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新《环保法》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显著缓解了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截面异质性分析显示,新《环保法》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仅在小规模企业和银行业发展较好、污染程度较高、法律环境较差的地区显著;经济机制分析表明,新《环保法》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缓解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本文结论既拓展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影响的研究边界,也为“双碳”目标下中国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来自环保问责制的新证据

依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2002一2007 年数据,以环保问责制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环保问责制显著促进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目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技术引进（设备更新）是环保问责制推动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机制;环保问责制对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促进...     

地方政府环境文件信号被定价了吗？——基于资本成本视角的检验

投资者解读环境规制文件中蕴含的治理信号并据此调整投资活动,是政府借助资本市场助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方式。本文通过文本分析方法衡量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文件信号强度。以2012-2020年A股重污染行业公司为样本,从股权资本成本角度检验地方政府环境文件信号的资本市场反应。研究显示,随着政府环境规制文件中清晰性、强烈性和稳定性信号的释放,重污染企业对投资者吸引力下降,股权资本成本有所上升。该趋势在民营、大规模与非外资持股的企业中更显著。     

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新《环保法》的一项准自然实验

生态环境问题是中国政府和民众关心的重要话题。新《环保法》于2015年1月1日开始实行(1),根据2007-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样本,借助于“新《环保法》”这一准自然实验,将企业分为重污染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检验了“新环保法”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发现：“新环保法”能够提高重污染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且对国企和绿色专利影响更大,能够激励企业的创新发展,这为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及我国相关政策法规建设提供经验证据。     

年报文本语调、法律环境与审计师风险感知

选取2014～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心理学框架效应,利用文本分析,实证研究年报文本语调对审计师风险感知的影响及法律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年报文本积极语调会降低审计师风险感知,而较好的法律环境会抑制年报文本语调对审计师风险感知的影响。研究结果可以为监管部门完善法律法规、规范年报信息披露提供理论参考。     

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研究——基于上市企业排污收费的证据

企业绿色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的重要微观机制。近年来，我国逐步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其会对企业的绿色创新产生何种影响？文章基于中国上市企业排污费数据，以2011-2019年为样本，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污收费和企业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中介机制检验显示企业的研发投入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以及存在两权分离的企业分样本中更为显著。     

地区减贫压力与企业避税

《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的实施促成了中西部地区省级党政领导人关于减贫成效的动态排名机制,形成地区减贫压力。基于2016-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考察地区减贫压力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减贫压力能够有效抑制企业避税,这种关系主要存在于非国有、未参与扶贫以及处于省会的企业中。路径分析表明,地区减贫压力通过提高税收征管强度来抑制企业的利润转移和资本弱化两类避税行为。最后,拓展性检验表明,在地区减贫压力下参与精准扶贫的企业能够以低成本获取更多信贷资金,建立产品市场竞争优势。本文的研究揭示了减贫压力下地方政府行为与企业税负的关系,有助于增进对中国减贫实践的理解,对税收治理工作也具有启示意义。     

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

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背景下,机构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逐渐重视企业的绿色发展。本文研究了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具体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整体持股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具体而言,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保投资,而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环保投资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会促进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增加环保投资。本文不仅有利于丰富现有关于机构投资者和环保投资的文献,还对拓展机构投资者队伍、制定环境规制政策以助推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年报问询回复函与股价同步性——基于回复函语调的研究

本文以2015—2020年中国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发出的年报问询回复函为样本，分析其语调负面程度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回复函的负面语调程度与公司的股价同步性存在负相关关系；企业主动披露自身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减少市场噪音，稳定股价。进一步分析，发现投资者信息交互强度在两者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投资者异质信念程度的提高对回复函负面语调程度与股价同步性之间的关系起到促进作用。此外，会计信息可比性、网络媒体关注度的提高也有类似作用。综上，本文以企业年报问询回复函语调为新视角切入，丰富了监管问询制度的研究内容，并针对交易所与企业的互动提出了改进建议。     

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绩效吗——基于2009~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分析

近年来,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政府对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也日趋灵活。本文在我国环境规制现状研究以及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为国家更好地制定和实行环境规制政策通过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与环保企业投资

