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统计测度及时空演变趋势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综合指标体系,然后基于2017~2020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法对各个省(区、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核密度估计法对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的时空演变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阶梯式分布,相邻省(区、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趋同且集聚情况存在地区差异。对于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中部地区正逐步缩小而西部地区正逐步扩大,同时东、西部乃至全国内部省(区、市)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都在逐年扩大。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耦合协调研究

本文从系统耦合视角出发，全面剖析数字经济与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的耦合协调机理，基于评价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其时空特征和空间效应。研究表明：2011～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和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性显著；二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由低度协调升至中度协调，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特征；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局部空间集聚类型以L-L集聚为主，主要分布在西部和东北区域。为促进数字经济和制造业产业链现代化协调发展，需进一步发挥高值地区的辐射带动效应。     

论数字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路径

本文采用2013～2022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从数据要素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4个维度出发,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我国东部地区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为不明显。灰色关联度分析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基础与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关联度最强。考察作用机制发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有效路径。大力发展数字化产业,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数字治理能力,缩小新质生产力地区差距,成为推动我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政策启示。     

产业转移视角下中国能源强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收敛性研究

伴随中国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进程， 产业转移趋势愈加明显， 其中， 东部地区的建筑业、工业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持续转出并由中西部地区承接， 由此引致能源强度在空间分布和收敛性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本文选取2004～2017年间中国30个省（区、市） 的相关数据建立空间杜宾面板模型， 实证研究了产业转移对中国能源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 能源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 且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东南低， 西北高的集聚特征； 能源强度存在条件β 收敛， 人均GDP的增长以及产业转移的推进促进了能源强度的收敛， 即省域间的差异会逐渐缩小。     

物流产业集聚的经济溢出效应及空间异质性研究——基于省际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基于 2006～2015 年我国30 个省级行政区的相关数据为样本, 利用区位熵法测度区域物流产业集聚水平, 通过计算全局 Moran's I指数, 分析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的空间相关性。 在此基础上,引入控制变量建立空间计量经济模型, 实证检验了物流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及其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 从整体来看, 物流产业集聚通过发挥其 “专业效应” 优化产业结构、 提高企业生产率, 在有效推动本区域经济的增长的同时, 能够通过溢出效应带动相邻地区的经济发展; 分地区来看, 物流产业集聚的经济溢出效应在3 个地区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中部地区的溢出效应最大, 其次是东部, 而西部地区物流产业集聚的经济溢出效应为负, 但并不显著。     

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产业效率损失——基于DEA方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1999-2005年全国30个省（市、区）的制造业为样本，运用DEA方法对要素市场扭曲导致的技术效率损失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如下：①在考察期内，产业组合的技术效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损失现象。如果消除产业组合的技术非效率．则可以使全国制造业总产出提高近30个百分点。②各省（市、区）的产业技术效率呈现出明显的梯度特征，即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③如果消除要素市场扭曲对技术效率损失的影响．则在投入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可以使全国制造业总产出至少可以提高11％。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时空格局与区域差异研究

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经济环境3个维度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2020年我国31个省域相关数据，运用熵权Topsis评价法、莫兰指数、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空间收敛模型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时空格局以及区域差异进行探析。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持续增长，但区域“数字鸿沟”现象严重，呈现出东、中、西区域梯度式递减特征；省域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演化不变”和“演化退步”两种类型，空间正相关性的省域数量大于空间负相关性的省域数量；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导因素来自于区域间差异，全国与东、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绝对β收敛与条件β收敛，而西部地区在不考虑空间因素下存在绝对β收敛，不存在条件β收敛。     

