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股权激励 、约束机制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

对外直接投资速率是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重要决策 ,但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文章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剖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的决策驱动机制,并基于2004-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探讨了高管股权激励对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的影响以及高管所面临的内外部约束机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显示:(1)股权激励总体上使得高管倾向于选择快速扩张的投资策略;(2)内部约束机制会强化高管股权激励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之间的正向关系;(3)外部约束机制会弱化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民营企业内部 ,高管股权激励对于加快企业投资的激励效果以及外部约束机制的调节作用更加明显;而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 ,内部约束机制的调节作用均十分显著.文章为如何充分调动企业高管积极性和主动性去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及抓住国际化机遇提供了借鉴.     

高管腐败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产权性质和高管政治背景视角

现有文献对腐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官员腐败,鲜有针对企业高管腐败的研究.本文以企业投资效率作为切入点,考察企业高管腐败对其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在不同产权性质和不同高管政治背景下,高管腐败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差异,以期拓展和深化对企业高管腐败问题的研究.研究发现,企业高管的腐败行为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正相关,即高管腐败降低了投资效率;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管腐败行为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显著;当企业高管具有政治背景时,其腐败行为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大.     

女性高管、过度自信与上市公司融资偏好——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笔者以2007年~201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女性高管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女性高管能显著降低上市公司过度自信的概率,降低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的敏感性,降低内部融资偏好;在控制女性高管影响后,管理者过度自信增强了内部融资偏好。本研究为提高管理层的异质性、发挥女性的治理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高管薪酬契约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基于证券市场非有效视角的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4-2010年动态面板数据GMM方法,在证券市场非有效的背景下考察了高管薪酬契约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货币薪酬还是高管持股激励,高管薪酬激励和股票错误定价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具有交互作用,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会诱使高管为增加从股权激励中得到的收入而更多地投资。同时,这一关系在实际控制人性质不同的企业存在差异。     

高管团队异质性对技术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为解释高管团队异质性对技术创业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基于高阶理论,采用多案例扎根分析方法构建了高管团队异质性对技术创业企业绩效影响的概念模型;基于183家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和任期异质性对技术创业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职能经验异质性和教育水平异质性对技术创业企业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商业模式价值创造在高管团队年龄、任期、职能经验和教育水平异质性对技术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文章选取2008—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基于“宽带中国”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这一结论在倾向得分匹配、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等路径驱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第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当企业是国企和制造业企业时，影响显著；且在中小城市及传统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更能发挥积极作用。     

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高管团队是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其稳定性对于企业防范重大风险、保持平稳可持续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并购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该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高管团队内部薪酬差距大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高管团队稳定性的提高能够降低风险承担水平、减少非效率投资行为,进而降低企业发起并购的可能性;进一步地,稳定的高管团队还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并购整合能力和并购绩效,呈现出较高的并购效率。本文对于上市公司重视高管团队稳定性,减少企业的盲目并购和损毁性并购行为,提高并购效率,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球化与高管薪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3-2018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论文从FDI流入的角度实证检验了全球化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全球化显著提高了高管薪酬。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控制同时期其他政策影响后依然稳健。此外,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全球化主要通过公司治理中的独立董事治理影响高管薪酬,市场机制的作用有限。拓展性研究还发现,全球化对高管薪酬的作用表现出异质性。全球化在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中具有更大的影响。相较于普通高管,权力型高管在全球化中受益更多,这意味着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企业内部高管之间的不平等在加剧。本文的发现提供了全球化对高管薪酬具有积极影响的中国证据,有助于丰富国际贸易与顶端收入分配领域的文献。     

公司高管人员薪酬与绩效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比较分析

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差异一直是家族企业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现有的研究多是基于资源基础观理论,从家族性角度进行分析。本文则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从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视角对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之间的差异进行深入的研究。论文以2008年年报中的100家家族上市公司与100家非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高管年薪和高管持股比例这两个方面探讨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实证研究表明：非家族上市公司与家族上市公司除了在高管年薪上差异不是很大,其余变量皆有显著的差异,其中家族上市公司的高管持股、企业绩效皆高于非家族上市公司。家族上市公司与非家族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对公司绩效影响都显著,且都呈正相关,但家族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比非家族上市公司大。高管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影响则都不显著。     

管理层权力、内部控制与高管腐败

针对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频发的高管腐败现象,本文考察管理层权力配置与企业高管腐败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检验内部控制质量对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腐败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越可能诱发高管腐败行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抑制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腐败的诱发作用。     

高管团队异质性、断层线与创新战略——注意力配置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15年中国沪深A股129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高管团队异质性和高管团队断层线强度对企业创新战略的影响,以及高管团队的注意力配置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任期异质性和职能背景异质性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战略;高管团队的断层线负向影响企业的创新战略;高管团队的注意力配置对其异质性、断层线与企业创新战略的关系起调节作用。     

