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制度创新的协调研究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均衡，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数字化技术分别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方面为二者关系达到新的均衡状态提供了动力。笔者认为，数字经济在政府职能转变中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新动力，主要体现在政府治理能力和效率的提升、政府决策的精准性、政府投资的高效性、政府对人才配置的优化和政府对创新活动的激励。伴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技术通过重塑市场竞争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数据要素确权机制和生产者声誉机制在市场层面实现制度创新；政府作为最主要的制度供给者和实施者，借助数字化技术推进自身角色向服务型转变。基于此，笔者提出以政府与市场制度创新协调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路径在于加快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在政府与市场的制度创新协调推进中形成新的制度供给，对市场主体的创新进行激励和约束，并借助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双轮驱动加快数字政府的建设等政策建议。     

数字服务贸易网络与企业技术持续创新——基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选取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数字服务贸易网络与企业技术持续创新的关系进行研究。同时,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模型、门槛模型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表明,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对企业技术持续创新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且知识产权保护与研发要素流动在二者间发挥中介作用;受知识产权保护与研发要素流动影响,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对企业技术持续创新的推动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基于此,提出提高数字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水平、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机制、发挥研发要素协同配置效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为企业技术持续创新注入新动能。     

生产技术问题导向的创新体系研究

应用基于问题导向的科学研究方法论,在现有科技创新组织管理体系框架下,设计了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生产技术问题为导向的应用创新组织管理体系和创新资助体系,提出了体系建立的3个关键环节,即生产技术问题全面扫描机制、科学知识管理体系和创新基金“众筹”机制等,细化了科技创新管理体系,为高效集成创新资源、密切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关系提供了解决方案。     

大数据驱动制造企业数字商业模式创新实现机理

基于数据驱动的理论视角，选取海尔食联网作为案例研究对象，采用“数据驱动-动态能力提升-数字商业模式创新”的动态逻辑框架，运用扎根理论系统阐释数字商业模式创新过程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商业模式创新实现有赖于组织数据资源的充分利用，数据驱动作为数字商业模式创新实现的重要动因，其中包含“需求源点建立-场景链条联动-网络共享交互”的三个关键环节；数据驱动作用于组织动态能力的发挥与提升，同时动态能力补充了企业数据驱动为前因的中间作用机制，以实现企业数字商业模式组件的优化；从整体生成式视角进行剖析，数字商业模式创新是基于“价值主张校准-场景体验优化-价值网络拓展”三维度的动态过程而实现，研究为数字经济时代商业模式的创新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需求侧视角下技术标准化推进数字产业创新的机制与路径探索

数字产业创新能够实现软硬件及创新参与者之间的有效联结，由此技术标准化重要性日益上升。通过数理建模、案例分析等方法，本文从需求侧视角讨论技术标准化推进数字产业技术创新的机制，结果显示：第一，技术标准化对数字产业创新具有双重效应，在新技术主导条件下能够加速新技术扩散，在旧技术主导条件下能够提高创新门槛。第二，在新旧技术并存的条件下，技术标准化水平提升有助于推动数字产业创新和抑制数字产业创新中的“过量动力”和“过量惰性”现象。我们借鉴Malerba产业创新系统分析框架，讨论了技术标准化推进数字产业创新的作用路径。在数字知识累积、创造和价值实现变化背景下，数字产业市场特征决定了竞争企业间低技术标准化与互补企业间高技术标准化共存，并通过一定技术标准化水平来平衡消费者偏好与网络效应，成为推动数字产业创新的重要路径。知识产权制度和技术标准制度协同发展，有助于提升企业从创新中获利的能力，激发产业创新动能。     

动员结构与自然保育运动的发展——以怒江反坝运动为例

在中国环保NGO的发展动力研究中,“政府主导”或“自下而上”研究取向的学者都过于注重组织与环境（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低估了组织参与者、技术、组织结构等组织内部核心要素的作用。本研究以怒江反坝运动为例,对自然保育运动的动力机制进行探讨。笔者认为,推动中国自然保育运动的动力在于环保NGO之间、环保NGO与媒体和公众之间的独特关系结构及其动员。NGO之间的松散联合越来越普遍,由此产生积聚效应,使得原本弱小的单个组织通过独特的联合机制而发出能够影响社会的声音。而NGO-媒体联盟与基于电子邮件组、内部通讯、NGO网站的公众动员网络使得环保NGO与媒体、公众结成了紧密的互动结构。同时,这样一种互动模式的成功得益于对组织成员的成功动员和资源的再生产。     

数字技术应用情境下如何提升企业创新效应? 协同自发抑或协同响应

数字技术能够对组织协同创新活动以及数字经营环境产生差异化影响,重塑企业创新效应形成机制与实践路径。因此,深入探究数字技术与组织、环境间的联动交互及组态匹配关系对特质各异的企业协同创新路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协同视角构建数字技术应用情境下的TOE分析框架,通过对64家数字密集型企业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组织与数字技术在多主体协同过程中的交互方式主要分为协同自发与协同响应,具体包含4种组态类型。协同自发方式主要包括以高层次人才为主导的人才驱动型与以组织开放度为主导的文化引领型;协同响应方式主要包括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主导的需求推动型与以政府注意力分配为主导的政策拉动型。结论能够为解释企业创新应用数字技术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为不同技术条件与资源禀赋的企业提供针对性协同策略,为我国协同创新实践提供新的优化路径,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指导方向。     