绿色金融与绿色科技耦合协调发展——理论机制与演化特征

绿色金融与绿色科技深度耦合、协调发展是“双碳”背景下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必然要求。本文在梳理二者交互耦合理论机制基础上,利用Dagum基尼系数、莫兰指数和空间马尔可夫链测度2010～2020年中国30省(区、市)绿色金融与绿色科技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耦合协调度呈东高西低、东快西慢的分布格局,结构由“金字塔”型转变为“橄榄”型,中间水平省(区、市)占主导;基尼系数呈加速增长的“J”型趋势,总体差异主要来源是：区域间>区域内>超变密度;(2)耦合协调度呈空间正相关且集聚程度不断增强。高-高集聚出现在长三角地区,低-低集聚的省(区、市)位于西部和东北地区;(3)空间马尔科夫链分析更新了基于传统马尔科夫链的研究结论：状态演进不仅存在“锁定”效应,还会受到邻近地区的“空间拖拽”,表现出“俱乐部趋同”现象。应强化空间治理,完善耦合协调发展的溢出通道建设,更好地实现绿色金融与绿色科技有效结合。     

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深入应用,人工智能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2010~2020年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整体以及三大经济区域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从国家整体视角,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从区域视角,东部与中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数字创新发展水平,西部地区则不显著;从空间视角,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对本地区企业数字创新存在正向空间直接效应,还对其他区域企业数字创新存在正向的空间间接效应。对此,应制定发挥多方主体协同优势、增强区域联动效应、鼓励企业跨省域数字创新合作等举措,以更好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对企业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     

论产业纵向集聚与财政横向均衡的区域协调互动机制

本文认为中国已形成东部制造业与服务业带和中西部农业与矿业带状、点状分布的纵向产业集聚格局,这与其资源禀赋和生产力布局是相适应的;但这种产业集聚还处在高集聚、低专业、强政区、弱市场的低端时期,为促进产业集聚专业化发展和解决其财富不均的问题,必须重构区域协调互动的发展机制。主张对东中西纵向区域合纵连横,形成沿海帮助内地共同发展,中西部农业、矿业与生态贡献区和东部制造业及服务业反馈区协调互动的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财政横向均衡区,以区域一体化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主要依靠市场效应来推动产业集聚走向高端专业化。     

我国省域电子信息制造业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DEA和面板Tobit模型

首先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我国30个省市区的电子信息制造业技术效率,在此基础上,在考虑了人力资本、产业集聚度、对外开放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资本投入5个因素后,利用面板Tobit回归分别构建了全国、东部、中部及西部电子信息制造业效率影响因素模型。模型结果发现这5个因素对于各区域效率有着不同的影响,产业集聚度对东部、中部及西部区域的效率有着十分显著的正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仅仅对于西部区域的效率有着十分显著的积极影响。而人力资本对于东部、中部及西部的效率有着显著的负影响。对外开放度对东部区域效率没有显著的影响,与中部及西部区域效率之间呈现相反的相关关系。     

出口贸易与产业绿色效率提升

绿色效率是衡量绿色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可综合反映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程度， 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出口规模和出口质量与产业绿色发展息息相关。本文建立了产业绿色效率指标体系， 借助三阶段 DEA模型， 运用2SLS分析制造业出口规模和出口质量对我国30个省（区、市）产业绿色效率的影响程度。 研究表明，在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后，效率值增加的省份个数要多于效率值降低的省份个数， 绿色效率均值从高到低依次是东部、 全国、 中部、 西部和东北。 出口规模和出口质量显著提高了地区的产业绿色效率， 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存在行业异质性。 产业结构升级和市场化程度提升是提高产业绿色效率的重要途径， 技术创新驱动产业绿色发展的动力不足， 末端治理的环境规制方式不利于绿色综合效率的提升。     

产业集聚与空间集聚的协调发展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别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政府开始纷纷借鉴沿海地区经验,通过引导部分产业向该地区集聚以实现经济增长,带动城市化建设。探讨产业集聚与城市空间集聚之间是否协调发展,成为当前关注的焦点。文章阐述了产业集聚与空间集聚协调发展的内涵,并从理论上分析了两者间存在的促进机制和反馈机制。以中国制造业为例,实证分析了制造业产业集聚与城市空间集聚的关系,发现自1990年以来我国产业集聚和城市空间集聚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协调性,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从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及服务业现代化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测度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水平，并通过多重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显著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旧成立。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金融支持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能够放大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促进效应。中介检验表明，在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关系中，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及人力资本均发挥显著中介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存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影响，且二者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提出促进数据开放共享，带动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金融服务模式，提高金融支持水平的政策建议，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提供有益借鉴。     