本文以2010—2017年80家上市环保企业为样本,使用系统GMM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和绿色金融发展对环保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企业投资项目的长期性使其需要绿色金融的资金支持,环境规制促进专门从事防污治污的环保企业成立,环境规制在绿色金融对环保企业投资的支持中主要起到规范和促进作用;环境规制水平越低,工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和环境破坏程度越严重,政府和金融部门在事后治理中对环保产业的投入越多,环保企业投资越大。     

地方财政压力与环境规制弱化——环境机会主义行为选择的经验证据

激增的财政压力和下放的环保权力,诱使地方政府作出环境机会主义行为选择。为此,基于2004—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内嵌环境分权制度背景下的财政压力对地方环境规制执行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压力显著抑制环境规制有效执行,导致环境规制执行强度偏离社会最优;激增的财政压力以财政自给率为渠道,迫使欠发达城市出于生存需求,“理性”弱化环境规制执行强度,诱发财政压力下的“无奈之举”;在达到中央政府环保绩效考核标准后,财政压力下的环境友好地区策略性地转移环保关注度,主动弱化环境规制,扩充本土税基,力求经济增长,其本质属于“有意为之”。因此,应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责任,厘清政府间财政关系;压实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规范监督地方政府机关行为选择;探索环境政策差别化机制,以实现中国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基于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我国2013年起试点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并从预防性和治理性两个层面考察了对异质性环保投资的不同作用效果.研究发现:总体上碳排放权交易并未促进企业进行环保投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资源支持不足,但显著提高了企业进行预防性环保投资的积极性,并且其政策效应对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的企业存在差异.     

环境规制、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环保投资——来自2015年《环境保护法》实施的证据

环境问题的改善,不仅在于国家立法监管和政府严格执法,更依赖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践、特别是预防性地承担环保责任的投资行为.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新《环保法》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薪酬激励模式导致的政策效应差异.研究发现:新《环保法》实施后,企业环保投资水平提升,对在高法治水平地区的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促进效应显著.高管薪酬粘性水平越高、或者股权激励程度越高的企业,环保投资提升幅度越大.在行政级别水平越高、或者政府补助水平越高的企业,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强.本文旨在为企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提供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合理有效建议,也为监管部门提供政策思路.     

异质性环境规制与企业盈余信息质量——基于传染效应视角

利用2011—2017年重污染企业数据,检验传染效应视角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传染效应强化了显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负向影响,削弱了隐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规模较大、环境不确定性较低和向下盈余管理的企业,传染效应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内部控制质量和社会信任能削弱传染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立法强度、环境补贴和公众参与是影响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主要环境规制。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污染减排——来自排污费标准调整的证据

“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要求持续推进污染减排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基于2007年起排污费提高的政策冲击和2004-2013年工业企业污染数据,本文使用倍差法考察排污费提高的污染减排效果以及融资约束对政策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污费提高后,污染排放水平显著下降,但产出也受到较大冲击;企业减排方式存在明显差异,大型企业主要通过降低污染强度的方式来降低污染排放,而中小型企业则主要采取降低生产规模的方式来降低污染排放;进一步基于环境投融资角度对企业减排行为的分析揭示,融资约束影响中小企业污染减排,加剧排污费提高对产出的影响。因此,提高绿色金融的环境投融资供给能力是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     

企业绿色投资提升了企业环境绩效吗——基于效率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效率视角将企业的绿色投资与环境绩效联系起来,应用SBM-DEA方法和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污染物排放量的详细手工数据,对微观企业级的绿色投资效率进行了量化与分析。研究发现,企业绿色投资效率总体偏低,且主要是由投入冗余问题造成的,说明管理层只是粗放地对环境维度进行投资,忽视了资源的有效分配和价值创造使用。进一步发现,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对企业绿色投资效率具有倒"U"型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与小规模企业中尤为显著。此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与企业绿色投资冗余之间存在"U"型关系,而这种关系也仅在非国有企业与小规模企业中显著。本文结论表明地方政府应通过差异化执行环境规制来优化企业绿色投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