所有制、行业垄断与高管薪酬差距——来自中国上市公司2010年的证据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10年的高管薪酬数据为样本,检验所有制性质和行业垄断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水平显著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但是,由于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薪酬的决定机制不同,行业垄断程度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不同,对国有上市公司而言,所处行业的垄断程度越高,高管薪酬水平越高;而对非国有上市公司而言,所处行业的垄断程度越高,其高管薪酬反而越低。原因在于,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不同,国有上市公司的垄断地位来自政府赋予的对自然资源和其他资源的垄断优势,而非国有上市公司则主要是通过扩大企业规模来获取垄断地位。     

高管投行背景、政策机会与公司金融投资偏好

本文以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高管投行背景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投行背景的高管更偏好金融投资;高管具有投行背景的公司的金融投资收益率相对更高,表明投行背景具有价值优势;政策投资机会会抑制金融投资偏好,当公司所在行业受惠于产业政策支持时,上述正相关关系显著减弱。本文的研究结论从高管专业背景的角度拓展了公司金融化的解释,丰富了相关文献,也从微观层面提供了产业政策影响公司行为的证据,对认识公司金融化现象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治理结构如何影响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对欧盟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对欧盟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从所有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和管理层激励三方面研究了治理结构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国有股比例较高、监事会规模较大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绿地投资;高管报酬总额比例较高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并购;独立董事比例较高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合资.此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企业更倾向于并购或合资;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更倾向于绿地投资或合资;而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对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没有显著影响.文章对于如何通过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行业异质性、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作为生产的主体,企业行为直接关系到污染排放的多少与环保工作的成败。本文以2006-2015年中国沪深两市2081家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环境违规记录衡量企业环境绩效,检验高管薪酬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并从污染程度、竞争类型、行业周期三个角度检验行业异质性对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而言,高管薪酬与企业环境违规概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地,行业异质性显著影响着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在重污染行业,由于治污成本较高,高管更倾向于为了追逐高薪酬而实施环境违规行为;与非竞争型行业相比,竞争型企业的高管更容易为了获得高薪酬而实施环境违规行为;与成熟型行业相比,成长型企业较高的高管薪酬会显著提高环境违规概率。因此,要想从微观企业的角度促成企业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变,提高环境绩效,一方面要完善市场机制,形成企业环境行为与市场价值的有效反馈机制,让环境绩效更加及时、准确、充分地反映在市场机制中;另一方面则要充分考虑行业异质性,针对行业特征制定差异化的环境经济政策和差异化的高管薪酬制度,实现精准发力、精准施策、精准治污。     

高管变更、继任来源与盈余管理

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历来是盈余管理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但我国对这一问题的经验文献却相对较少。以中国资本市场2001年到2006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董事长或总经理)变更和高管的继任来源两个因素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盈余管理的因素之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变更导致了显著的负向盈余管理行为;外部继任者的上市公司相对于内部继任者的上市公司而言更倾向于进行显著的负向盈余管理。附加检验也揭示,高管离职的原因会给继任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带来不同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变更和继任来源是盈余管理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为理解中国资本市场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行为动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

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在企业、行业和城市层面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企业监管效率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行业数字化转型、相似企业行动决策和成功企业行动决策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具有溢出效应。本文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推动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政府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提供了决策参考。     

高管连锁网络与股价同步性

本文以2009—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高管连锁网络对公司股价同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连锁网络会提高公司的股价同步性,处于高管连锁网络越中心位置的上市公司,其股价同步性越高;从趋同性和信息透明度两个方面进一步分析高管连锁网络对股价同步性的作用机制,发现高管连锁网络并非通过降低公司透明度这一途径对股价同步性产生影响,而是因为连锁高管加强了上市公司间的行为学习、信息和资源的共享,促使公司间基础特征趋同,进而提高了公司的股价同步性;根据联结类型的不同将高管连锁网络划分为董事网络、监事网络和高管网络,实证结果表明高管网络对股价同步性的提升效应最大,董事网络次之,监事网络对股价同步性无显著影响;区分产权性质和法治环境后发现,在国有企业和所处法治环境较差的企业中,高管连锁网络提高股价同步性的效应更显著。研究结论为提升资本市场信息效率提供了理论支撑。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概率*

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深入探讨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能有效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生，其影响机制是通过学习效应实现的。本文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不同所有制类型、要素密集度、生产率的企业在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时，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该研究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更换贸易不确定性的度量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

本文对重庆市各上市公司高管团队内部的CEO与非 CEO两个层级的薪酬差距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此检验企业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和公司绩效、公司规模以及公司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多元线性回归的结果表明:薪酬差距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每股收益、资产负债率、公司资产规模、第一股东持股比例以及行业类别.结论表明:适当的加大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有利于高管激励,CEO权力对高管薪酬差距并无显著影响,第一股东对于企业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有很大的作用.