数字贸易对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影响机制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理论分析数字贸易对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14~2020年中国30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贸易对两业融合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对两业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进行工具变量与其他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数字贸易通过提升技术创新与扩大消费需求促进两业融合发展。采用灰色关联度与引力模型构造空间权重矩阵,发现数字贸易对两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特征,经济关联较强的省(区、市)更易获得数字贸易发展带来的“溢出红利”。本研究为厘清数字贸易赋能两业融合发展提供经验参考。     

中部地区产业集聚效应研究——基于河南省产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产业集中度指数对河南省2000～2006年20个产业的集聚程度进行了精确测算.我们的结论是,Porterd和Krugman的产业集聚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并不适合所有的产业;产业集聚要促进产业和经济的增长,关键是培育河南省产业在全国范围内技术、资本、管理和品牌方面的垄断优势;河南省总体的竞争优势在全国有弱化的趋势,因此加紧培育产业的垄断优势就成为河南省乃至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发展产业集群提高西部经济竞争力——《产业集群与西部区域竞争力评价》评介

随着国家经济融入全球经济步伐的加快,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使区域经济竞争力越来越成为决定地区经济发展绩效的决定因素.徐承红博士的新著《产业集群与西部区域竞争力研究》一书,综合参考WEF(世界经济论坛)和IMD(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国际发展学院)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理论方法、俄林的比较优势论、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论等提出了区域经济竞争力的研究模型和评估指标体系,并据此就西部地区域经济竞争力,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进行了对比分析,系统深刻地揭示了存在问题,指明了西部地区今后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方向;特别突出强调了发展产业集群,实现集聚发展是提升西部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重构区域空间的驱动因素及作用路径

随着我国的经济形态逐步由商品生产迈向服务生产,高速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推动作用日益彰显,生产性服务业在产业融合、吸纳就业、稳定增长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已经成为我国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及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调整的关键力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集群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及地理空间的演变发挥着巨大作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带来产业空间布局的重构及区域产业结构重组、交通网络规划布局的优化及居住空间的转变、城市土地利用类型的变更及核心功能区格局的转移,生产性服务业的高速发展及集聚集群已经成为区域经济空间重构战略实现的驱动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重构区域空间的驱动因素及作用路径分析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研究集聚效应对于区域经济结构、产业融合、空间重构演化模式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以驱动因素及作用路径为切入点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重构区域空间可以深入探讨集聚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及区域空间地理的影响力及辐射度。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选取2003～2012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运用空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地区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多样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突出。因此,各地区应注重加强与相邻地区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经济互助,以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同时应该提高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尤其是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多个产业间的共同集聚,充分发挥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     

新型和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耦合协调:时空格局、地区差异与驱动因子

本文构建了新型和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中国各省(区、市)的新型和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行评价,并基于耦合协调模型测度新老基建耦合协调程度,最后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两者耦合协调度的驱动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2011~2019年全国各省(区、市)耦合协调度平均水平呈现稳步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东部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是造成全国整体差异的主要原因;(2)我国省域新旧基建的耦合协调等级呈现东强西弱的空间格局,且耦合协调等级的省际差异有逐年缩小的趋势;高值集聚区域全部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苏等东部沿海区域,低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新疆、西藏、青海及宁夏一些西部相对落后地区,且低值集聚区的数量呈现先降低后上升的“V型”变化;(3)全国各省(区、市)新老基建耦合协调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财政支出水平、市场化、城市化、产业结构及利用外资等因素均对新旧基建的耦合协调水平产生了明显的驱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