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算法+算力”占据价值链高端,成为推动创新范式变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本文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入手,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历史地分析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基础,从“生产要素—组织形态—产业体系—技术创新”四个维度揭示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在信息化、数智化生产条件下因科学技术持续突破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发展所衍生的新形式和新质态,其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广泛的渗透性、高效的提质性、明显的动态性和显著的融合性。新质生产力有利于提升生产要素质量,催生新型生产组织形态,实现核心主导产业、交叉融合产业、潜在关联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之间的互联互动,并赋能创新生态系统,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此,应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发展,加快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使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持续内生动力。     

颠覆性双元创新对数字产业技术融合的影响研究——市场与技术的联动效应

颠覆性创新是数字产业突破在位企业封锁,掌握技术主导权的核心动力。多维度的颠覆性创新政策能否真正促进数字产业技术融合度的提升,行业中其他企业又扮演何种角色？本文围绕技术与市场两个维度,基于数字产业中具有代表性智能制造业的研究数据,运用双元创新理论,探讨探索与利用两种颠覆性技术创新政策影响数字产业技术融合的异同,以及技术距离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并比较颠覆性技术双元和颠覆性市场双元之间不同的联动效应。采用逐步回归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颠覆性技术探索对技术融合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技术距离正向调节颠覆性技术探索与技术融合度间关系;(2)颠覆性技术利用与技术融合度呈倒U型关系,且技术距离正向调节颠覆性技术利用与技术融合度间关系;(3)不同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和颠覆性市场创新联动关系对企业技术融合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具体来说,在企业选定颠覆性技术探索战略的情境下,颠覆性市场双元对数字产业技术融合度不会产生明显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在企业选定颠覆性技术利用战略的情境下,颠覆性市场探索对数字产业技术融合度表现出更为明显的促进作用。     

大学技术转移网络系统分析

分析了大学技术转移网络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动力。大学技术转移网络系统在结构上可以解析为5个主体、3个子系统和3个网络;其耗散结构的特点在其外部功能上体现为自组织演化的某些可能性;进而又分析了大学—企业—政府的“三重螺旋”动力机制,将其区分为大学主导、企业主导、政府主导3种形式。最后对我国大学技术转移网络系统在政府与政策方面与美国进行了比较,指出我国现阶段的大学技术转移网络系统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三重螺旋”驱动的被(他)组织;朝向自组织方向发展乃是大学技术转移未来长远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产业集群技术溢出的正向利用机制与创新绩效——兼论如何减小技术模仿等负效应

产业集群中的技术溢出具有促进技术转移和诱发技术模仿的正、负两面效应,无节制的技术模仿将导致产业集群内部的核心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同时出现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本文基于集群企业的组织间关系构建了集群网络的持续创新模型,以大连保税区汽车产业集群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探索产业集群技术溢出正向利用机制生成的基本规律和主要途径。研究认为,组织间学习和网络能力在产业集群有效技术溢出的正向利用过程中各自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克服技术模仿等造成创新集群动力缺失的关键在于形成核心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协同创新态势。本文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了深入讨论,尤其针对如何有效减少技术模仿等负效应的产业集群发展难题,分别从集群企业长期收益与短期收益的取舍、破解集群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以及平衡集群中的竞合关系这三个方面,为管理实践和政策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     

数字产业化的理论逻辑、国际经验与中国政策

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数字产业化是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商业创新双重动力驱动下的数据价值链深化过程，同时数字生态则是数字产业化的基本组织模式。营造有利于数字产业化创新发展的环境是各国的政策重点。中国数字产业化发展路径是“强数字商业创新、弱数字技术创新”模式，数据开放不够、创新能力不足、创新环境不够友好、监管体制有待优化是中国数字产业化发展的短板。为此，需要从强化数据可获得性、提升数字技术创新、完善数字生态、优化数字监管来构建全面协同的政策体系。     

基于“技术—经济”分析框架的数字经济生产函数研究

以数据要素的特征归纳与数字技术的系统性分类为基础,文章提出了一个分析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基础性框架：“技术—经济”分析框架。在这一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文章从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入手,区分数字经济中的数据要素化过程、数据价值化过程与产业数字化过程,构建综合考虑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作用的数字经济生产函数。研究发现,数据要素的虚拟性、非竞争性和规模报酬递增等特征是其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数字技术是数据要素发挥经济发展新动能作用的技术基础、实现渠道与应用手段。最后,文章对数字经济研究前景提出三点展望：强调数据要素的价值测度与估计研究、数据要素的流通与交易机制研究以及数据要素作用于创新的实现机制研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企业数字化转型、员工数字认知与创新绩效：技术为刀，我为鱼肉?

