配的产生机理。结果表明:在垂直生产结构之下,国企尤其是亏损国企不仅凭借垄断地位挤占了非国企在上游行业的投资空间,而且通过抬高中间品价格削弱了非国企在下游行业的投资动机,导致资本明显错配,而利率管制则强化了垂直生产结构的影响。借助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国企改革(核心是消除行政进入壁垒),当经济体达到新的均衡时,国企和非国企资本错配的问题将会显著改善,总产出将增加24.2%,居民消费将增加66.9%。本文研究还表明,两类改革不应该先后进行,而应该同时推进。     

金融周期视角下的企业资本结构调整机制

本文使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1994-2019年的季度样本数据,以金駐周期为切入点,考察了信贷供给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在金融周期正常期中信贷扩张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作用机制与全样本一致,显著提升了其通过债务融资方式向上调整资本结构的速度,且在高成长性企业、国有企业和弱融资约束企业中较为显著.在金融周期繁荣期和衰退期中,信贷扩张在高成长性企业与低成长性企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和强融资约束企业与弱融资约束企业之间呈现出差异化的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为监管当局厘清不同行业不同时期下企业资本结构的演化机制和去杠杆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政治关联、融资约束与资本结构周期性变动

政治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进而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周期性变动,基于此,本文比较分析了面临弱融资约束的国企、有政治关联的民企及面临强融资约束的无政治关联民企三类企业资本结构的周期性变动特征,剖析了其呈现不同特征的原因,并探讨了融资约束对资本结构周期性变动的影响。研究表明,有政治关联的民企资本结构呈顺经济周期特征,与此相反,同样面临弱融资约束的国企,资本结构却呈逆经济周期特征,可能原因在于国企资本结构决策并未站在所有者利益角度、承担了较多政策性职能以及国有资本要求回报率过低等。由于受到强融资约束,不具有政治关联的民企资本结构并未表现出顺周期特征,这说明融资约束确实限制了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的实现。此外,针对不同行业及不同期限债务的研究发现,基建投资类行业国企资本结构逆经济周期特征尤为明显,短期借款呈顺周期特征,而长期借款呈逆周期特征。     

我国矿业类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研究

以1999~2002年矿业类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计量模型、回归分析模型对我国矿业类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矿业类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资本成本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调整资本结构来降低上市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 ACC)最小时的企业资本结构(DAR)值为52.44%。1999年至2002年样本上市公司三年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43.30%,还有较大的调整余地。     

我国优化资本结构的原则与措施探讨

本文从我国与本文国家在企业资本结构方面的差异分析入手,分析了我国企业现行资本结构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提出了优化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基本原则应当是：政策性指导与技术性研究相结合,存量资本调整与增量资本注入相结合,优化我国企业资本结构的基本措施应当是：进行政策性调整,调整现有存量资本结构,完善资本市场环境和培育有充分自主理财权的市场主体,目前应优先使用股权筹资来优化我国企业的资本结构。     

异质机构持股、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

机构投资者与政府补贴等优惠政策作为企业经营的重要资本来源和制度保障，势必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以我国沪深两市战略性新兴上市企业2010-2015年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异质机构持股、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机构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政府补贴可以促进机构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尤其是实质性技术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基金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券商持股与QFII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分别存在不显著和显著正向影响；政府补贴能够降低基金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有效促进基金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并通过调节作用促进券商持股和QFII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更加显著的正向效应；政府补贴对基金持股与企业非实质性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加显著，对券商持股和QFII持股与企业实质性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加显著。     

数字化转型、资金渠道差异与企业减持行为

在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必然趋势的当下,企业转型程度决定着企业价值,但企业内外部关于转型进展的信息不对称是否在企业高管与证券市场之间引发估值分歧,进而滋生“见好就收”的投机性减持,仍是尚待研究的问题。本文基于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管投机性减持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诱发更多投机性减持,减持规模和频率均相应增加;政策性外部资金供给具有助长投机性减持的正向调节作用,企业内部现金供给则具有抑制投机性减持的负向调节作用;其中,政策性外部资金的不利调节作用主要发生在高资本成本和非高新技术企业中,而内部现金供给的有利调节作用主要发生在低资本成本和高新技术企业中。结论表明,增强企业内部现金供给能力是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兼顾提升转型效率和抑制投机性减持的重要保障,应成为加速数字中国建设的政策着力点。同时,规范企业转型信息披露和完善政府补助政策也对缓解投机性减持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企业社会资本能否改善技术创新绩效——基于吸收能力调节作用的实证研究

基于企业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产生异质性效果的分析框架,引入吸收能力调节作用来揭示出现差异的原因及其受制条件。结果表明,企业的社会关系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纵向关系资本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横向关系资本则没有显著影响;企业的知识应用能力正向调节纵向关系资本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扭转了其在不考虑吸收能力时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的格局。企业要时刻注重对内部管理水平的提升,通过流程的优化来增强知识应用能力。否则,仅仅靠强化与政府的关系只会损害技术创新绩效。     

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房地产价格的中介效应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提升资本配置效率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作为地方政府发展地区经济的重要手段,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影响。本文利用省级政府债务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分析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在中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低和财政独立性低的样本中更显著。机制分析显示,房地产价格在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与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倒"U"型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传导的作用。上述结论表明,地方政府过度举债无异于饮鸩止渴,优化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管理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