如何顺利度过数字化转型阵痛期成为中国企业利用数字经济红利提高自身创新水平的重要战略问题。整合IT能力、社会认知与社会认同理论，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即存在数字化转型阵痛期；员工数字化个人认知在U型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员工数字化组织认知可以调节U型关系，促使拐点左移，并导致U型关系变得陡峭。结论启示从员工对企业数字转型的个人认知和组织认知两个方面优化员工数字认知，应用数字技术营造有利于组织创新的员工认知环境，对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区域创新省际策略性互动机制与效应研究

随着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区域创新对省际地区间合作与分工的需求愈发提高。研究发现，在创新资源有限性和地理异质性的约束下，地方竞争容易诱发地方政府对省级政策的“选择性执行”,并导致创新资源的地方性保护及省内非模仿性竞争，进而抑制省内的技术联系和创新分工，强化区域创新省际策略性互动动机。从“技术邻近”视角构造空间权重矩阵，建立空间自回归互动模型，实证揭示了省内和省际创新互动“此消彼长”的时间动态特征，验证了省内“标尺竞争”与空间技术分异双向强化作用下区域创新省际互动效应的增强机制。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省际互动效应在研发密集型行业和创新优势地区表现得更为显著。为增强跨省区域创新互动，应顺应区域资源和技术比较优势，促进研发密集型行业的区际分工和技术互补；突破省际区域一体化的体制障碍，基于市场化导向探索跨越省级行政区的创新合作模式；打造创新高地，发挥创新优势地区在资源“省内集聚”与“省际扩散”中的引领作用，优化以省际城市群为空间载体的创新资源配置机制。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理论探索

本文首先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的理论框架，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产业、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生产方式、数字化生活方式以及数字化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等方面解构数字经济，辨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研究数字技术促进实体经济效率提升及经济增长的机制。其次，从企业层面、产业层面与宏观社会经济运行层面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主要途径。最后，从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导入、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与联通、数字产业生态系统的培育、数字平台企业的扶持与规制、数据要素市场的建立与调控、数字化应用场景的创设、数字壁垒与数字鸿沟的破除、数字经济低碳化的推进等方面引出未来的政策着力点。通过数字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使数字经济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成为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     

关于加快福建工业技术进步的十项建议

加快福建省工业技术进步是２１世纪福建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经综合研究，我们提出以下十项建议。 １、充分利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 多年来，在我国不大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尤其是国有企业，始终在政府的保护伞下，这显然无益于激励企业追求技术进步。因此，我们认为对国有企业政府不能“保”，不宜“扶”，在“抓大放小”中应抓住关键的少数，放掉次要的多数，同时各级政府不应有地方保护主义，保护的结果也只能是保护本地区的落后企业。 ２、加速企业制度创新和干部制度改革 企业治理结构中…     

技术需求与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数字经济的导向性赋能机制

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是持续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为探究制造业技术需求、数字经济赋能对非市场与市场导向下智能制造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基于技术创新需求拉动理论，引入数字经济赋能构建投入-产出两阶段模型。分析发现，当政府研发补贴较高时，劳动替代需求与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投入呈倒U型相关，对智能制造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以效率提升为主的技术市场需求通过影响企业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投入，间接推动技术创新产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表明，数字经济赋能正向调节市场导向的智能制造技术创新产出，但对非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不具赋能作用。在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优势的同时，应依托需求拉动机制开发更多需求侧政策工具，进一步激发智能制造技术创新。     

行政调适性：理解乡镇“组线治理”机制创新的一个分析视角——基于湖南省C镇的案例研究

从行政调适性的分析视角来看,转型期乡镇的治理逻辑与运行机制表现为国家权力深度介入与一线治理有效的双向调适过程。近年来,国家逐步调整纵向的权力分配结构,试图自上而下地规制基层治理体系,依托条线持续输入工作任务,形塑了基层“多中心工作”的治理格局。然而,压力密集传导并未提升乡镇治理效能,反而强化了行政体系对政治动员的依赖,造成基层治理体系刚性化的转型困境。为了应对中心工作扩大化压力、提升行政合理化程度,乡镇政府推动“组线治理”改革实践,通过划分组线设置、配备组线干部、包干组线责任和激励组线动员,再造乡镇科层体制的权力运行模式,对行政资源进行常态化激活。“组线治理”调适了压力体制与常态动员、资源限制与治理有效、一线治理与乡镇调度间的张力,映射了乡镇治理机制创新的行政调适性维度,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     

马克思：市场路径下技术进步的机理与实现机制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三卷中，在揭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及其外化形式的同时，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进步的内在机理和实现机制。他认为，市场路径下技术进步是在“技术和生产方法创新－－应用－－推广－－再创新……”链不断运行的过程中实现，即个别资本家在超额利润的内在动力和竞争压力驱使下运用新技术和新方法；在竞争的强制规律作用下，新技术和新方法推广至全社会；在平均利润机制作用下个别资本家的超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